笪志剛
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對華錯誤言論后,高市內閣非但沒有收回錯誤言論、反省自身錯誤,反而繼續對華發難。例如,12月7日,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炒作所謂“雷達照射”問題,蓄意散布和炒作軍事安全領域的虛假消息。這一舉動體現出高市內閣企圖通過“畫靶子”的方式將自己包裝成地區摩擦的所謂“受害者”,轉移國際社會對其錯誤言論及軍國主義行為的關注,并為其突破和平憲法等危險動作制造借口。
塑造“受害者敘事”是日本右翼勢力推進歷史修正主義“大雜燴”的重要手段,并正在成為服務高市內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敘事。所謂“受害者敘事”,是指戰后日本為回避侵略戰爭罪責構建的一套由官方主導、多領域協同的敘事工程,旨在通過營造悲情化、去背景化、轉移責任化等敘事重塑國家身份,意圖擺脫戰敗國束縛,為擴軍修憲提供輿論合法性。該敘事的核心是突出自身“核爆受害者”的唯一身份,放大自身的戰爭悲劇記憶、模糊戰爭性質,否認南京大屠殺等對亞洲多國的侵略加害史實,剝離日本的加害者身份,進而將自身塑造成戰爭的“受害者”。
“受害者敘事”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渲染日本作為“受害者”的悲情意識,淡化“加害者”的負罪標簽,在各種紀念活動和輿論中傳播自衛和受害意識,刻意淡化侵略的“加害”在先引發報復的“受害”在后的因果關系,模糊戰爭責任主體,向國際社會輸出修正后的歷史認知。二是塑造和平國家的發展形象,傳播戰后日本經濟崛起及作為和平國家的貢獻,弱化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回潮的警惕。三是營造日本“弱勢”地位的國際氛圍,為多邊制衡周邊國家鋪墊輿論基礎,同時借“悲情”形象博取國際同情,為聯合域外國家介入區域事務、制衡周邊國家做鋪墊。
高市早苗上臺以來,其內閣不僅延續了在歷史層面的“受害者敘事”,更試圖將該套路復制到針對周邊國家的現實行動中,其戰略野心和算計暴露無遺。這一舉動釋放的錯誤信號,也正在釀成愈加嚴重的后果。
從戰略野心和戰術算計看,日本右翼勢力妄圖借此“模糊性”敘事消弭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戒備,以“戰略模糊”規避戰爭罪責。“受害者”意識也將為日本突破“專守防衛”走向“能戰之國”構筑輿論和民意基礎,夯實介入戰爭的所謂“正當性”。從釋放的錯誤信號看,其一方面否認侵略歷史罪行,無視國際社會正義聲音;另一方面渲染“解禁集體自衛權出于安全自保”,在日本國內與東亞制造地緣恐慌。
高市之流以“受害者敘事”行“對抗”之實,已經并繼續催生諸多惡果。一是扭曲民眾歷史認知。日本廣播協會今年的一項民調顯示,日本國內承認侵略戰爭比重僅為35%,這說明“受害者敘事”已嚴重滲透日本社會,支持高市言論的年輕群體更是可能成為重新滋生軍國主義的溫床。二是破壞地區合作。日本以“受害者敘事”為掩護,反復試探周邊國家與國際社會底線,甚至在此基礎上對中國進行挑釁,可能引發周邊的嚴重安全焦慮,干擾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合作進程。三是給戰后國際秩序帶來隱患。“受害者論調”暗中否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規定戰后國際秩序文件的法理性和權威性,為區域與世界和平穩定埋雷。
?無論高市內閣想借“受害者敘事”達到何種目的,都不能改變高市早苗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勢力仍在錯判形勢,不思悔改,妄圖通過挑動沖突對立,突破戰后國際秩序,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的現實。日方越是塑造自己為“受害者”,就越將凸顯其“加害者”的身份;其“受害者敘事”背后的陰謀,最終也將坐實日本東亞和平潛在破壞者的身份。高市內閣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反思悔過、撤回謬論,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作者是黑龍江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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