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最近又給外界拋出了一顆“政治信號彈”。在最新一次采訪中,他公開表示:如果能夠得到美國和歐洲提供的安全保障,烏克蘭可以在60到90天內舉行總統選舉,議會(最高拉達)將為此準備相關法律草案。
這番表態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為按照烏克蘭現行法律,在戰爭狀態、尤其是戒嚴狀態下,是禁止舉行全國性選舉的。
2024年5月,澤連斯基的首個五年任期已經自然屆滿,但根據憲法規定,現任總統在戰時可以繼續履職直至新總統就任。此前,烏克蘭各主要政黨在議會中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在戰爭結束、局勢恢復到相對穩定之后的半年內,再舉行全國大選。
也就是說,原來烏克蘭政治精英之間的約定,是“先打完仗,再談選舉”。而這一次,澤連斯基主動把時間表“往前挪”,從戰后六個月,變成在獲得安全保障前提下的“60到90天內”。看上去只是數字上的調整,背后卻是談判籌碼的重新擺放——尤其是在美國拋出所謂“28點和平計劃”之后。
根據多家媒體披露,這份由美國主導、正在施壓烏方接受的“28點計劃”,要求烏克蘭在停火后的100天內舉行大選,同時還包括向俄羅斯讓渡更多領土、承諾永不加入北約、削減軍隊規模等內容。這些條款在烏克蘭國內爭議極大,被不少觀察人士認為“偏俄”,是以烏克蘭安全為代價換取一紙停火協議。
在這樣的背景下,澤連斯基“自降”選舉時間要求,看上去是在向華盛頓釋放善意:既然你希望我盡快通過選舉“恢復合法性”,那我可以接受更緊的時間表,但前提是——美國和歐洲必須給足烏克蘭戰后的安全保障。簡單說,他把原本戰后選舉這個議題,拉到了與安全安排、領土問題同一張談判桌上。
從目前的公開信息看,美烏談判之所以遲遲難以突破,有兩個關鍵癥結:一是烏克蘭不愿在領土問題上作出公開讓步,尤其是東部和南部一些尚在激烈爭奪中的地區;二是基輔方面希望在任何停火方案之外,再單列一套由美國和歐洲共同背書的長期安全保障機制,而不只是“紙面上的保證”。
澤連斯基在最近幾個月的多次采訪中反復強調,他的“首要目標是結束戰爭”,并表示如果戰爭結束、烏克蘭安全有了長久安排,他“已準備好不再競選連任”,不打算在戰后長期掌權。
把這些話同他最新的“60到90天內大選”提法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這位戰時總統正在向外界傳遞一個信號——只要烏克蘭的安全和未來能得到保障,他個人的去留都可以成為談判的一部分。
但問題在于,即便澤連斯基把自己“放進了籌碼盒”,華盛頓,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恐怕也未必準備好接下這筆交易。
一方面,從烏克蘭國內政治生態看,澤連斯基作為“籌碼”的分量,的確已經不如戰時初期那樣沉甸甸了。最新民調顯示,在一系列腐敗丑聞和戰局膠著之后,他在國內的支持率明顯回落,遠低于沖突爆發之初九成以上的支持度。
更雪上加霜的是,他的核心心腹、總統辦公廳主任葉爾馬克最近因深陷腐敗調查而被迫請辭。烏克蘭反腐機構公開搜查其住所,隨后他辭去總統辦公廳主任職務。這被視作基輔政壇的一次“大地震”,也是對澤連斯基“超級總統制”的一次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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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克蘭,寡頭政治盤根錯節。澤連斯基雖然以“反建制”姿態上臺,但他在競選和執政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部分商業大佬和地區集團的支持,政府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圍繞利益集團展開。
戰爭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去寡頭化”,一些傳統寡頭被邊緣化,但也催生了新的權力網絡。
葉爾馬克所在的總統班底,正是這一新網絡的核心之一。如今這一核心人物突然倒臺,等于在戰時權力結構上撕開了一個口子,也讓反對派和舊勢力看到重返舞臺的機會。
另一方面,我們還不能忽視特朗普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備胎戰略”。今年3月,有關特朗普團隊高層成員與烏克蘭反對派領袖波羅申科、季莫申科等人舉行秘密會談的報道,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相關政要事后承認,與美國方面確有接觸,但否認參與任何“推翻澤連斯基”的陰謀。不過,這至少說明一件事:華盛頓已經在主動接觸可能的“戰后候選人”,澤連斯基不再是美國通往基輔政治的唯一窗口。
從談判的角度看,如果美國手中握有多張“烏克蘭政治牌”,單一領導人作為籌碼的價值自然會被攤薄。澤連斯基即便愿意“用自己換安全”,在特朗普眼中,其實未必比一個更配合、但同樣可以維持基本親西方路線的繼任者更有吸引力。
再從特朗普一貫的外交理念出發,他要的從來不是一個“包到底的烏克蘭”,而是一場盡快收尾的沖突,以及一次對美國全球承諾的縮減。特朗普多次公開表示,歐洲應該自己為烏克蘭的安全買單,美國不想繼續無休止地提供軍援,更不愿承擔類似北約第五條那樣的硬安全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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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的局面恰恰相反:在烏克蘭問題上,“全面介入”的成本比繼續有限援助還要高得多。要真正兌現澤連斯基所期待的戰后安全保障,美國就必須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長期承擔責任,把烏克蘭納入一種事實上的保護體系,并在與俄羅斯的關系中背上更多直接風險。這與特朗普希望推動的全球戰略收縮是逆向而行的。
因此,從現實考量出發,特朗普更可能做的是:推動一份能在短期內止戰、在中期內把責任更多轉嫁給歐洲、在長期內為美國保留回旋空間的方案,而不是為烏克蘭開出類似冷戰初期那種“終身保單”。在這種邏輯下,無論澤連斯基是否連任、烏克蘭新總統是誰,反而都成為次于“美國如何抽身”的問題。
需要看到的是,烏克蘭議會此前通過的多項決議,一再重申“戰時不舉行全國性選舉”的原則,并在法律上確認澤連斯基在戰時的合法身份。這些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對當前安全形勢的現實回應,也是為了避免國內政治在戰火中失序。
如今澤連斯基拋出“60到90天內選舉”的說法,一方面是對外界“獨裁”指責的回應,試圖證明自己并非“戀棧權位”;另一方面也是在為自己爭取一定主動權:把是否舉行選舉、何時選舉的問題,轉化為對美歐“是否提供安全保障”的一次公開“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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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道“反問題”最終能起多大作用,還要打上一個問號。對于正全力推動“28點計劃”的特朗普來說,烏克蘭只是全球復雜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他關心的是能否以最小成本換取“結束戰爭”的政治收益,而不是為某一位烏克蘭領導人量身定制一套安全方案。
可以預見的是,接下來一段時間里,圍繞“是否在戰時舉行選舉”“停火后多長時間內投票”“由誰來為烏克蘭的戰后安全買單”等問題,各方還將繼續拉鋸。對烏克蘭而言,真正決定未來走向的,或許不是某一位總統的個人命運,而是這場談判里,美國、歐洲和俄羅斯分別愿意承擔多大的責任,以及烏克蘭社會自身在長期戰爭壓力下還能保持多大的團結與自主空間。
本期內容到這里就要結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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