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人民大會堂莊嚴肅穆。周總理的追悼會正在進行,哀樂低回中,所有人都沉浸在悲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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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宋慶齡扶著扶手緩緩站立。她頭發花白,身形有些佝僂,連日的悲痛讓她臉色蒼白。突然,她側過臉,似乎聽到了什么,原本平靜的眼神瞬間燃起怒火。
沒等追悼儀式結束,素來端莊持重的宋慶齡竟毅然轉身,在眾人驚愕的目光中走出了會場。
緊接著消息很快傳開。接踵而至令人震驚的是,宋慶齡回到家中,當著秘書的面拍著桌子怒斥:“豈有此理!我不干了,我要辭職!回上海養老去!”
這不是一句氣話。此后整整一年,常年往返于北京、上海兩地的宋慶齡,幾乎一直待在上海,不再參與北京的日常工作。一場因追悼會引發的辭職風波,就此拉開序幕。
熟悉宋慶齡的人都知道,她不是個輕易動怒的人。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里,她見過風浪,遭過威脅,始終謹言慎行,從未如此失態。能讓她這般憤怒的,除了對周總理的深厚情誼,更藏著不為人知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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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情誼,始于1924年的廣州。那時周總理剛從法國回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為了鼓舞學生,他特意找到宋慶齡,請她來校演講。
“他很年輕,卻像個久經考驗的領導者。”多年后,宋慶齡在回憶錄里這樣描述初次見面的周總理。那次演講后,兩人成了革命路上的同道人。
1927年南昌起義,蔣介石四處通緝革命者,宋慶齡卻公開表態支持;抗戰時期,她在香港為八路軍籌集物資,周總理得知香港將淪陷,急令廖承志親自護送她轉移到重慶;在重慶的日子里,兩人常討論國事,看到她墻上掛的稻穗,周總理說“將來革命勝利了,要把稻穗畫到國徽上”,后來真的兌現了。
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想到創辦一份對外刊物,讓世界了解中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宋慶齡。“您在國際上有聲望,辦報經驗也足。”周總理的信任,讓她欣然接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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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國建設》創刊,宋慶齡親自定名。周總理再忙也會抽出時間關注,五周年時題詞“增進各國人民友誼”,十周年時陪她一起去編輯部慰問員工。這份工作,成了兩人革命情誼的又一見證。
1974年周總理住院,宋慶齡卻很少去探望。有人不解,她解釋:“他住院都忙,我去了還要招待,不如讓他多休息。”
她的關心從不含糊。聽說周總理需要補充營養,她讓人把自己養的魚送過去;得知鴿子蛋有營養,就把鴿子下的蛋攢起來送去。那些日子,她常坐在窗邊發呆,盼著周總理康復的消息。
1976年初,周總理的病危通知一次次傳來,宋慶齡的心揪成一團。1月10日,她不顧年邁,在秘書和隋氏姐妹的攙扶下,去醫院和周總理遺體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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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沒想到的是,這場告別竟成了流言的起點。“她那么大架子,送別總理還要兩個人扶著。”這些話像針一樣扎進她心里。
“我年紀大了,難道不能有人扶?隋家姐妹是總理看著長大的,她們就不能來告別嗎?”她紅著眼眶反駁,委屈無處訴說。
本以為流言會過去,可在1月15日的追悼會上,她又聽到了類似的竊竊私語。那一刻,悲痛、憤怒、委屈一起涌上心頭。她無法理解,在送別戰友的場合,怎么會有人揪著這些細節“嚼舌根”。
憤然離場后,辭職的念頭愈發強烈。“我這么大年紀,也該休息了。”她帶著一身疲憊回到上海,開始了長達一年的休養。
這一年里,她很少公開露面,卻始終關注著國家形勢。1977年5月,當國家局勢逐漸穩定,她終于走出陰霾,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往返于京滬之間。那場持續一年的辭職風波,就此畫上句號。
后來人們才明白,她的憤怒,不是為自己的名譽,而是為這份被流言玷污的革命情誼。她的辭職,不是退縮,而是一個老人在悲痛中的短暫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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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宋慶齡逝世前,床頭還放著她與周總理的合影。那些風雨同舟的歲月,那些被誤解的委屈,最終都化作了革命路上的堅定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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