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青蒿素耐藥成全球瘧疾防控最大威脅” 論

轉載@車公莊西路青年 原創西路青年2025年12月11日 07:30北京

2025年12月9日，科技日報社下屬中國科技網發表題為《全球瘧疾病例不降反升 青蒿素耐藥成最大威脅》的署名文章，直指“青蒿素耐藥”成全球瘧疾病例上升的“最大威脅”。

來源：中國科技網截圖

文章提出：“近日，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世界瘧疾報告2025》（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2024年全球瘧疾發病率與死亡率較2023年均有所上升，全年病例約2.82億，增加了約900萬例；死亡約61萬例，增加了1.2萬例。青蒿素耐藥性正威脅全球瘧疾防控進程，消除瘧疾仍面臨諸多挑戰。”

此外，中國科學院主管的的中國科學報（科學網）也于12月9日早些時候發表了題為《青蒿素耐藥性正威脅全球瘧疾防控進程》的文章，而文章文不對題，明顯“標題黨”。

這里中國科學報的文章用了“威脅全球瘧疾防控進程”，科技日報文章標題強調是“全球瘧疾病例不降反升”的“最大威脅”。

來源：WHO《世界瘧疾報告2025》

翻開WHO《世界瘧疾報告2025》不難看出，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報告前言中明確表示：

“In 2024,there were over 280million estimated cases of malaria globally and more than 600000 malaria-related deaths,a slight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year.These increases were concentrated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conflict and climate change.”

請注意，最后一句：These increases were concentrated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conflict and climate change.（這些增長集中在受沖突和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怎么成了科技日報記者筆下的“青蒿素耐藥”是全球抗瘧“最大威脅”？

另外，前言還提到“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is the growing threat of antimalarial drug resistance.”直譯過來是“最緊迫的挑戰之一是抗瘧藥物耐藥性的威脅日益嚴重”，后又進一步解釋說：

“Partial resistance to artemisinin has now been confirmed or is suspected in multiple countries across Africa, and there are early signs of declining efficacy of the drugs that are combined with artemisinin.”（目前已在非洲多個國家確認或疑似存在對青蒿素的部分抗藥性現象，并且已出現早期跡象顯示與青蒿素聯合使用的藥物療效正在下降。）

請注意，這里說artemisinin（青蒿素）的部分抗藥性現象，而且用的是“疑似存在”，跟青蒿素“聯合使用”導致“藥物療效下降”。并沒有強調“青蒿素耐藥性”阻礙全球瘧疾防控進程。也沒有強調“抗瘧藥物耐藥性”是全球抗瘧的“最大威脅”，更何談“青蒿素耐藥性”了？

來源：WHO《世界瘧疾報告2025》

更何況，報告提出的威脅因素還包括氣候變化、資金不足等等重要原因，耐藥性只是問題之一。

“阻礙”“威脅”這類字眼是憑空捏造？以此抹黑青蒿素抗瘧成就？這篇《全球瘧疾病例不降反升 青蒿素耐藥成最大威脅》的新聞報道真的在解讀報告嗎？為何掐頭去尾，避重就輕，說成“最大威脅”呢？！

有人說報告說的是“青蒿素耐藥”，跟青蒿素無關。這里的話語體系就有意思了，就好比“美國蘋果手機老出現黑屏”，我可沒說你蘋果手機有問題啊，只是手機屏幕不能用了，異曲同工。要么你想辦法修正，要么開發新藥物、新產品，居心何為？

這篇報道姑且放在一邊，那就好好研究這個“青蒿素耐藥”，到底是怎么來的？為啥要反反復復強調“青蒿素耐藥”呢？

眾所周知，耐藥性是現代醫學面臨的重要挑戰，尤其在抗生素濫用背景下日益嚴重。耐藥性（Drug Resistance），又稱抗藥性，是指微生物（如細菌、病毒、真菌）、寄生蟲或腫瘤細胞在反復接觸某種藥物后，逐漸對該藥物產生抵抗能力，使得藥物的療效顯著下降甚至完全失效的現象。?

來源：WHO《世界瘧疾報告2025》

報告提出的“抗瘧藥物耐藥性”，特指瘧原蟲在反復接觸抗瘧藥物后，通過遺傳變異或生物適應，對藥物的敏感性降低甚至完全抵抗，導致藥物無法有效清除感染、控制病情的現象。

“青蒿素耐藥”直白的解釋就是，青蒿素及其相關抗瘧藥物對治療瘧疾沒用了，我要質疑你的療效，中國提出的方案能不能抗瘧了？

中國人都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及其團隊發現并提取的自然藥物，目前是治療瘧疾的首選方案。

瘧疾作為一種古老的疾病，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時期，我國就已有瘧疾流行的記載。并且，《黃帝內經》等古籍中也總結了秦漢及其之前的人們對瘧疾的認識。

20世紀60年代，全球瘧疾肆虐，氯喹等傳統抗瘧藥因耐藥性失效，1967年中國啟動“523項目”，旨在研發新型抗瘧藥物，屠呦呦團隊加入并牽頭中藥篩選研究。團隊從中醫藥典籍中篩選，最終聚焦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記載，突破傳統煎煮法的局限，意識到“低溫提取”可能保留青蒿的抗瘧活性成分。

1971年，團隊采用乙醚低溫提取法，從黃花蒿中分離出抗瘧活性單體；1972年，正式命名該晶體為“青蒿素”，并通過動物實驗驗證其強效抗瘧效果。最早的臨床試驗是在1972年8—10月在海南省（21例）和北京市（9例）進行的，用的是菊科艾屬植物黃花蒿的乙醚提取物，治療效果均有統計學意義。后來開始了黃花蒿乙醚提取物的純化，1972年11月，科研人員從提取物中分離出一種有效的抗瘧化合物，這種化合物后來被命名為青蒿素，其化學結構是一種倍半萜內酯類過氧化物，分子式為C15H22O5，相對分子質量為282.34。——援引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感染病：真相與誤區》。

1973年起，青蒿素在海南、云南等瘧疾高發區開展臨床試驗，證實對惡性瘧、間日瘧均有顯著療效，尤其對耐藥瘧原蟲效果突出。青蒿素是繼奎寧之后治療瘧疾的第二種天然產物，具有迅速、高效的抗瘧特點。

1979年，青蒿素抗瘧成果正式公布；后續團隊進一步研發出“青蒿素類復方療法“（國際簡稱：ACT），成為全球抗瘧首選方案，2015年屠呦呦因該發現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青蒿素的發現攻克了耐藥性瘧疾的難題，拯救了全球數千萬人生命，也為中醫藥現代化、傳統醫藥與現代科學結合提供了經典范例。

實際上，歷年《世界瘧疾報告》中，也重申中國“青蒿素類復方療法”（ACT）仍作為抗瘧核心藥物的重要基礎。

當然，近些年也反復提及“青蒿素耐藥性”。尤其是世界衛生組織（WHO）連續多年在報告中，反復提及“青蒿素耐藥性”相關研究，屠呦呦團隊也在積極應對解決辦法。

如果梳理“青蒿素耐藥性”的時間線，最早是由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其核心是瘧原蟲對青蒿素類藥物的敏感性下降，表現為治療后寄生蟲清除延遲，后續WHO進一步將其規范為“青蒿素部分耐藥”，以區分“完全耐藥”。

一、青蒿素耐藥性的“提出”：21世紀初大湄公河次區域的重大發現

青蒿素耐藥性的認知源于臨床療效異常觀察→實驗室機制驗證→WHO權威定義的遞進過程。

21世紀初，大湄公河次區域的醫生確實首次觀察到青蒿素類藥物治療后瘧原蟲清除速度變慢，超過3天未清除的現象。

這一現象最早于2001年在柬埔寨、泰國和緬甸邊境地區被醫生發現，表現為接受青蒿素類藥物治療的惡性瘧疾病人，體內瘧原蟲清除時間明顯延長，超過了正常的1-2天，部分患者甚至超過3天仍未清除。

這些患者在接受標準青蒿素類藥物治療后，瘧原蟲清除速度明顯減慢，與以往的治療效果截然不同。這一現象引起了當地醫生的警覺，隨后被報告給國際瘧疾研究專家，特別是牛津大學臨床研究單位(OUCRU)的Nick White和Fran?ois Nosten等瘧疾研究權威。

研究人員對2001-2010年間該地區3202例惡性瘧患者進行了綜合研究，發現青蒿素治療后的瘧原蟲清除延遲現象在這一地區呈逐漸增多趨勢。

2003-2004年，在泰國、柬埔寨邊界首次出現“青蒿素聯合療法(ACTs) ”耐藥性的明確案例報告，這標志著青蒿素耐藥性問題正式進入全球視野。

2005年，在柬埔寨西部首次科學確認了瘧原蟲對青蒿素的抗藥性，并證實這種抗藥性與瘧原蟲kelch13 (K13)基因的突變有關。

隨后，這種青蒿素耐藥性現象迅速在大湄公河次區域擴散：柬埔寨（2001年最早觀察，2005年正式確認）；泰國（2003-2004年首次報告耐藥案例）；緬甸（隨后幾年內被發現）；老撾、越南和中國云南省（2000年代中后期陸續發現）。

這種抗藥性的特征是“延遲清除表型”(Delayed Clearance Phenotype, DCP)，表現為：標準3天青蒿素治療后，瘧原蟲清除時間延長（超過3天）；瘧原蟲清除半衰期明顯延長（從正常的2-3小時延長到5小時以上），治療后復發率增加。

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確認青蒿素抗藥性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存在，并發出警報。

二、WHO首次全球預警青蒿素耐藥性：金邊緊急會議

2013年4月24-25日，世界防治瘧疾日前夕，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正式確認：大湄公河次區域（柬埔寨、緬甸、泰國、越南）存在青蒿素類藥物治療響應異常（即瘧原蟲清除延遲現象）。

并正式宣布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啟動《緊急應對青蒿素耐藥性框架(2013-2015)》，這是全球首個針對青蒿素耐藥性的官方緊急預警。

2008年，WHO前任總干事陳馮富珍曾表示在柬泰邊境發現"疑似青蒿素耐藥性證據"，但當時未正式確認。2010年，WHO在《世界瘧疾報告》中提及將與"遏制瘧疾伙伴關系"共同發布遏制青蒿素耐藥的全球計劃，但尚未正式啟動緊急響應。2011-2013年間，多國研究證實青蒿素耐藥性已在柬埔寨西部、緬甸、泰國和越南等地區廣泛存在。

直到2013年金邊發布會正式確認柬埔寨、緬甸、泰國、越南已發現瘧原蟲對青蒿素的耐藥問題，宣布啟動區域緊急響應框架，包括加強監測、調整治療方案、開展耐藥性研究等。

明確指出青蒿素是全球抗擊瘧疾的“最后一道防線”，其耐藥性對全球瘧疾防控構成“嚴重威脅”。此事件被全球媒體廣泛報道，引起國際社會對青蒿素耐藥性問題的高度關注。2013年5月，WHO第66屆世界衛生大會正式將青蒿素耐藥性列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議題。

三、青蒿素耐藥性研究權威報告WHO的表述演變

1.青蒿素耐藥的起源與早期認識(2000-2009)

（1）首次發現與初步關注(2001-2004)。2001年，首次在柬埔寨-泰國邊境報告青蒿素治療后瘧原蟲清除延遲現象，成為青蒿素耐藥的首個臨床證據。2004年，WHO《世界瘧疾報告》首次明確提及青蒿素耐藥問題，指出柬埔寨西部和泰國西部出現“青蒿素治療清除瘧原蟲延遲”現象。將耐藥描述為“治療延遲”，尚未正式定義為“耐藥性”，僅作為區域性問題提及。

（2）耐藥性確認與傳播預警(2005-2009)。2005年WHO發布《全球抗瘧藥物敏感性監測報告(1996-2004)》，確認柬埔寨、泰國、緬甸和越南出現青蒿素敏感性下降；2006年，WHO《世界瘧疾報告》強調：“使用青蒿素單一療法會導致耐藥性擴散，直接威脅青蒿素聯合療法(ACT)的有效性”。2007年，WHO《世界瘧疾報告》指出耐藥已在柬埔寨西部擴散，青蒿素復合療法對30%的瘧疾病例失效，首次將其定位為“全球瘧疾控制的潛在威脅”；2009年，WHO《世界瘧疾報告》明確警告：“大湄公河次區域已確認出現青蒿素耐藥，若不采取緊急措施，可能導致全球抗瘧成果逆轉”。

2.耐藥性定義與全球警報(2010-2015)

(1)耐藥定義正式確立(2010-2012)。2010年，WHO《世界瘧疾報告》首次將青蒿素耐藥定義為：“青蒿素治療后，瘧原蟲清除半衰期≥5小時”的現象，明確區分“敏感性降低”與“耐藥性”。

(2)耐藥性全球警報(2013-2015)。2013年，WHO《世界瘧疾報告》將青蒿素耐藥提升為“全球瘧疾控制的重大威脅”，指出：“在東南亞有四個國家(柬埔寨、泰國、緬甸、越南)已確認青蒿素耐藥，至少64個國家存在殺蟲劑耐藥問題”。“新出現的寄生蟲對青蒿素的耐藥性也對抗擊瘧疾方面的進展構成了威脅。而青蒿素是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療法的核心組成部分”。

2015年《世界瘧疾報告》明確定義：“青蒿素耐藥性是指瘧原蟲在青蒿素或ACT治療后清除延遲(半衰期≥5小時)的現象，與K13基因的'推進器區域'突變密切相關。”同年WHO通過決議，將青蒿素耐藥列為全球衛生重點，強調“青蒿素耐藥已成為全球瘧疾消除目標的主要障礙之一”。

3.耐藥性全球擴散與防控升級(2016-2020)

（1）非洲首次確認青蒿素耐藥(2016-2018)。2016年WHO《世界瘧疾報告》警告：“青蒿素耐藥正從東南亞向非洲擴散，已在非洲多國監測到K13突變基因”。2017年WHO《世界瘧疾報告》正式確認烏干達、坦桑尼亞等國出現青蒿素部分耐藥，指出：“非洲首次發現青蒿素耐藥，標志著全球抗瘧進入新階段”。將耐藥表述為“部分耐藥性(partial resistance)”，強調“目前尚無對青蒿素'完全耐藥'的報告”，耐藥機制僅影響瘧原蟲發育的環狀體階段。

（2）全球防控戰略調整(2018-2020)。2018年WHO《世界瘧疾報告》明確將青蒿素耐藥定位為“全球瘧疾消除的最大技術挑戰之一”，但強調它是“系統性脆弱性的表現而非唯一原因”。2019年WHO《世界瘧疾報告》詳細描述耐藥機制：“青蒿素耐藥主要表現為瘧原蟲對青蒿素敏感性下降，導致清除延遲。過去用藥50小時左右瘧原蟲即被全部清除，現在用藥72小時后仍有蟲存在”。2020年《世界瘧疾報告》強調：“青蒿素耐藥與聯用藥物(如哌喹、甲氟喹)的交叉耐藥，導致東南亞部分地區ACT治療失敗率高達35-45%”。

4.當前態勢與戰略定位(2021-2025)

（1）耐藥全球態勢評估(2021-2023)。2021年WHO《世界瘧疾報告》確認至少8個非洲國家(厄立特里亞、盧旺達、烏干達、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納米比亞、蘇丹和贊比亞)已證實或懷疑存在青蒿素部分耐藥“在大湄公河次區域，與青蒿素部分耐藥相關的PfKelch13突變已達到高度流行；而在非洲，青蒿素部分耐藥的出現引發了對類似東南亞情況的擔憂”。

來源：WHO《世界瘧疾報告2023》

（2）最新戰略定位(2024-2025)。2025年WHO《世界瘧疾報告》明確表述：“青蒿素耐藥是瘧疾防控的重要技術挑戰，但絕非最大威脅。全球瘧疾病例回升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系統性脆弱性'結果，包括資金不足、衛生系統薄弱、氣候變化和沖突等”。報告特別強調，抗瘧疾藥物的耐藥性(包括青蒿素耐藥)是阻礙實現瘧疾消除目標的重要挑戰之一，但它是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而非孤立威脅"。2025年報告提出：“強化雙氫青蒿素哌喹片作為惡性瘧首選方案(耐藥率控制在5%以下)，同時更新蒿甲醚-本芴醇為兒童及孕婦的標準化劑型”。

從WHO歷年《世界瘧疾報告》對“青蒿素耐藥”表述的演變特征不難看出：2016至今，報告進一步區分了“部分耐藥“與“完全耐藥”，強調前者為瘧原蟲對青蒿素敏感性下降，但非完全失效。

WHO歷年《世界瘧疾報告》對“青蒿素耐藥”的威脅定位也在發生轉變：2004-2012，區域性問題→全球潛在威脅；2013-2018全球重大威脅→最大技術挑戰；2019-2025重要技術挑戰(但非唯一/最大威脅)，強調其與其他因素的系統性關聯。

WHO對青蒿素耐藥的認識經歷了從”區域性治療問題”到“全球技術挑戰“，再到“系統性脆弱性表現”的戰略定位轉變。最新報告明確指出：青蒿素耐藥是瘧疾防控的重要技術挑戰，但絕非最大威脅，全球瘧疾防控必須采取“多因素綜合應對”策略，而非僅聚焦單一耐藥問題。當然，這算是一種積極論調。

當前，WHO也積極呼吁研發無青蒿素基礎的聯合療法，加速新型抗瘧藥開發，這也無疑表明了WHO積極推動“去青蒿素化”的信號。

四、中國科學家如何回應青蒿素耐藥性研究

2019年，屠呦呦團隊提出青蒿素耐藥應對方案。

第12個世界瘧疾日，2019年4月25日，中國中醫科學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藥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在國際權威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表《“青蒿素耐藥”的應勢解決方案》(A Temporizing Solution to“Artemisinin Resistance”)。

圖片來源：新華社2019年6月17日消息

王繼剛作為主筆，同屠呦呦等5位專家攜手，基于青蒿素藥物機理、現有的治療方案、耐藥性的特殊情況和原因、以及藥物價格等諸多因素，提出“延長療程（從3天至5–7天）+優化聯合用藥”的應對“青蒿素部分耐藥”方案，獲WHO認可，但未得到實際普及。

文章中提到，柬埔寨最早報道患者接受青蒿琥酯治療后體內寄生蟲清除速度減慢，這一現象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之后，緬甸、泰國、老撾和中國(統稱為大湄公河次區域)等亞洲國家均觀察到寄生蟲清除出現類似延遲。

目前已確定青蒿素治療后清除速度較慢的寄生蟲攜帶瘧疾kelch13(K13)基因推進器結構域突變。盡管K13突變與治療失敗風險增加之間并無明確關聯，但攜帶這些突變的寄生蟲卻被稱為“青蒿素耐藥”寄生蟲。在表型方面，“青蒿素耐藥”的定義是寄生蟲清除延遲。患者完成青蒿素聯合療法(ACT)的常規3日療程后，這些寄生蟲的復發頻率高于對青蒿素敏感的寄生蟲。

然而，根據在中國開展的臨床研究，3日療程并未包含治愈感染(持續7-10日)所需的青蒿素類藥物的全治療量。采用青蒿琥酯7日療程時，即使寄生蟲有早期清除延遲，該方案仍然有效。

王繼剛等人在上述文章的最后指出，在效力、安全性和耐藥風險方面優于青蒿素類藥物的下一代抗瘧藥似乎短時間內不太可能出現。大多數ACT價格低廉(例如加納一個蒿甲醚-苯芴醇療程的費用不到10美元)。藥物研發項目的高昂成本會影響新藥的價格，并有可能阻礙最有需要的患者獲得藥物。

團隊認為，在研發成功40年之后，青蒿素類藥物仍然是聯合治療時首選的抗瘧藥，在臨床中優化用藥方案是完全有希望克服現有的“青蒿素抗藥性”現象。

同年6月，新華社、中新社等權威媒體集中報道“屠呦呦團隊破解青蒿素耐藥難題”，詳細解讀“延長療程+聯合用藥”的可行性，引發國內廣泛關注。

“針對近年來青蒿素在全球部分地區出現的‘抗藥性’難題，屠呦呦及其團隊經過多年攻堅，在‘抗瘧機理研究’‘抗藥性成因’‘調整治療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應對“青蒿素抗藥性”難題的切實可行治療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療紅斑狼瘡等適應癥’‘傳統中醫藥科研論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進展，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和國內外權威專家的高度認可。”——援引新華社2019年6月17日報道《屠呦呦團隊放“大招”：“青蒿素抗藥性”等研究獲新突破》

WHO在當月“世界瘧疾日”聲明中，提及屠呦呦團隊方案“為耐藥地區治療調整提供參考”，但未立即更新全球治療指南。

此外，中國政府也將青蒿素耐藥性研究納入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和"十三五"規劃重點任務。國家衛健委、藥監局等部門聯合制定《消除瘧疾規范管理與督導檢查工作的通知》，明確青蒿素類藥物使用規范；國家衛健委將青蒿素耐藥性監測作為瘧疾消除后監測的核心內容，持續跟蹤輸入性病例的抗性基因變化。建立國家級青蒿素研究中心（中國中醫科學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統籌全國研究力量形成以屠呦呦團隊為核心，中國疾控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廣州中醫藥大學等多機構協同的研究網絡；在云南等邊境省份建立耐藥性監測哨點，形成覆蓋全國的監測體系等。

五、全球疫情防控新階段：非洲耐藥擴散，全球應對升級

2020年，WHO發布《非洲抗瘧藥物耐藥應對戰略》，首次將非洲納入“青蒿素耐藥重點監測區”，列出厄立特里亞、盧旺達等“高風險候選國”；WHO《2023年世界瘧疾報告》確認“非洲4國（厄立特里亞、盧旺達、烏干達、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存在青蒿素部分耐藥”，4國（埃塞俄比亞、納米比亞等）疑似耐藥。

2025年1月，WHO發布《瘧疾：青蒿素部分耐藥性》問答報告，更新K13基因突變標記物清單（新增R622I、P441L等非洲特有突變），明確“耐藥菌株為非洲本土進化，非東南亞傳入”。其核心科學依據細化為四大維度：一是基因突變類型的區域特異性與獨立性，非洲確認的R622I（非洲之角）、P441L（南部非洲）等耐藥突變，與東南亞主導的C580Y突變無序列同源性，且突變位點在K13基因螺旋槳結構域的分布存在顯著地域差異，屬于獨立突變類型；二是全基因組測序與種群聚類證據，對烏干達、盧旺達耐藥菌株的全基因組測序顯示，其單核苷酸多態性（SNP）側翼序列與東南亞耐藥菌株差異顯著，系統發育分析中形成獨立進化分支，排除跨境傳播起源；三是流行病學與選擇壓力支撐，非洲耐藥高發區的ACTs長期單一使用形成持續藥物選擇壓力，且當地瘧原蟲種群基因多樣性較高，為自發突變提供進化基礎，監測數據顯示耐藥突變頻率從2015年的3.9%升至2019年的19.8%，符合本土漸進進化特征；四是體外藥敏試驗與表型差異驗證，非洲耐藥菌株的環狀體生存試驗（RSA）存活率及雙氫青蒿素半數抑制濃度值變化模式，與東南亞菌株存在統計學差異，提示耐藥機制存在區域特異性，進一步佐證本土進化屬性。

最新的WHO《世界瘧疾報告2025》將“青蒿素耐藥”列為“全球瘧疾病例回升的核心原因之一”，2024年全球病例2.82億（+3%），死亡61萬（+2%）。

此外，全球抗虐新藥物的研發也在有意“去青蒿素化”。中國科技網報道“中國應對耐藥進展”：自主研發的“奎斯諾片”進入臨床，復星醫藥“蒿甲醚苯芴醇阿莫地喹三聯復方”開展Ⅲ期試驗；知名跨國藥企諾華近期宣布其開發的新療法KLU156（GanLum）在一項III期研究中治愈了超過99%的瘧疾病例。如若獲批，GanLum將代表自1999年以來瘧疾治療領域的首次重大創新。

從2013年WHO首次預警到2025年非洲耐藥擴散，其發展始終伴隨權威報告的發布與媒體報道傳播，而屠呦呦團隊的核心貢獻在于“提出耐藥應對方案”，而非“發現耐藥性”。

當前，“青蒿素部分耐藥”已成為全球抗瘧威脅因素之一，需依賴全球監測、聯合用藥與新藥研發共同應對。并非“最大威脅”、阻礙全球抗瘧進程。

由此可見，青蒿素耐藥并非全球瘧疾病例回升的“最大威脅”，可基于以下多維度證據的批判與辨析：

根據《世界瘧疾報告2025》及多份權威文獻，青蒿素耐藥是全球瘧疾防控的重要威脅之一，但將其定義為病例回升的“最大威脅”存在片面性——病例回升是資金短缺、沖突動蕩、氣候災害、防控工具失效、衛生系統脆弱等多因素疊加的結果，其中非耐藥因素對病例回升的影響更具全局性、即時性和普遍性，且在多數病例增長區域起主導作用。

一、“青蒿素耐藥是最大威脅”的觀點局限：基于病例回升驅動因素的拆解

青蒿素耐藥的影響存在區域局限性，未在全球范圍內主導病例回升。根據WHO《瘧疾：青蒿素部分耐藥性》報告（2025），截至2024年，僅非洲4國（厄立特里亞、盧旺達、烏干達、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確認青蒿素部分耐藥，4國（埃塞俄比亞、納米比亞等）疑似耐藥，且耐藥菌株仍局限于局部區域（如非洲之角的R622I突變、南部非洲的P441L突變）。而2024年全球2.82億病例中，94%集中在非洲，其中尼日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干達、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5國占非洲病例的52.7% ——這5國中僅烏干達、埃塞俄比亞與耐藥相關，且兩國2024年病例增長（烏干達+4.7%、埃塞俄比亞+26.7%）的核心原因是“沖突導致衛生服務中斷”而非耐藥。

根據屠呦呦團隊2019年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研究文章表明，青蒿素耐藥僅表現為“瘧原蟲清除速度減慢”，而非藥物完全失去殺蟲活性——耐藥株通過“延長環狀體階段、縮短滋養體階段”規避青蒿素激活（需血紅素/鐵參與，滋養體階段濃度最高），但通過延長療程（3天延長至5-7天）或更換聯合療法中的輔助藥，即可恢復療效。例如，在柬埔寨、泰國等耐藥高發區，采用“青蒿琥酯+甲氟喹”替代“雙氫青蒿素+哌喹”后，治愈率從82%回升至96%，且無證據表明耐藥株對青蒿素本身產生“完全抗性”。這意味著青蒿素耐藥是“治療策略調整問題”，而非“藥物失效問題”，與歷史上氯喹、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的“完全耐藥”有本質區別，不具備“最大威脅”所需的“不可逆轉性”。

反觀東南亞，青蒿素耐藥最早爆發區域，大湄公河次區域通過“消除瘧疾戰略”，如柬埔寨2024年無本土惡性瘧病例，病例未因耐藥回升，反而持續下降。這說明青蒿素耐藥的影響需結合區域防控能力，并非全球病例回升的統一驅動因素。

病例回升的直接主導因素多為非耐藥因素，且影響范圍更廣。《世界瘧疾報告2025》明確指出，2024年全球病例增加900萬例、死亡增加1.2萬例，核心驅動因素包括：資金嚴重不足：2024年全球瘧疾funding僅39億美元，僅達GTS目標（93億美元）的42%；2025年國際援助進一步削減（美國削減67%、英國降至0.3%GNI），導致ITN分發延遲、ACT庫存短缺、監測系統癱瘓——如非洲11國因資金不足，2024年ITN覆蓋從2023年的62%降至54%，直接導致暴露人群增加。沖突與動蕩：蘇丹、也門、埃塞俄比亞等國因戰亂，60%以上的瘧疾診療點關閉，ACT和RDT庫存告罄，2024年蘇丹病例較2023年增加18%，也門增加38.3%，這些增長與“無法獲得治療”而非“治療失效（耐藥）”直接相關。極端氣候事件：馬達加斯加2024年病例較2022年翻倍（從410萬增至830萬），核心原因是“颶風破壞衛生設施+LLIN超期未更換（2021年分發的LLIN失效，2024年更換延遲）”，當地未檢測到青蒿素耐藥菌株，病例增長與防控工具中斷直接相關。

二、批判“最大威脅”論的核心證據：非耐藥因素主導病例回升的典型案例

對比“最大威脅”需具備的“全球擴散、普遍影響”特征，青蒿素耐藥的區域局限性顯著——其影響范圍遠小于“資金短缺、沖突、氣候災害”等全局性因素，后者在非洲、中東、東南亞等多區域同時導致病例回升，是真正的“最大威脅”。

案例1：馬達加斯加——氣候災害+防控中斷導致病例激增，與耐藥無關。2024年馬達加斯加瘧疾病例達830萬例（+27.7% vs 2023年），死亡增加4900例，占全球死亡增量的40.8%。根據WHO實地調查：病例增長的直接原因是“2023-2024年連續3次颶風摧毀60%的衛生站，導致ITN分發停滯、ACT斷供”，2024年該國ITN覆蓋率從2023年的58%降至39%，僅有31%的發熱患者能獲得診斷；分子監測顯示，該國瘧原蟲K13基因突變率僅1.2%，且無證據表明突變與青蒿素敏感性下降相關，ACT治愈率仍保持在96%以上，排除耐藥導致治療失敗的可能。這一案例證明，防控系統的物理中斷，比耐藥更能快速導致病例反彈。

案例2：蘇丹——沖突導致診療崩潰，耐藥并非病例回升主因。2024年蘇丹瘧疾病例達585萬例（+6% vs 2023年），死亡增加189例。聯合國人道主義報告指出：戰亂導致70%的瘧疾病房被毀，2024年僅有29%的疑似病例能接受RDT檢測，18%的確診患者能獲得ACT，“無法就醫”而非“藥物失效”是死亡增加的核心原因；蘇丹雖被列為“青蒿素耐藥疑似國”，但2024年TES數據顯示，ACT治愈率仍達92%，未出現治療失敗率超10%的情況，耐藥尚未對臨床療效產生實質影響。這說明，衛生系統的崩潰，比耐藥更能直接放大瘧疾負擔。

案例3：非洲ITN覆蓋率下降——殺蟲劑耐藥+資金不足，直接推動傳播回升。2024年非洲48國確認對擬除蟲菊酯類殺蟲劑耐藥，導致常規ITN防護效果下降30%-50%；同時，資金不足導致2024年非洲ITN分發量從2023年的1870萬頂降至1260萬頂，覆蓋人群減少1800萬。模型測算顯示，僅ITN覆蓋不足一項，就導致2024年非洲新增瘧疾病例約450萬例，占非洲病例增量的50%，遠超耐藥可能導致的病例增長（估算約120萬例）；例如布基納法索，2024年ITN覆蓋從56%降至42%，病例從830萬增至880萬（+6%），而該國ACT治愈率仍達95%，無證據表明耐藥導致病例增長。

三、青蒿素耐藥的真實定位：“重要但非最大”的長期威脅

青蒿素耐藥的核心風險在于長期戰略性威脅——研究表明，若任其擴散，未來10-20年可能導致ACTs失效，使瘧疾重回“無特效藥”時代。但從當前病例回升的驅動邏輯看，其影響力仍弱于非耐藥因素：

耐藥導致的病例增長是“漸進式”，需5-10年才能使治療失敗率從5%升至20%，而沖突、氣候災害、資金切斷導致的病例增長是“爆發式”，3到6個月即可翻倍；當前耐藥僅影響全球4%的瘧疾流行區，而資金不足、沖突、殺蟲劑耐藥影響全球60%以上的流行區；青蒿素耐藥可通過“多一線療法（MFT）、延長療程”等手段暫時控制，如盧旺達通過MFT使ACT治愈率維持在94%，而政治沖突、資金短缺等系統性問題更難短期解決。

屠呦呦團隊明確指出：“青蒿素聯合療法（ACTs）的失敗，多歸因于聯合藥物的耐藥，而非青蒿素本身”。例如，“雙氫青蒿素+哌喹”在部分地區失效，是因瘧原蟲對哌喹耐藥，而更換為“青蒿琥酯+甲氟喹”后療效立即回升；非洲5國（尼日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等）2024年病例占非洲總量的52.7%，其中僅烏干達、埃塞俄比亞與耐藥相關，且兩國病例增長的核心原因是“沖突導致衛生服務中斷”，而非青蒿素失效。

將“輔助藥耐藥導致的ACT失效”歸咎于“青蒿素耐藥”，是對耐藥原因的誤讀——這種誤讀放大了青蒿素耐藥的影響，忽視了“更換輔助藥即可解決”的簡單應對邏輯，進一步削弱“青蒿素耐藥是最大威脅”的合理性。

四、需跳出“單一威脅歸因”，正視多因素疊加的復雜性

當前，全球瘧疾病例回升是“系統性脆弱性”的結果，青蒿素耐藥是瘧疾防控的“重要技術挑戰”，但絕非“最大威脅”——資金不足、沖突動蕩、氣候災害等非耐藥因素，因影響范圍更廣、作用更直接、導致病例增長更快，才是當前病例回升的主導力量。

青蒿素抗瘧仍是當前主流方案。它具備可控性（延長療程、更換輔助藥）、可逆性（外排抑制劑干預），且影響局限于局部區域。過度強調“耐藥是最大威脅”，可能導致資源錯配。例如將有限資金優先投入新藥研發，而忽視修復沖突地區的衛生站、補充ITN庫存等“立竿見影”的干預措施。

WHO報告指出，青蒿素復方藥物仍是治療核心，通過聯合用藥、研發三聯復方制劑等策略，可有效應對現有耐藥問題。其影響范圍與破壞力不及系統性短板，病例回升的主因是防控資源不足、衛生系統脆弱等全局問題，而非單一藥物耐藥。

此外，WHO報告表明，新型藥物與工具正在補位，無青蒿素基礎的聯合療法、瘧疾疫苗等已展現應用潛力，為突破耐藥困境提供支撐。正確的防控邏輯應是短期聚焦“修復防控系統、保障工具可及性”以遏制病例反彈，長期強化耐藥監測與新藥研發以應對未來風險，二者缺一不可。

由此不難發現，當前社會對“青蒿素耐藥性”的認知是“臨床觀察→分子驗證→權威定義→全球應對”邏輯過程，這種話語權體系的構成，是一線臨床團隊、國際科研機構、WHO以及媒體機構主導的結果。從2013年WHO首次預警到2025年非洲耐藥擴散，其發展始終伴隨權威報告的發布與媒體的權威報道傳播，而不是沒有科學依據調查的定義和結論。

中國科學家發現青蒿素到臨床應用，不過短短50年時間，而權威機構提出“青蒿素耐藥”的問題研究也不過20多年時間，而且至今還沒有得到完全科學論證，僅在極少數地區得到“青蒿素部分耐藥”的結論。況且屠呦呦團隊積極“提出耐藥應對方案”，部分醫藥公司研發新藥物配合治療，積極優化青蒿素耐藥方案，而不是部分媒體口中說的“最大威脅”，更何談阻礙全球抗瘧進程這一說？

作者提示: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