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觀點｜移民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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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的政策組合，最佳的政策安排，是在對入境規則實行具有公信力、穩定可預期的執法的同時，切實推動已經在境內的移民融入社會。

唐納德·特朗普曾誓言要發起“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驅逐行動”，并已將聯邦執法人員派往全美各大城市著手實施。在官方敘事中，這場行動主要被包裝成一項治安政策，是一場為了宣示“法律與秩序回歸”的高調行動，同時也被標榜為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就業競爭沖擊的手段。其邏輯看上去簡單明了：把無證移民驅逐出去，犯罪率就會下降，本土工人的工資就會上升。

在經濟學的視角下，故事則完全不同。移民問題是整個經濟學領域中研究最為充分、方法最為嚴謹的議題之一，數十年的證據都在否定這樣一種前提設想，即無證移民會推動犯罪，或者在具有實質意義的程度上壓低本土居民的工資。大量研究發現，移民群體，尤其是那些在此非法居留的人，其犯罪概率低于美國本土出生人口。與此同時，大規模驅逐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將遠遠超出執行這一行動本身所需的數十億美元財政支出：這種政策會掏空關鍵產業，侵蝕公眾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并削弱它自稱要恢復的那種公共安全。

問題在于，我們究竟要構建的是哪一種體制：是一種既鼓勵移民成為有生產力、守法并作出貢獻的社會成員，又通過可信的執法來有效遏制非法入境的體制，還是一種將數百萬人推向社會邊緣、待那些本可預見的種種失靈后果陸續顯現時又故作驚訝的體制。

這種張力長期塑造著移民政策與相關研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喬治·博爾哈斯（George Borjas）與戴維·卡德（David Card）之間曾展開過一場極具影響力的學術爭論：低技能移民是否會損害本土工人？博爾哈斯認為，這會壓低與之可比的本土工人的工資。卡德則通過一系列“自然實驗”進行反駁，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1980年的“瑪列爾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他的研究表明，這種移民沖擊對本土工人的就業或收入幾乎沒有影響。卡德發現，勞動力市場的動態性遠高于批評者的想象：移民確實增加了勞動力供應，但也創造了新的需求。這在現代經驗層面印證了薩伊定律（Say’s law），即經濟增長并非僅僅取決于“崗位數量”，而是取決于人口數量的增長。

隨后又有數以百計的研究問世。如今的廣泛共識是，正如卡德在2009年向美國經濟學會發表“伊利講座”時所說，“移民對本土居民工資不平等的影響非常有限”。在那些確實存在影響的情形中，這種影響更多落在早期移民群體身上，而不是本土工人身上。更為關鍵的是，即便這些影響有限，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新移民在經濟中被“融入”得有多好。

這一點在犯罪問題上同樣適用。特朗普總統將他的政策包裝為一套關乎公共安全與薪資的方案，但其根本性錯誤是相同的，即把移民當作一次性、靜態的沖擊，而不是視為會對周圍激勵結構作出反應、并被這些激勵所塑造的人。

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在1968年發表的經典論文《犯罪與懲罰：一種經濟學方法（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犯罪的理解，他將犯罪視為對預期成本與收益的一種理性回應。對于移民而言，其犯罪的機會成本會隨著獲得體面工作、教育機會、法律保護以及社會網絡的能力提升而上升。當這些路徑存在時，走上犯罪道路在理性上就變得不再劃算。

但如果我們將他們的日常生存本身刑事化，剝奪其合法工作的機會，并讓他們始終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威脅，就等于降低了他們犯罪的機會成本，從而在悖論意義上讓犯罪變得更具吸引力。驅逐出境不僅在道德上高度存疑，在財政上極為昂貴，而且還破壞了那些本來可以遏制犯罪的機制。批評者擔心，賦予移民融入社會或合法化身份的機會會刺激更多非法入境。這一擔憂并非全無道理。遷移行為的規模確實會對工資差距以及最終被納入合法體系的主觀概率作出反應。如果“合法化”被視為板上釘釘的結果，移民流量會增加；在執法可信的情形下，移民流量則會下降。美國始終在這一取舍之間搖擺。

由此得出的教訓并不是我們必須在“開放邊境”與“大規模驅逐”之間二選一。這兩種極端方案都代價高昂，而且都忽視了人的激勵結構。經濟意義上的“最佳平衡點”，是對入境規則進行可信的執法，同時對已經在境內的人實行嚴肅認真的融入政策。執法可以遏制非法入境，而融入可以最大化個體貢獻，并提高犯罪的機會成本。這才是既獲取移民帶來收益，又將風險降至最低的路徑。

證據為這一路徑提供了支持。那些讓無證移民更接近合法身份的項目，往往能夠減少犯罪行為，同時提高就業、教育和公民參與水平。這并不是因為人們在恐懼之下“被嚇得規規矩矩”，而是因為失敗的代價在上升，成功的道路在變寬。

2018年發表在《犯罪學（Criminology）》期刊上的一篇論文發現，無證移民規模與暴力犯罪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某些類型的犯罪甚至可能因此減少。《犯罪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Criminology）》中的一項元分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更高比例的移民人口并不會帶來更多犯罪，反而常常與更少的犯罪相聯系。特朗普總統的計劃無視這些證據，同時給包括農業和酒店業在內的諸多行業強加數百億美元的成本，只為解決一個數據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問題。

更大的危險在于象征層面。大規模驅逐向外界傳遞出的信息，是數百萬移民被永久排除在“共同體之內”的邊界之外。這一信號在經濟上具有腐蝕性。當人們相信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真正被接納時，遵守規則的激勵就會瓦解。社會排斥不僅是道德上的失敗，也在實質上摧毀了那些鼓勵守法與生產性行為的機制本身。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務實的融入政策。這既不是“大赦”，也不是“開放邊境”，而是對語言學習、資歷認證、住房和教育進行有針對性的投入，并與可信的邊境執法相配套。這是一套激勵相容的政策框架，正是這種框架在歷史上讓移民得以繁榮發展，并反過來增強了整個國家。

如果這場爭論的核心其實并不在工資或犯罪上，那么真正驅動這種焦慮的是什么？戴維·卡德（David Card）、克里斯蒂安·達斯特曼（Christian Dustmann）和伊恩·普雷斯頓（Ian Preston）的研究給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答案。公眾對移民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謂‘構成性顧慮’所塑造的，也就是對社區文化與社會人口構成發生變化的擔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因素。根據他們基于歐洲數據所作的估算，這類構成性顧慮的重要性，是傳統經濟因素的二至五倍。對移民的抵制，更深層地反映的是對文化變遷的不安，而不是對就業市場的恐懼。從一種極其狹隘的視角看，大規模驅逐似乎可以‘解決’這種構成上的不適，但代價是選擇了一條經濟成本最高、社會破壞性最強的道路。如果無視這些潛在偏好的存在，任何移民政策都注定難以成功。

美國移民史，本身就是一連串將新來者納入共同繁榮的實驗。當我們把“融入”做對時，移民會蒸蒸日上，國家也會隨之更加強大。

驅逐式政策在每一個關鍵激勵環節上都理解錯了。它夸大了工資方面的威脅，誤用了犯罪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并且把文化焦慮當成一個可以靠把人趕走就予以消除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必須通過管理社會變遷來加以應對的議題。主張‘開放邊境’的立場，則在相反方向上犯下了性質相近的錯誤。經濟現實是，勞動力市場具有適應能力，犯罪行為會對激勵結構作出反應，而有關文化的顧慮則必須被正面面對，而不是指望用一廂情愿的想象將其抹去。

當我們把移民視為“未來的公民”而不是“永恒的局外人”，并同時對邊境規則進行可信的執法時，我們建設的是更安全的社區、更有韌性的勞動力市場，以及一個有足夠自信、愿意把新來者轉化為貢獻者的國家。

羅蘭·弗雷爾（Roland Fryer）先生是一名《華爾街日報》撰稿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平等機會創投（Equal Opportunity Ventures）創始人以及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