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理學角度剖析，張柏芝為何總是很“倒霉”？受害者人格作祟！

最近，張柏芝因與前經紀人的千萬合約糾紛，再度陷入輿論風波，法庭上她回應爭議的姿態依舊疲憊委屈，公眾再熟悉不過的“受傷者”形象。

她年少成名卻風波不斷，事業起伏不定、親密關系與合作關系屢屢破裂，看似一路“倒霉”，但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與她身上明顯的受害者人格密切相關。

張柏芝身上都有哪些“受害者人格”特征？她為何會形成這樣的人設形象？

人們熟悉的委屈

四千萬港幣的預支片酬，最后能不能換來一個體面的收場？

在香港那個冷氣足得讓人哆嗦的法庭里，一場關于違約、金錢與信譽的博弈正在上演，這一次，張柏芝又站在了風暴眼中央。

面對前經紀人余毓興及其公司的起訴，訴狀上的白紙黑字分外刺眼：收取了超過4000萬港元的預支款，卻未能履行數部電影及經紀合約。

對方的要求簡單直接，不但要交代清楚相關賬目，還得先退還至少1276萬港元，一邊是精密的數字清算，另一邊卻是情緒的潰堤。

當原告律師在庭上就案件細節進行步步緊逼的盤問時，張柏芝的情緒防御機制不出意料地啟動了。

即便妝容已經有些花，她還是帶著那種人們熟悉的委屈，拋出了她的那套說辭：“我兩天沒睡了”、“這對我太不公平”、“所有東西都是假的”、“媒體給了我巨大壓力”。

十幾個問題的攻勢下，她除了淚水，給出的是全然的情感宣泄而非理性回應。這一幕，對于熟悉她過往的人來說，實在是太像一場排練已久的“苦情戲”。

這種將“受害者”角色作為武器的生存本能，早已刻在了她的行事邏輯里，很多人可能還記得那個經典的綜藝畫面：

作為一個本來就在聚光燈下的女明星，她在出門時仿佛搬家一般，身上掛滿了包，推著堆成山的行李箱。

鏡頭一旦捕捉到這些畫面，她立刻像是預判了觀眾的反應般拋出一句：“不要同情我，這是我的習慣。”

這其實是一種極其高明的心理暗示，這句“不要同情”，恰恰是在敲鑼打鼓地提醒所有人：快來看看我這個單親媽媽有多不容易，生活把我磨礪得如此堅硬。

那些多余的行李，本質上不僅僅是生活用品，更是她為了夯實“凄慘人設”而精心搭建的舞臺道具。

面具與言行的矛盾

張柏芝太懂得如何通過強調自己的“不容易”，來稀釋外界對她其他方面的審視，但這種通過不斷示弱、訴苦來博取關注的手段，總有失靈的一天。

特別是當行為與言語發生劇烈撕裂的時候，在關于“艷照門”的陳年往事里，她曾是那個最為人同情的“受害者”，直到那架飛機上的一幕發生：

在這個她口中給自己帶來巨大傷害的事件之后，當她在機艙偶遇事件男主角陳冠希時，她沒有避之不及，反而是主動換座、搭訕、合影。

這張自拍不僅僅是一張照片，更是親手撕碎了她苦心經營許久的受害者面具，那一刻，謝霆鋒即便再想維持體面，也不得不面對這段婚姻已經名存實亡的現實。

這件荒誕的事證明了一點：在她那套自我感動的邏輯里，或許從未真正顧及過身邊伴侶的尊嚴。這種行事風格的根源，或許要追溯到她混亂的成長底色。

那個混跡油麻地的父親“胡須勇”，給她的童年打下了充滿江湖氣的烙印，母親不堪忍受將她帶去澳洲，卻讓十幾歲的她跌入了一個更加底層的圈子。

煙酒、紋身、夜店，早早在社會的大染缸里摸爬滾打，這種經歷塑造了她頑強的生命力，卻也讓她始終沒能學會對規則和權威的敬畏。

因為在成長過程中極度缺乏正面、值得信賴的權威榜樣，她既不懂得如何正確地依賴他人，更不懂得感恩。

當年她回到香港，命運給了她一手絕佳的牌——向太一家成了她的保護傘。

為了幫她，向太不僅動用關系替她擋下了黑道的“追殺令”，更是在中國星為她鋪路，把最好的電影資源喂到嘴邊。

真正的貴人，看重的是尊重與執行，是可以良性互動的“聽勸”，但張柏芝回饋給這位恩人的，卻是因長期處于底層生存邏輯中養成的“殺雞取卵”。

一旦覺得自己想明白了，便聽不進任何勸告，即便得到了天大的幫助，潛意識里也只覺得是自己運氣好、占到了便宜，而非他人的恩情。

最終，連向太這樣見慣了大風大浪、性格豪爽的人，都被逼得在訪談中用極重的詞匯來形容她——“撒謊成精”、“有神經病傾向”。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決裂，而是一種徹底的失望，為什么外界對她的信任感會一步步崩塌？因為那些無論如何也圓不上的謊。

無法自圓其說的漏洞

張柏芝在節目里信誓旦旦地說自己吃素，轉頭就被拍到大快朵頤吃肉的照片，她為了營造好媽媽人設，宣稱兒子愛吃自己做的飯。

可當主持人隨口一問“最拿手的是哪道菜”時，她卻支支吾吾半天答不上來，這些細節如同螻蟻之穴，一點點啃食著她作為公眾人物的信用基石。

所謂“受害者人格”，最大的特點就是永遠將不幸歸結于外部，原生家庭不好、遇人不淑、環境惡劣……錯的永遠是世界，自己永遠是那個在暴雨中哭泣的小女孩。

這種人格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自帶一種表演屬性，他們仿佛時刻活在一個設想的舞臺上，腦袋里時刻裝著一群虛擬觀眾。

只要燈光一亮，她就開始按照劇本演戲，試圖通過淚水和訴苦來博取同情，從而逃避本該承擔的責任。

在兩性關系中，這種人格更是一場災難，謝霆鋒最終選擇大他11歲的王菲，寧愿背負“拋妻棄子”的罵名也要離開，背后的邏輯不言自明。

比起一個永遠在制造混亂、需要無底線包容的“受害者”，一段情緒穩定、無需表演的真實關系顯然更有吸引力。

而當年那些網絡上鋪天蓋地罵謝霆鋒、連帶罵從來不辯解的王菲的聲音，如今看來，又有多少是拜張柏芝那套高超的“單親受害者”話術所賜？

那個法庭依然冰冷，外面的媒體還在等著新的標題，1276萬能不能追回，官司還要打多久，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但對于張柏芝而言，最大的危機從來不是錢，而是當那一套“我好慘”的劇本演了千萬遍之后，臺下的觀眾早已離席，只剩下她自己，還要面對那些不僅要看戲，更要查賬的真實世界。

在這個因果分明的成年人世界里，眼淚，恐怕是含金量最低的貨幣。

筆者觀點

受害者人格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習慣性將挫折和困境歸因于外界，淡化自身的能動性與責任，張柏芝此次在法庭上的表現，也印證了這一點。

向媒體哭訴說自己精神壓力巨大，默認自己是“放養長大”的受害者，這種委屈不易的說辭，偶爾是有效的，但次數多的話，觀眾也會厭煩的。

雖然他的來時路確實不易，但這不能成為她作為成年人逃避責任的借口，且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心理很不好，容易陷入自我固化的認知，不利于身心健康，所以最好還是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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