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老式鋼筆磨得發亮,握在手里幾乎沒有什么重量。
但誰能想到,就是它,三十多年來一直躺在劉震云的兜里。
不管是在村小學掉漆的木椅上改稿,還是在法蘭克福書展的酒會上應酬,它從沒缺席過。
可這事兒說起來,還得從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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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深秋,復員專列穿過豫東平原。
劉震云蹲在煤水車廂里,軍綠挎包早就被煤灰染成了灰褐色。
他低頭看著手里的復員證,皺巴巴的,像命運臨時給他開的一張收據。
那會兒誰都以為參軍能改命,他也這么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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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來的時候才知道,命不是那么改的。
窗外的楊樹影子一排排倒退,像極了那些沒寫完的作文開頭。
回到老家塔鋪鎮,人還是原來的人,地也還是原來的地。
不同的是,他多了一層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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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農村,每天都在為吃喝發愁,考學、結婚、生娃,被說成“人這一輩子只能使的三把勁”。
這話是舅舅說的,在給黃牛撒草料的時候,順口就來了句:“多使半把,都是折壽。”
可他就偏不信這個邪。
1978年,北大錄取通知書送到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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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給生產隊挑糧,扁擔壓得肩頭都滲了血。
信是村支書遞過來的,他手一抖,差點沒接住。
那一刻沒人歡呼,也沒人哭,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幸運,是他把第一把勁用盡了。
可說實話,那時候他還沒打算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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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喜歡記東西。
村口老槐樹下,老漢們抽著旱煙,常說些聽起來沒頭沒尾的話:“人啊,不能光往上看,得看看腳下。”或者“這莊稼啊,就得順著天時地利。”他一邊聽,一邊在筆記本上記。
有人笑他:“震云,你咋老記這些車轱轆話?”他也不爭,繼續記。
后來這些“車轱轆話”就成了《一句頂一萬句》里那些最扎心的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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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他的寫作不是從文藝啟蒙開始的,是從生活里一點點“磨”出來的。
比如《我不是潘金蓮》,手稿是在《農民日報》的辦公桌抽屜里寫出來的。
有一次夜里校對,老張探頭進來問:“這李雪蓮咋跟祥林嫂似的?”他笑了笑:“祥林嫂求人信她苦,李雪蓮求人別信她壞。”說完又拿起鋼筆,繼續寫。
這種“拐著彎”的幽默,其實一點也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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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自己寫的是“對牛說話的人”——不是比喻,是真事。
小時候家里喂牛,牛棚就在屋后,他常常聽見牛咀嚼草料的聲響。
后來寫到李雪蓮,那種聲音又回來了。
你說這算不算巧?可在他看來,都是命里早就埋下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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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愛寫時評,哪怕有人問得再直接。
他說小說家得像黃河纖夫,逆流時能摸出水下的暗礁,順流時也聽得懂浪花的聲音。
站岸上的人,永遠不知道水有多涼。
1993年,他出了《溫故一九四二》,書里寫饑荒、寫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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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刪掉了所有心理描寫。
編輯問他為什么這樣寫,他叼著煙,說:“災民餓得啃樹皮,哪還有心思琢磨‘我此刻多么痛苦’。”那是他最不愿意“加工”的一段歷史。
他寧愿讓干巴巴的敘述,讓那股土腥味自己撲出來。
他對語言特別較真。
簽售時,別人說“您這孫子寫得真絕”,他不生氣,還反問:“謝了您沒說‘這爺爺’,當孫子還能翻個跟頭。”那種幽默,不是躲在字里行間,是從骨子里長出來的。
他不喜歡抒情,更不喜歡總結。
可他的小說里,總有一種沉默的力量,像老家田地里的風,吹得人眼睛發紅,卻不知道是哪陣風,哪一粒塵。
他曾在北師大研究生班討論《百年孤獨》,說馬爾克斯寫冰塊像鉆石,要是放在咱河南鄉下,就該說像“冰糖疙瘩”。
全班哄笑。
他掰開烤紅薯,白氣在冬日教室里繚繞,那一刻比任何理論都清楚。
他寫《一句頂一萬句》時,有個學生作文寫道:“我想把黃河水引到村口,這樣姥姥就不用背我走三里地洗衣裳。”他在評語欄上畫了朵小浪花。
那一刻,他聽見自己心底“咔嚓”一聲,好像什么碎了。
這些事兒你聽著像小說,其實一樁樁都是真的。
他出生在1958年,延津縣的一個小衛生院。
那年春天奇干無雨,地裂得像鍋底。
他外祖母用棉絮補丁做成的襁褓,三十里土路顛簸著送他回了西老莊村。
椿樹下,木匠舅舅一邊刨木頭一邊說:“好木頭得順紋路使力,人也一樣。”那會兒沒人知道,這孩子將來會拿起筆,把這些話都寫進書里。
現在他還是凌晨三點寫作。
案頭放著外祖母用過的鐮刀。
月光照在刃口,像極了那年她彎腰割麥時滾下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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