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寫道：騾馬走百里要吃十斤料，人活一輩子只能使三把勁！

一支老式鋼筆磨得發亮，握在手里幾乎沒有什么重量。

但誰能想到，就是它，三十多年來一直躺在劉震云的兜里。

不管是在村小學掉漆的木椅上改稿，還是在法蘭克福書展的酒會上應酬，它從沒缺席過。

可這事兒說起來，還得從頭講。

1973年深秋，復員專列穿過豫東平原。

劉震云蹲在煤水車廂里，軍綠挎包早就被煤灰染成了灰褐色。

他低頭看著手里的復員證，皺巴巴的，像命運臨時給他開的一張收據。

那會兒誰都以為參軍能改命，他也這么想過。

但回來的時候才知道，命不是那么改的。

窗外的楊樹影子一排排倒退，像極了那些沒寫完的作文開頭。

回到老家塔鋪鎮，人還是原來的人，地也還是原來的地。

不同的是，他多了一層沉默。

那時候的農村，每天都在為吃喝發愁，考學、結婚、生娃，被說成“人這一輩子只能使的三把勁”。

這話是舅舅說的，在給黃牛撒草料的時候，順口就來了句：“多使半把，都是折壽。”

可他就偏不信這個邪。

1978年，北大錄取通知書送到村里。

他正給生產隊挑糧，扁擔壓得肩頭都滲了血。

信是村支書遞過來的，他手一抖，差點沒接住。

那一刻沒人歡呼，也沒人哭，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幸運，是他把第一把勁用盡了。

可說實話，那時候他還沒打算當作家。

他只是喜歡記東西。

村口老槐樹下，老漢們抽著旱煙，常說些聽起來沒頭沒尾的話：“人啊，不能光往上看，得看看腳下。”或者“這莊稼啊，就得順著天時地利。”他一邊聽，一邊在筆記本上記。

有人笑他：“震云，你咋老記這些車轱轆話？”他也不爭，繼續記。

后來這些“車轱轆話”就成了《一句頂一萬句》里那些最扎心的對白。

說起來，他的寫作不是從文藝啟蒙開始的，是從生活里一點點“磨”出來的。

比如《我不是潘金蓮》，手稿是在《農民日報》的辦公桌抽屜里寫出來的。

有一次夜里校對，老張探頭進來問：“這李雪蓮咋跟祥林嫂似的？”他笑了笑：“祥林嫂求人信她苦，李雪蓮求人別信她壞。”說完又拿起鋼筆，繼續寫。

這種“拐著彎”的幽默，其實一點也不好笑。

他說自己寫的是“對牛說話的人”——不是比喻，是真事。

小時候家里喂牛，牛棚就在屋后，他常常聽見牛咀嚼草料的聲響。

后來寫到李雪蓮，那種聲音又回來了。

你說這算不算巧？可在他看來，都是命里早就埋下的伏筆。

他不愛寫時評，哪怕有人問得再直接。

他說小說家得像黃河纖夫，逆流時能摸出水下的暗礁，順流時也聽得懂浪花的聲音。

站岸上的人，永遠不知道水有多涼。

1993年，他出了《溫故一九四二》，書里寫饑荒、寫災民。

他刪掉了所有心理描寫。

編輯問他為什么這樣寫，他叼著煙，說：“災民餓得啃樹皮，哪還有心思琢磨‘我此刻多么痛苦’。”那是他最不愿意“加工”的一段歷史。

他寧愿讓干巴巴的敘述，讓那股土腥味自己撲出來。

他對語言特別較真。

簽售時，別人說“您這孫子寫得真絕”，他不生氣，還反問：“謝了您沒說‘這爺爺’，當孫子還能翻個跟頭。”那種幽默，不是躲在字里行間，是從骨子里長出來的。

他不喜歡抒情，更不喜歡總結。

可他的小說里，總有一種沉默的力量，像老家田地里的風，吹得人眼睛發紅，卻不知道是哪陣風，哪一粒塵。

他曾在北師大研究生班討論《百年孤獨》，說馬爾克斯寫冰塊像鉆石，要是放在咱河南鄉下，就該說像“冰糖疙瘩”。

全班哄笑。

他掰開烤紅薯，白氣在冬日教室里繚繞，那一刻比任何理論都清楚。

他寫《一句頂一萬句》時，有個學生作文寫道：“我想把黃河水引到村口，這樣姥姥就不用背我走三里地洗衣裳。”他在評語欄上畫了朵小浪花。

那一刻，他聽見自己心底“咔嚓”一聲，好像什么碎了。

這些事兒你聽著像小說，其實一樁樁都是真的。

他出生在1958年，延津縣的一個小衛生院。

那年春天奇干無雨，地裂得像鍋底。

他外祖母用棉絮補丁做成的襁褓，三十里土路顛簸著送他回了西老莊村。

椿樹下，木匠舅舅一邊刨木頭一邊說：“好木頭得順紋路使力，人也一樣。”那會兒沒人知道，這孩子將來會拿起筆，把這些話都寫進書里。

現在他還是凌晨三點寫作。

案頭放著外祖母用過的鐮刀。

月光照在刃口，像極了那年她彎腰割麥時滾下的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