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邏輯——一種自主知識體系的實然建構與應然方向

周曉虹

南京大學

社會學院

文科資深教授

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邏輯

——一種自主知識體系的實然建構與應然方向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 | 周曉虹

責任編輯 |何鈞力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知識后果和回應形式，重建中的中國社會學在黨和國家的形塑下，借鑒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應對中國社會不斷增長的需求和出現的問題，在為這場大變遷作出智力貢獻的同時，也形成了尚待系統(tǒng)化但初具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進一步而言，如果說國家形塑、社會需求和西方影響的交互作用構成了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實然邏輯，那么后者的應然邏輯還不能缺少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向度。從這一意義上說，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是實現社會學本土化或中國化，賦予社會學以中國文化性格，建構一種自主知識體系的必由之路。

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已經跨過“不惑”之年，正在朝向“知天命”的五十年這一歷史性節(jié)點邁進。盡管在整個世界尤其是歐美國家的范圍內，社會學的誕生都與自17世紀起磅礴恢弘的現代化進程休戚相關，或者干脆被視為現代性的產兒（Westwood,2000;吉登斯，2022:16-18），但只有在中國，獨特的歷史決定了社會學的重建緊隨以改革開放為標志的中國現代化的重啟。這不僅使得重建以來的中國社會學一開始就與中國式現代化同向共進，而且使這場學術重建最終也成為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與轉型敘事（周曉虹，2023）。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yōu)勢”（習近平，2016：19）。一晃近十年過去了，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三大體系”建設已如火如荼地鋪展開來。有鑒于此，本文擬在過往討論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學的重建的相關議題基礎上（高玉煒、周曉虹，2021；周曉虹，2022；胡潔、周曉虹，2023），進一步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邏輯，尤其是在檢視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實然狀態(tài)的同時，從應然的角度探討其發(fā)展的不足或缺憾，并為這一原本舶來的知識體系如何根據中華民族的長久傳統(tǒng)和當下實踐作進一步改造提供一種新的設想。

一、基本議題、分析框架與資料來源

在社會學歷史上，從馬克思起，知識的形成與積累以及知識與其生長的社會環(huán)境或社會結構的關系問題，就一直得到了高度的關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馬克思、恩格斯，2012：152）。這一立場影響到了經典社會學尤其是其分支知識社會學的走向。正如艾森斯塔德（Shmuel N. Eisenstadt）所言，“經典知識社會學的核心任務在于闡明‘存在與思想’間的關系問題，更具體地說，是闡明知識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Eisenstadt,1987）。

在馬克思之后，知識社會學在社會學的早期知識中心法國和德國分別獲得了獨立而富有特色的發(fā)展。在法國社會學的思想脈絡中，涂爾干正是在與極端的心理還原主義者塔德（Gabriel Tarde）的論辯中，踏進了知識社會學的領域：“他試圖確定道德、價值和宗教的起源與社會功能，并把道德、價值和宗教解釋為不同形式的‘集體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茲納涅茨基，2012：11）。在德國社會學的思想脈絡中，盡管在《知識社會學問題》一文中提出“知識社會學”概念的舍勒（Max Scheler），和憑借《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一書確立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都反對用機械決定論尤其是單一的階級立場來說明思想及其來源，但他們都承認社會存在或“現實因素”對思想的決定作用。舍勒的貢獻是從本質上強調了“知識社會學本身主要研究群體的精神”（舍勒，2000：62）；而曼海姆則說明能夠鍛造思想的除了階級以外還包括世代、黨派、職業(yè)群體等各類社會群體，一言以蔽之，“知識的各種新的形式都是從集體生活的條件下產生出來的”（Mannheim,1954:259）。對集體生活及其精神后果的關注，決定了德法社會學的兩大脈絡從本質上說都是社會學主義的。

除曼海姆以外，因個人學術生涯和歐洲形勢驟變而幾番往返于歐美的波蘭社會學家茲納涅茨基（Florian W. Znaniecki），對將知識社會學舶往美國殫精竭慮。茲納涅茨基不僅像上述歐洲同道一樣，強調“知識是歷史地成長起來的，它是無數人類個體的各種文化活動的凝結物”，而且受微觀知識社會學（the micro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倡導者斯塔克（Werner Stark）的影響，還注意到了在“社會總體知識氛圍”之外，“知識的創(chuàng)造者與承載者這些社會角色及相應的組織結構”（茲納涅茨基，2012：7，13-14）的作用。如果考慮到他曾討論過理論家的“社會圈子”或關系網絡在知識形成和傳授中的作用，就能夠想到這會在何種程度上將知識社會學的分析路徑一分為二：如果將經典分析中對宏大社會背景的考量視為一種“外部主義視角”，那么后來的“內部主義視角”則聚焦于分析學術共同體及其所能依賴的包括機構、組織、會議、資金和期刊在內的學科資源對知識形成的影響（李鈞鵬、周港，2024a）。

將經典知識社會學和盤托往美國的當屬默頓（Robert Merton）。默頓一方面繼承了馬克思有關“知識對社會地位依賴”（Merton,1937）的經典命題，另一方面也因對中層理論的癡迷而提倡應該“節(jié)制”建構宏大體系的渴望（Merton,1968:48），這實際上導致了知識社會學范式的分裂與轉換。轉換的一種路徑是新觀念社會學（the new sociology of ideas）的涌現，該路徑力圖揭示位于宏觀社會脈絡與思想之間的地方性情境（包括家庭、院系、機構和其他各類共同體）對學者思想的影響（Camic & Gross,2001:246-247）；轉換的另一種路徑則是“新知識社會學”（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迭代，它與文化社會學的興起不無關聯，提倡關注形塑普通人思想的知識和意識結構。

由馬克思開創(chuàng)的知識社會學思想很早就影響到中國社會學人尤其是燕京學派對知識或思想與社會關系的理解。早在1934年，吳文藻就注意到了曼海姆的思想；1937年，剛剛完成江村調查前往倫敦經濟學院留學的費孝通，讀到此時在本校任教的曼海姆剛剛出版的《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英譯本，感悟到“思想并不能超越情境而存在……因之，我們要研究思想，不能和社會生活的巨流分開”（費孝通，2009/1937a：53）；次年，李安宅還翻譯了曼海姆的著作。不過，遺憾的是，同樣熟知舍勒和曼海姆的孫本文在撰寫《當代中國社會學》（孫本文，2002/1948：92、119-121、301-302）時，卻沒有想到運用這一分析視角來討論社會學的本土發(fā)展及其倡導的中國化理路。多少受惠于時代的饋贈，以及楊（Larry C. Young）關于1949年后中國實際上一直存在一種與西方知識傳統(tǒng)不同的“大眾社會學”（mass sociology）或“無名社會學”（nameless sociology）（Young,1974）觀點的啟發(fā)，金耀基、王載生和黃紹倫沿著知識社會學的路徑，探討過在學院社會學被“廢黜”后以馬克思主義形態(tài)存在的“另類”中國社會學（King & Wang,1978; Wong,1979）。雖然1952年后制度化的社會學不復存在，但中國并不缺乏包括毛澤東提倡的“修四史”在內的非專業(yè)化的社會調查，相關的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也被陸續(xù)用于民族識別與勞動經濟研究等領域中；在將中國與推崇精英教育的印度相比之后，黃紹倫感慨道：“中國正是在困境中培養(yǎng)出了‘赤腳社會學家’（bare-foot sociologist）”（Wong,1979:116）。

當然，中國學界對知識社會學及其分析視角的真正關注，始于社會學的重建尤其是最近十年。在中國社會學重建的40年中，有關這一知識體系在中國重建與發(fā)展的議題不時被提起，尤其在重建后每個十周年的節(jié)點討論更是密集。在前三個十年里，回顧性文章雖主要涉及歷史反思、重建歷程、社會學對現代化的意義及基本的研究議題，但有關本土化或中國化的討論卻密切關涉知識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林南，1986；楊心恒，1989）。在重建40年前后，隨著學科的逐漸成熟，不僅有關本土化的討論日趨深入（謝宇，2018；翟學偉，2018；周曉虹，2020；Wang,2025），而且對社會學歷史的考量深度嵌入了知識社會學的視角（Chen,2017;陸遠，2019；李培林，2021；洪大用，2021；楊典、向靜林，2022；周曉虹，2022）。學者開始涉入對學科內部知識構造、學科體系與外部社會結構關系的“反思”，提倡“回顧40多年來的知識變遷”過程（李鈞鵬、周港，2024b），為鍛造一種自主的知識體系打下基礎（梁永佳，2024；楊立華，2025）。

為了進一步分析中國社會學重建的歷史經驗，尤其是這一學科及其知識體系未來的發(fā)展路徑，本文擬以改革開放或中國式現代化為宏觀社會背景，主要借外部主義視角討論在這一偉大的歷史變革進程中，黨和國家如何借助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形塑社會學的社會主義方向，重建中的中國社會學又如何批判性地借鑒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學，滿足和應對一個從傳統(tǒng)向現代急速轉變的中國不斷涌現的各種社會需求與社會問題。如果說國家形塑、社會需要和西方影響在過往共同建構了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實然邏輯，那么在40年后，我們自然會發(fā)問，對一個已基本實現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同時又具有悠久歷史和文明傳統(tǒng)的國家來說，社會學知識體系建構的應然邏輯到底是什么？

本文主要借助下述經驗資料來討論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邏輯：自1979年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學科發(fā)展的專業(yè)文獻、連續(xù)刊印的《社會學年鑒》、各院系和研究所刊發(fā)的學科建設回顧性文獻、重建參與者的個人回憶和歷史傳記，以及我所在的課題組2019年在中國社會學重建40周年之際完成的40位社會學家的口述實錄（周曉虹主編，2021）。我們曾提出“將社會學家的個人生命史帶回社會學史”（高玉煒、周曉虹，2021），并深信這一帶回不僅能夠鋪陳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宏觀歷史背景，還能夠從社會學人的個人經歷與精神蛻變中體察這一學科如何受到外部社會及其變遷的影響，以及學術共同體內部的相互關聯、學緣結構、組織方式與話語實踐在何種程度上形塑了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形態(tài)和知識積累方式。

二、國家形塑：制度建構與知識生產

本文之所以將國家形塑（state-shaping）置于中國社會學重建邏輯鏈條中的最重要一環(huán)，不僅是因為從知識社會學的經典敘事出發(fā)，首先需要考量一種知識生產的外部路徑，即知識生產與存在或社會背景的關系；而且是因為從中國社會學的現實來看，實現學科重建并能夠在短期內邁出快速的步伐，確實與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開放休戚相關。比較1957年恢復社會學的努力和1979年同樣性質的重建運動間的異同，如果說前后相隔22年的兩場恢復“運動”都關涉兩個重要的議題，一是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的關系，二是社會學對社會主義中國是否有用，那么，“1957年努力的失敗和1979年的成功并非源于問題性質上的差異，而應歸因于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Cheng & So,1983）。

與1957年相比，1978年后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最大變化，就是改革開放成功地將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為此，在1979年3月30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即將結束時，鄧小平申明，面對底子薄和人口多的現實，“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fā)”，同時又強調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鄧小平，1983：164、180-181）。

與此同時甚至更早，面對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社會尤其是政治生活朝向積極的變動趨勢，曾在1957年因倡議恢復社會學而吃盡苦頭的吳文藻和費孝通、林耀華等“吳門師徒”又開始活躍起來（王炳根，2014）。這一次，社會學家的愿望獲得了黨和國家的積極回應。不過，領銜重建社會學的費孝通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我們現在所要的社會學決不是解放前的社會學的簡單恢復，不能把那一套舊東西拿出來教學生，而是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盡量用正確反映新中國的社會實際來充實社會學的內容”（費孝通，2009/1982a：276）。

有鑒于中國的社會制度與政治背景，從社會學重建伊始，它就鮮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教育與學術方向，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所強調的“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方法”（Cheng & So,1983），這是本文所說的國家形塑的第一個方面。其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或者說在中國社會學的研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僅一開始就出現在鄧小平敦促社會學等學科需要“趕快補課”的同一篇講話中，出現在鄧力群與費孝通商討“恢復社會學”時有關“恢復到哪里”的詢問中（王炳根，2014），而且也體現在費孝通等老一代社會學家和陸學藝、鄭杭生等后來者的理論自覺中。

盡管費孝通最初接受的是西方社會學的訓練，但因其一生崇尚“從實求知”的科學精神，又因其1945年參與昆明“一二·一”運動和1949年1月與張東蓀、雷潔瓊及嚴景耀同去西柏坡面見毛澤東等五位中共領袖，使人到中年的他精神世界發(fā)生了重大的轉變：如果說前一場學生運動導致費孝通與國民政府產生了精神疏離，那么后一趟出行則使他開始親近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不久在撰文回憶目睹冀中平原上為解放軍自發(fā)送糧的浩蕩車隊時，他動情地寫道：“這成千上萬的人，無數的動作，交織配合成了一個鐵流，一股無比的力量……就是這個力量同樣會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在現代世界中先進的國家”（費孝通，2009/1949：409-410）。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費孝通那一代學人主動接受了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始終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中國社會學的指導思想。

先生的垂范影響到重建后投身社會學的年輕一代，尤其是有“插隊”務農或做工、當兵的社會經歷的“知青一代”學人（周曉虹，2022）。他們不僅因為時代的原因，從中學或插隊階段起便開始讀《資本論》（沈原口述：630），“讀那時提倡閱讀的馬列‘六本書’”（馬戎口述：506；周雪光口述：1111），或組織工人每天“讀半個鐘頭毛主席著作”（劉林平口述：418），甚至養(yǎng)成了“把經驗現象納入已有的理論框架中”反思的能力（關信平口述：224；邊燕杰口述：993）；而且因為入校前后正逢“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雷洪口述：281），有人專業(yè)又是哲學或經濟學（李路路口述：308；彭華民口述：530），所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都不陌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幾代社會學人獨特的生命歷程，保證了黨和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學知識重建的有效形塑。

國家形塑的第二個方面突出地表現為在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過程中，每一步發(fā)展，或者說學科建設方向、學術目標和研究議題，都體現了黨和國家的現代化目標及不同時期的戰(zhàn)略部署。在此基礎上，如陳漢輝所說，“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將資源導向社會學研究、教學及其他活動之中”；盡管在重建進程中，國家形塑存在降低社會學學科自主性的可能，但也通過物資資源和制度約束，“為大學系統(tǒng)的擴張、教學課程的標準化、學科知識的規(guī)范化、研究資金與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專業(yè)社群的合法化提供了契機”（Chen,2017:133-134）。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后，有一系列重要的黨的代表大會標志了不同階段國家的發(fā)展方向與具體目標。比如，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把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上來，而從1982年起，黨和國家順應時代發(fā)展的需要，通過每十年兩屆的黨的代表大會，推出了一系列影響整個國家走向的戰(zhàn)略決策：黨的十二大（1982年）確立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十四大（1992年）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黨的十六大（2002年）確立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建設目標；黨的十八大（2012年）確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黨的二十大（2022年）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2022：2、7）。上述方針的確立，都通過不同時段和不同層級課題的確立、學術年會的主題安排、著作出版與論文專題的設置、專業(yè)領域的調查研究的展開，以及社會學家及相應智庫的參政議政，影響到中國社會學的重建走向。

其實，從前述內部主義路徑入手，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國家形塑的同時，中國社會學原有的學科內部積累盡管十分薄弱，但依舊對學科制度的建構產生了積極影響。與西方社會學相對漫長、自下而上的專業(yè)化進程相比，中國社會學的專業(yè)化體現出自上而下的快速推進特點（周雪光，2019）。得益于中國高等教育40余年來的快速發(fā)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從每年27.8萬（1977年）上升到1042萬（2024年），相應地從1982年設立第一批5家社會學系起，40年間高等院校社會學專業(yè)（系）增長至近百家、社會工作專業(yè)（系）增長至近300家，增長最快的時段與市場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時段（1993—2002年）相一致（胡潔、周曉虹，2023）。1979年國家形塑的學科重建借用了老社會學家們的舊有知識，費孝通更是一方面倚重先前的社會網絡建立起國際國內的聯系，另一方面根據過往經驗提出了俗稱“五臟六腑”的學科重建框架；20年后的世紀之交，在教育部的統(tǒng)一規(guī)劃下，以對學科素有思考并具“理論自覺”意識的鄭杭生為首的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學類專業(yè)教學指導委員會，則進一步制定了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兩個專業(yè)各10門左右的核心課程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3，2004），促進了學科規(guī)范的養(yǎng)成。進一步而言，教育部從2002年起實施的連續(xù)五次學科評估提高了社會學學科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水準，而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推動了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

三、社會需求：從富民實踐到社會治理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社會學學科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同時，重建中的中國社會學一直以回應改革開放或中國式現代化中不斷涌現的社會需求為自己的學科使命。1979年社會學重建之時，整個中國剛剛擺脫了使國民經濟接近崩潰邊緣的“文革”夢魘。當時城鄉(xiāng)居民生活困頓、百業(yè)蕭條，一面是1700萬“知青”吁請返城，另一面是在人口、就業(yè)、住房、醫(yī)療、求學乃至婚戀等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無一不充滿了令人棘手的各類社會問題。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回應社會需求或解決社會問題，自然成了社會學重建邏輯中的必要一環(huán)。費孝通那篇在床邊的小桌上寫成的《為社會學再說幾句話》，由頭就是自家住房緊張這個“社會上很多人的共同問題”（費孝通，2009/1979：203）。

當然，在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的不同時期，中國社會及民眾所遭遇的社會問題不同，由此體現出的社會需求也自然有異，這影響到學界經驗研究興趣的轉移。我們曾分析指出，1982—2022年，在“面向現代化”這一宗旨下，重建中的社會學在起步、成長、鞏固和提升四個時期，分別以傾情于富民實踐、服務于市場經濟、致力于和諧社會建設、投身于社會治理的方式回應了不同時期的社會需求（胡潔、周曉虹，2023）。此后，多位學者也分別以文獻計量方法證實了在重建以來的不同階段，社會學研究議題“演變具有鮮明的實踐導向和國家驅動特征”（李鈞鵬、周港，2024b；吉瑞新等，2025）。

社會需求成為建構中國社會學重建邏輯的三重向度之一，有著較為深刻的學科性質、政治現實和個人經歷等多方面的根源。首先，從學科性質上說，社會學自誕生之日起，無論在馬克思、孔德（Auguste Comte）的信念中，還是在信奉進步主義的芝加哥學派的宗旨里，都擔負著通過解釋社會來促進社會變革、增進人類福祉的共識。正因為如此，當孔德致力于在巴黎工人中尋覓“知音”時，包括恩格斯、布思（Charles Booth）、勒普累（Frédéric Le Play）、恩格爾（Ernst Engel）和韋伯兄弟（Alfred Weber & Max Weber）在內的一批歐洲各國的企業(yè)主、公職人員和學者就開始致力于“經驗社會研究”（Oberschall,1972），他們的目光所及包括貧困、健康、賣淫、犯罪、監(jiān)獄、貧民院、人口、移民、醫(yī)療和教育等各個領域。歐洲人的探索后來影響到芝加哥學派，使其形成了觀照底層社會的研究傳統(tǒng)，也為由美國傳教士葛學溥（Daniel Kulp Ⅱ）和步濟時（John Burgess）帶入中國并由燕京學派發(fā)揚光大的社會調查傳統(tǒng)提供了借鑒。社會學重建后，這一直面社會需求的經驗研究品格也同樣重新獲得了弘揚。

其次，觀照社會需求或以問題為導向自然也有著現實的政治考量。對社會學這樣一個本身就陷于激進和保守兩重性格漩渦的學科來說，在社會主義時代研究者就不僅需要說明其在政治上無害，還要能夠證實其在功能上“有用”。早在1957年費孝通就鄭重說明贊同恢復社會學，這主要是“從當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上來提出這個問題”（費孝通，2009/1957：19）。到了改革開放的1979年初，盡管整個社會的政治氛圍變得十分寬松，但是為了盡快贏得重建學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費孝通等人還是十分著意地強調了社會學對現實中國尤其是解決矛盾叢生的社會問題的重要性。王康在重建的第二年即以肯定的口吻為《美國社會學家》雜志撰文：“社會學家必須滿足人民的迫切需求，努力進行社會調查，并研究現存的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Wang，1980）。如果說在外人看來“工具性作用是社會學得以恢復的唯一理由”（Cheng & So,1983），那么正如社會學家懷特（Martin Whyte）在王康的文前評論的那樣，“人們確實寄希望于社會學能夠在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方面取得成就”（Wang,1980）。

如果說在當代學科發(fā)展中，由于倡導向物理學等“硬學科”看齊，美國社會學在依賴學位和職銜體系、專業(yè)協會、學術期刊逐漸成為一種僅為求知而存在的“純粹科學”的過程中，其早年的“應用性”不斷被邊緣化（Weinstein,2006）；那么在中國社會學的重建中，因強調學科對中國現代化的應用價值，社會學強調觀照社會需求或問題導向的意識，就自然成為一種愈加鮮明的“中國特色”。因此，1985年“帶著學以致用的潛在想法從哲學轉到社會學”的邊燕杰去留學，面對美國社會學“解釋社會現象，建立社會認知，而非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科定位就頗為不適（邊燕杰口述：1001）。不久，他的導師、華裔社會學家林南等人受福特基金會的委托調查中國社會學學科發(fā)展，回去后在《福特基金會內部備忘錄》（The Ford Foundation Inter-Office Memorandum）中也證實：“中國社會學具有非常強的實踐取向，其目的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定社會問題”（Springer,1990）。其實，早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就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其“首要任務是了解他們正在研究的對象……其次涉及推動積極的社會變革”（Li，1999），而與邊燕杰經歷相似的周雪光等人也寫道：“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帶來了諸多具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促進了社會學研究的開展”（Zhou & Pei,1997）。

最后，如果回到幾代社會學人的生命歷程之中，我們還能發(fā)現，直面社會需求，堅持在學術研究中以問題為導向，也與他們過往的生涯休戚相關。眾所周知，費孝通投身于社會學之時正值苦難的中國在近代發(fā)生巨大變遷之時。面對“人民的饑餓問題”，年輕的費孝通在與學伴的爭議中，強烈反對“為研究而研究”（費孝通，2009/1937b：33）；到了晚年，在回應自己的同學利奇（Edmund Leach）的質疑時，他依舊反對把研究“作為表演才華的戲臺”或“生活中的消遣”，申明自己當年棄醫(yī)從文就是“自覺地認識到‘為萬民造福’比‘為個人治病’更有意義”（費孝通，2009/1990：343、342）。

社會學重建之初，有一批1949年前畢業(yè)的社會學人，或人到中年從其他專業(yè)改行的學者，也都一樣秉持先生“志在富民”的理想，不顧可能有的政治風險或改弦易張的困難，投身到學科的重建之中。其中，出生于農民家庭，先后做工、務農、參軍，退伍后1956年在速成高中畢業(yè)時就立志成為“農業(yè)經濟學家”的陸學藝當是典范。他不僅在1979年就冒著風險最早提議實施“包產到戶”改革，更是在后來幾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長年在農村“蹲點”，其“一生的研究都是圍繞‘三農’問題的，研究如何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陸學藝，2023：3、303、510）。受費孝通感召的還有那些年輕時代就有過豐富的底層體驗，并因此具有與普通民眾高度共情的能力，與強調現實關懷的社會學一拍即合的“知青社會學家”。他們有著直接的務農、做工和當兵的底層生活體驗，以及經歷了貫穿他們生命全程的改革開放以來的轉型歷史，“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他們可能借此比肩自己的前輩甚至強于他們后輩的歷史饋贈”（周曉虹，2022）。

四、專業(yè)化與中心外傾：西方影響及其兩重特性

作為一門舶來的學科，社會學自清末傳入中國。20世紀初，在基督教教會學校于中國各地開辦社會學系科的同時，借由退回的庚子賠款，一批學人開始去美國留學，這也連帶使美國社會學成了中國社會學最早的標桿。一晃到了1979年，歷史再度重演。在受命于中央重建中國社會學時，畢業(yè)于倫敦經濟學院的費孝通征得鄧力群的同意后，還是選擇了此時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的同學楊慶堃作為“取得學術情報資料的一個捷徑”（王炳根，2014）。

費孝通找對了人。自1951年出國后，楊慶堃就一直沒有放棄在中國恢復社會學的念想，“他認為中國早晚都要現代化，而現代化不能沒有社會學”，為此他一面先后招收李沛良、劉創(chuàng)楚去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一面攜同仁助力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希望將其“作為基地，以后幫助內地恢復社會學系”（李沛良口述：40、42）。考慮到楊慶堃“布局”時，正值“‘文革’的雷聲已在遠處天際隱隱滾動的一九六五年！如果不是當事人的回憶，這話恐怕很難讓人置信”（王小章，2021）。天道酬勤，楊慶堃的準備沒有落空，重建時費孝通找到了他，而他帶上的正是當年的全班人馬：在1980年第一期講習班上，講社會學概論和統(tǒng)計方法的是劉創(chuàng)楚和李沛良，講社會學與現代化的則是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的霍爾茲納（Burkhart Holzner）和涅尼瓦薩（Jiri Nehnevajsa）（楊心恒，2005）。

來自楊慶堃的支持不但及時而且至為重要。除了楊慶堃和匹茲堡大學的支持之外，另外兩處最主要的支持來自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的布勞（Peter Blau）和華裔學者林南，以及1981年美國社會學年會期間由林南牽頭成立的北美華裔社會學家協會（North America Chinese Sociologists Association，簡稱NACSA），這后來“成為中美社會學界學術交流的橋梁”（Bian & Zhang,2008）。在整個20世紀80、90年代，除了傅高義（Ezra Vogel）、懷特和倪志偉（Victor Nee）等從事中國研究的社會學家經常來訪外，傾情中國又能夠和交換論大師布勞平分秋色的恐怕還有以研究現代化著稱的社會心理學家英克爾斯（Alex Inkeles），后者于1983年春首次訪華時便為邊燕杰、彭華民這些幾年前還是農民或工人的第一屆研究生開講了六周“人的現代化”課程，而他們后來的個人生命史也成為“最有效或最能體現當代中國的現代變化的案例”（周曉虹，2023）。

來自美國社會學界的支持毫無疑問成為中國社會學重建必不可少的知識外援。英克爾斯和布勞的著作中譯本出版后，從經典時代的韋伯、涂爾干、齊美爾、托克維爾，到現代時期的帕森斯、默頓、米德、戈夫曼，再到當代的?？?、哈貝馬斯、吉登斯、布爾迪厄和亞歷山大，在西方社會學史上值得一提的學者的著述在40余年間都一本本地被翻譯到中國。與此同時，歐美學界嚴謹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不僅通過著述的翻譯，而且通過林南、邊燕杰、謝宇、陳向明等人的課程與研修班在國內的推介，訓練了越來越多的青年社會學人。近年來，生命歷程研究法、計算社會學和虛擬民族志等也逐漸為中國社會學界所熟悉（風笑天，2016）。

作為開放引進或文明互鑒的一種積極后果，西方影響起碼在速成性和規(guī)范化兩個方面促成了中國社會學的健康發(fā)展。就速成性而言，不僅來自楊慶堃和匹茲堡大學的支持助力了費孝通原本可能步履蹣跚的“起步”，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學學科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學人擔任師資的各類研修班和研究生班的開設、圖書資料的大規(guī)模贈與和翻譯、國際會議的邀約交流、海外讀博的經費資助、來自理論和方法兩方面的譯介和訓練，以及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在資金和實踐機會方面提供的多種支持，呼應了中國的開放大勢和改革的急迫需求，在短短幾十年內造就了龐大的學科體系。就規(guī)范化或專業(yè)化而言，與西方學界的廣泛交流同樣帶來了積極影響。尤其是1998年后國家對建設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學”的強調，使得“在學術規(guī)范化運動的推動下，中國社會學對西方研究成果的引進和吸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都要快、都要全面”，這使中國社會學“擺脫了草莽狀態(tài)”（馮仕政，2022），也保持了相應的學術品格，沒有因應對繁多的社會需求而陷入單純的應用泥淖。

當然，來自西方的影響同樣也有消極的一面，這就是因無批判或過度吸收形成的頗為普遍的“中心外傾”現象。應該說，因經歷過舊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費孝通一開始就對此抱有高度的警覺。在重建三周年時，他在講演中一方面肯定要“從舊中國和從世界各國吸收一切有益的養(yǎng)分”，另一方面也強調“需要我們實事求是地對過去的和外國的各種社會學成果進行去偽存真的批判接受”（費孝通，2009/1982b：301）。1987年，因擔心重建中的社會學過于西化，費孝通特地將社會學中國化的源頭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楊開道、許仕廉在緊鄰清華的清河鎮(zhèn)所做的清河實驗，并將田野研究（field work）視為“做到社會學中國化”的第一步（徐經澤主編，1991：1-2）。盡管從此之后中國社會學界一直常提本土化或中國化的議題，知青一代社會學人及其后來者也試圖用轉型中國的實踐或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來建構中國社會學，但自主知識體系的建立問題并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解決，或者總體上說“大多數社會學家并未對在全球傳播的知識所隱含的文化和政治假設持批判態(tài)度”（Chen,2017:133）。

“中心外傾”現象的形成和延續(xù)，與社會學的知識生產特征、中國社會學重建時的貧瘠狀況，以及過度提倡與世界學術接軌等都有不同程度的關聯。顯然，作為現代性的產兒，社會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它的知識體系、理論模式和研究范式都帶有濃郁的西方特色。甚至在西方國家內部，知識也存在差異。比如，法國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意識到，自己的理論“若要在美國的環(huán)境中被準確地理解，都必須避免出現任何扭曲或變形的情況”（Bourdieu,2000）。但中國社會學因為幾十年的中斷，在整個重建過程中，真正受過理論和方法訓練的人才極度匱乏，而嚴峻的社會現實又不斷提出解釋現象與解決問題的需求，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解釋路徑的盛行。加之20世紀末對與世界接軌的強調，無經驗質感的部分后知青一代學人形成了單純的方法倚重，“更多的是通過數據模型來認識社會”（周雪光口述：1128）；在越來越“卷”的學術環(huán)境之下，“年輕一代學者基本已不再在其學術實踐中寄托他們對現實社會變革的關懷”（王小章，2021）。

五、三重因素的互構與套疊：實然的邏輯

國家形塑、社會需求和西方影響，構成了中國社會學重建的三重向度或三大因素。社會學的學科性質與社會變遷的天然關聯，加之中國社會學的重建與1978年的改革開放或中國式現代化的同向共進，決定了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的轉型與全球化的背景下討論這一學科重建的“三重”邏輯。進一步而言，有鑒于構成知識積累或學科重建的任何一重向度都難以獨立地發(fā)揮作用，因此從本質上說現實的重建邏輯體現為上述三大因素的互構或套疊。

整個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過程從一開始就體現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意圖及不同時期的戰(zhàn)略部署。經過1979—1981年短暫而迅疾的初步準備之后，如果說重建后的中國社會學一方面在宏觀層面以黨和國家的現代化部署為經，那么另一方面在微觀層面則以解決或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社會問題或社會需求為緯。而這幅學術經緯的編織，一開始自然需要借鑒伴隨西方尤其是美國現代化進程發(fā)展了100多年，并解釋和應對了各種復雜社會問題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簡言之，西方社會學是幫助我們動手編織這幅經緯之作的學術之梭。

為了方便敘事，我們分別討論了國家形塑、社會需求和西方影響三重向度各自的運作，但事實上這三者在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過程中互相影響、彼此套疊。我們先來看國家形塑與社會需求間的關系與互動。這一重互構一方面反映出不僅在改革開放初而且在隨后的40余年里，黨和國家的發(fā)展目標和政策制定從總體上說始終是在回應社會需求、“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2022：10）；另一方面反映出人民或整個社會也以各自的方式積極投身到這場大變革之中，為國家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中國社會學置身其間，它受命于國家，既從理論上幫助推動了國家的現代化大業(yè)，也將人民或社會的需求與呼聲及時通過各種研究或路徑傳遞給黨和國家，并通過1990—2010年有關“國家—社會”這一知識論域的深入討論（張靜主編，1998；鄧正來，2023），揭示了兩者間關系的多元復雜性，極大緩釋了因市場經濟的高歌猛進而形成的某種張力。

我們再來看國家形塑和西方影響間的關系與互動。這一重互構一方面反映出黨和國家希望借助改革開放，改變“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比外國落后”的局面（鄧小平，1983：181），在現代化建設中吸收“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習近平，2016：16）；另一方面也表明黨和國家著力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希望用西方學術話語沖擊國家既定的意識形態(tài)。當然，在具體的學科重建中，上述兩重因素或向度的互構在形態(tài)上是復雜的。一方面，不但西方影響促進了社會學的知識重建，而且1980—1990年學界受西方影響而展開的有關現代化知識論域的深入討論（孫立平，1988；英克爾斯、史密斯，1992；金耀基，2023）也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借鑒之道。另一方面，國家形塑也始終將西方影響控制在一定的學術限度內，馮仕政（2022）就注意到，來自國家形塑的“政治因素是推動中國社會學本土化議程不斷演進的重要動力”，“關于最近提出的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國家意志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動力之一”。

第三重互構發(fā)生在社會需求與西方影響之間。除了中國的現代化無疑需要借鑒西方的經驗外，從廣義上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學對西方知識的渴求也是一種社會需求。盡管從社會學被取消到重建的近30年間，吳文藻、費孝通等人通過翻譯“灰皮書”和“黃皮書”，或接受20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后來訪的美國學者的贈送，零星地接觸過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但總體上說整個中國社會對西方社會科學的發(fā)展都十分陌生。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開放為學界和普通民眾接觸西方社會科學提供了可能。20世紀80年代連艱澀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存在與虛無》的起印數都在數萬本以上，這說明西方影響確實帶來了社會學及社會科學的繁榮，但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也帶來了思想領域不同程度的混亂。

如果從國家形塑、社會需求和西方影響這三大向度的互構或套疊出發(fā)，綜合考慮或審視重建中的中國社會學在這40余年中的實然發(fā)展，我覺得有兩個互為依存的題域是不能回避的。第一個題域涉及西方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及中國社會學的關系問題。對此問題的探討能夠幫助我們了解西方影響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社會學的重建，而國家形塑和社會需求又在何種程度上制約或建構了中國社會學對西方影響的吸收及具體的吸收方式。就此題域的前一半而言，應該承認由于重建伊始就存在“移植”和“加工”西方社會學的傾向（林南，1986），在隨后的40年中雖然我們建構了相對完整的學科體系，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概念和理論，“但整體上看，輸入性知識仍是中國社會學知識的主體，重復性研究仍是社會學研究中的多數，驗證性發(fā)現仍然是知識發(fā)現的常例”（洪大用，2021）。當然，就此題域的后一半而言，中國學界面對西方社會學確實并非都是單純的“照單全收”，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踐行了魯迅所言的“拿來主義”。比如，何蓉（2022）曾以蘇國勛的韋伯研究及重建過程中的“韋伯熱”為例，提出面對韋伯詮釋背后的單一現代化路徑，中國人的關切揭示了西方“現代化理論所揭示的道路既非獨一、亦非主導性”。再比如，我們分析英克爾斯和?？拢∕ichel Foucault）在中國社會學重建中的接受史時也發(fā)現，對現代化的渴慕與想象隨社會轉型或改革的深入讓位于對真實社會問題的回應，或如陳漢輝所說伴隨著“從現代化理論到市場化理論的范式轉換”（Chen，2017：6），兩位討論現代化及相關主題的西方社會學家在中國的地位及聲望出現了明顯的翻轉（王冠宇等，2025）。

第二個題域涉及從20世紀30年代起，尤其是1979年社會學重建后不斷引發(fā)爭議的話題：社會學的本土化或中國化?；厮萁倌陙淼膸锥缺就粱蛑袊\動，我覺得可以將這場學術運動劃分為三個版本：1930年前后開啟的中國化運動屬于1.0版，旗手是孫本文和吳文藻及燕京學派，主要目標限于如何使西方的理論能夠聯系中國實際；1979年重建后的本土化2.0版進了一步，開始包括“聯系中國實際講社會學和以社會學的研究來服務于中國社會的改革和建設”（費孝通，2009/1994：247）兩個方面；當前面臨的任務是實現本土化或中國化的3.0版，為了著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習近平，2016：22-23），我們希望該體系不但要體現中華文化自身的特點，還要使其具有普遍的國際影響力，具體來說便是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并促成中華民族文明的向外輻射。

盡管中國化的2.0版尚不完善，但重建以來一直有社會學人意識到應該更進一步。比如，鄭杭生（2011）就認為，除了認識論和方法論本身的內在邏輯，本土化“更包含了對民族的‘學術話語權’或民族的尊嚴和地位的考量”。為了握有“學術話語權”，王小章（2021）倡導“要讓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格和經驗向普遍的人類社會開放，并參照人類普遍性來觀照審視（之）”；對應于東方學，王銘銘（2007：10-11）呼吁要重建中國的“西方學”以恢復表述的雙向性；梁永佳（2024）構想基于文明互鑒的原則，可以通過“以中釋外”的方式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而我曾提出，只有在養(yǎng)成文化自覺的基礎上，形成與之對應的深層次的“文化覺他”意識，“才能真正建構具有主體性和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社會科學”（周曉虹，2025）。

六、應然的方向，或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

到此為止，我們討論的都是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實然邏輯，接下來必然會遇到一個回避不了的題域：既然我們依舊不滿足于現有的知識體系，或者用庫恩（Thomas Kuhn）的話說，既有的社會學范式尚無法圓滿解釋中國式現代化的諸多問題，那么我們是否需要一場新的“科學革命”？在由國家形塑、社會需求和西方影響三重向度構成的實然邏輯之外，能否根據應然的方向探求這一學科的既成體系的改造之路，使之成為一種具有主體性的自主知識體系？

回到社會學的學科歷史中，我們發(fā)現，與西方社會學家相比，像費孝通和金耀基那樣深諳中國傳統(tǒng)或贊同本土化的中國社會學家，在行文中常常難以忘懷的恰是與“現代”或“現代性”（modernity）這一學科的母題或基調相對應的“傳統(tǒng)”。西方社會學從來不隱瞞對傳統(tǒng)的疏離態(tài)度，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更是大張旗鼓地說：“社會學是與現代社會生活研究最密切相關的學科”，因此“現代性本身具有深刻和內在的社會學性質”（吉登斯，2022：4、49）。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費孝通不但“強調傳統(tǒng)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而且執(zhí)拗于尋找傳統(tǒng)與現代（來自西方的新動力）的接榫之處；就像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評價的那樣，他“有意識地緊緊抓住現代生活最難以理解的一面，即傳統(tǒng)文化在西方影響下的變遷”（費孝通，2009/1939：69、278）。比費孝通小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金耀基一生關注傳統(tǒng)向現代的轉型問題。他一面說“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促進、完成中國的現代化”，另一面卻深信“中國的文化將會形塑‘中國社會學’的性格”（金耀基口述：24、31）。

如果上述對傳統(tǒng)及其題域的親疏遠近真的存在，那么我們就有必要深究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這一差異？再進一步說，如果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實然邏輯是由國家形塑、社會需求和西方影響三大向度互構而成，那么我們能否通過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將后者改造成一種如圖1所示的應然構型？在這一構型中，底部三邊是現有知識體系的實然形態(tài)，但通過帶回傳統(tǒng)將形塑一種“棱形”知識體系。借用前文曾經使用的比喻，如果真的能將中國文化脈絡也穿入學術之梭，那么其與西方社會學這“金銀雙線”共同編織出的畫卷一定會更加五色斑斕。

造成中西社會學差異的第一重因素，或者說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的第一重必要，與西方和中國產生或接觸社會學知識體系的歷史時段不同有關。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雖有相同歷史背景但傳統(tǒng)深厚不一的歐洲和美國相互間其實也存在著差異。盡管我們通常將18世紀的兩場革命視為西方現代化的標志，但事實上醞釀于14世紀、到16世紀達到頂峰的文藝復興及緊隨其后的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已經從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孕育了后來成為社會學之母的現代性，并造成了整個歐洲文明傳統(tǒng)的斷裂。因此，幾乎在現代性萌生了三五百年后，或干脆說在西方世界的工業(yè)化基本成熟之時，社會學這一學科的知識積累才最終成型，并直到1892年這朵歐洲之花才偶然在芝加哥大學結出美國之果。

歐美兩種社會學間最大的差異在于，前者以傳統(tǒng)的斷裂為背景著力討論現代性的誕生，并劃分出包括身份社會/契約社會、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共同體/社會等一系列二元分立的理想類型。在這種二元敘事中，“變遷（都）是社會學這一學科的核心問題”，或者說社會學“誕生的初衷就在于理解現代社會所具有的重大變遷”（Browne,2015:55）。因此，人們一方面將“一切好事都認作是現代的”，另一方面對傳統(tǒng)逝去的必然性大體上也都深信不疑；或者說對他們而言，“現代性可以明確地下定義”，而“傳統(tǒng)性卻基本上仍是個殘留的概念”（亨廷頓，1996：53、52）。而在社會學從歐洲傳播至歷史僅有200余年的美國的歷程中，伴隨著工業(yè)化和資本主義的高歌猛進，本就十分微弱的“傳統(tǒng)”進一步淡出，而對現代的關注則進一步加強。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在美國社會學中一家獨大的結構功能主義最終借“冷戰(zhàn)”的態(tài)勢，發(fā)展出了被稱作“非共產黨宣言”的現代化理論（雷迅馬，2003：IV）。作為“戰(zhàn)后社會科學的偉大范式”（Abbott & Sparrow,2007:312），現代化理論使傳統(tǒng)進一步被置于與現代水火不容的對峙之中，并受到進一步的輕蔑。

和歐美不同，社會學對中國來說是外生性的知識，而在其舶來之時，雖然帝制剛剛崩潰，但中國依舊還是一個傳統(tǒng)深厚、經濟落后的農業(yè)國家。正因為如此，當第一代社會學人從歐美國家學成歸國后，自然就會面臨如何將外來的知識用于解釋本土現實的中國化問題（周曉虹，2020）。1930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后，表現出“對獨立知識存在的渴望”（Wong,1979:19），而農村研究及鄉(xiāng)村建設運動自然構成了早期中國社會學了解國情的最重要的研究場域。緊隨梁漱溟、晏陽初，李景漢、楊開道、費孝通和林耀華都留下了他們有別于西方社會學的重彩華章；而其他社會學家則對現代性的引入導致的中國傳統(tǒng)急劇崩裂的社會后果（如人口、勞工、犯罪和貧困等社會問題）予以了高度的關注。

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的第二重必要，當與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及解釋人類群體生活的系統(tǒng)知識“群學”有關。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延續(xù)數千年而依舊具有勃勃生機的不多的文明形態(tài)之一，中華民族在獨特的歷史背景、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化氛圍和社會生活中鍛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習近平，2022：18），也從學理上為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提供了基礎。社會學家們也發(fā)現，盡管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遷，但依舊有諸多相對穩(wěn)定的深層厚觀念固著于中國人的傳統(tǒng)之中（周怡，2025），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時，顯現出改造后的“理性傳統(tǒng)主義”特征（金耀基，2016：153）。費孝通也曾以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理念為例，申明依舊可以借鑒中華民族傳統(tǒng)“解決人類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問題”（費孝通，2009/2000：175）。

進一步來說，在中華民族悠久而豐厚的文化傳統(tǒng)中，還蘊含著和西方社會學在研究對象上高度相似的“群學”。群學思想系最早發(fā)端于戰(zhàn)國末期的思想家荀子（約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近代以來由嚴復和梁啟超等人加以確認和發(fā)揚的一種涉及人群共同體及其行為規(guī)范的知識體系。盡管將“群學”等同于社會學的觀點存在一定的爭議，但考慮到“群”或不同形態(tài)的“人群共同體”也是現代社會學常規(guī)的分析單元，我們起碼可以將“群學”視為社會學的一部分或某種前現代的社會學。這一知識體系的基本命題涉及“合群”“能群”“善群”和“樂群”諸方面，并構成了“中國社會學的基因”（景天魁等，2017：12）。顯然，在中國文化的架構中討論“群”，甚至沿梁啟超的思路討論近代以來從“小群”（如家庭）到“大群”（社會）的改造路徑，不但能夠豐富社會學的知識體系，而且能夠為中國社會近代以來的變遷提供一種動態(tài)的說明。

最后，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的第三種必要，與1978年改革開放后開啟的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變遷密切相關。我們看到，通過1978年的改革開放、1992年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經濟格局的助推，尤其是黨的二十大后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的工業(yè)化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造就了全球聞名的“世界工廠”和國內生產總值領先的第二大經濟體。因為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國式現代化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它是一場依靠薄弱的家底，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欲帶動“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習近平，2022：22）的偉大變革。這場變革或轉型要解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所面臨的共同富裕、兩個文明協調發(fā)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平發(fā)展等一系列難題，因此也決定了它勢必會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一現實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可能就是這么一個轉型社會”（金耀基，2009：30）。

社會學家們看到了中國這場大變革的特殊性，尤其是其間交織的傳統(tǒng)與現代的頡頏、融合與再造。孫立平（2003：12）注意到，在這場大變遷中，“在社會的不同部分當中，幾乎是完全不同時代的東西，共存在我們的社會里”。閻云翔（2012：345）也驚奇地發(fā)現，“中國的個案同時展現了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狀況”。甚至以《學做工》享譽學界的威利斯（Paul Willis）也發(fā)現，“在西方，現代性滲入得比較緩慢，在中國，這一切似乎是突然的、爆發(fā)的、激進的”，由鋪天蓋地的消費浪潮和互聯網鑄就的“現代中國人的萬花筒”（the modern Chinese kaleidoscope），與整個社會中依舊留存的傳統(tǒng)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n）的家”（Willis,2020:167）。在共存與頡頏之外，費孝通睿智地發(fā)現，我們悠久的傳統(tǒng)也嵌入不斷增長的現代性中：“像我們今天的這個‘中國’，雖然是在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建成，但我們今天的社會結構，并不都是1949年建國時一下子憑空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是過去幾千年社會結構演化的繼續(xù)”；從這樣的意義上說，1949年的革命也好，1978年的改革開放也好，都是“建立在中國社會自身演化的內在邏輯之上的，是中國文明演進中的一個連續(xù)過程的一個階段”（費孝通，2009/2003：449）。

正是因為當下的中國傳統(tǒng)與現代并陳交織，我們才深信對這一場大變革或社會轉型的研究將有助于中國社會學本土知識的萃取，而“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對社會學的一些議題有學科的敏銳性”（邴正口述：192；另參見胡榮口述：271）的知青一代學人更負有萃取的責任。為此，我曾提出在研究歷時態(tài)的“中國的轉型”之時，可以將共時態(tài)的“轉型的中國”或轉型社會作為中國社會學長時段內的研究對象，從而在西方社會學強調互相對峙的“傳統(tǒng)—現代”的二分模式之外，選擇某種更為獨特的敘事對象（周曉虹，2023）。

在轉型的中國，盡管傳統(tǒng)與現代之間充滿張力，但二者非但不是一對互為不容的對抗性力量，妥善待之恰能成一對相輔相成的契洽性因素。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將傳統(tǒng)帶回中國社會學具有豐富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一方面，這能夠在補足我們對中國傳統(tǒng)與文化缺乏深度了解的知識缺環(huán)的同時，形成與歐洲社會學強調傳統(tǒng)與現代的斷裂、美國社會學惟現代馬首是瞻兩種范式不同的第三極——一種強調傳統(tǒng)與現代的相互影響、吸納和融合的分析范式。另一方面，這有助我們在萃取中國社會的轉型實踐與豐富經驗，建構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同時，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學科之路。仔細檢視能夠發(fā)現，盡管中國社會學離將這種悠遠的傳統(tǒng)打造成自主知識體系的底色或既有性格尚有相當距離，但意識到應當在這一向度上著力的社會學人已越來越多（翟學偉，2001；應星等，2006；周飛舟，2018；孟慶延，2020；嚴飛、劉明軒，2024）。顯然，真正實現“兩個結合”，就不僅需要考察中國人民生產與生活的實踐經驗，還同樣不能缺少包括社會學人在內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傳統(tǒng)向度上的理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