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看名單指一人笑了：這“張老板”曾是我上司！他本是創始人，為何兩次“任性”自毀前程？

1949年，北京，新中國剛成立。

章士釗老先生拿著一份名單，遞給了毛主席。

上面都是些需要安排工作的“民主人士”。

毛主席逐個看過去，突然指著一個名字，風趣地對章老說：這位張老板，當年可是我的上級！

一個黨的創始人，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怎么會淪落到這份名單上，需要別人來“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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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吧，得從1949年那會兒說起。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人民政府廣納賢才，很多黨外人士、民主人士都被請來，大家一塊兒參政議政。章士釗老先生，他跟毛主席的恩師楊昌濟是鐵哥們，這關系擺在這，自然也是中南海的座上客。

有一天，章老就揣著一份名單來了。這名單上寫的，都是些國民黨里的開明派，或者其他黨派的頭面人物。章老的意思很明白，這些人吧，過去也算為和平出過力，有的還有點貢獻，看看能不能給個出路，安排點合適的工作，也算是物盡其用。

毛主席點點頭，接過名單就仔細瞅。瞅著瞅著，他突然指著一個名字，自個兒先樂了。他轉頭跟章老打趣，說這位“張老板”，當年在北大那會兒，那可是他的頂頭上司！

這個被毛主席稱為“張老板”的人，名叫張申府，字崧年。河北獻縣人，1893年出生。

他跟毛主席的這段“上下級”淵源，得倒回1918年。那年毛澤東到了北平，生活上挺拮據的，經恩師楊昌濟（也就是楊開慧烈士的父親）介紹，進了北大圖書館當助理。

那會兒的北大圖書館，可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館長就是李大釗。

而張申府呢，他是1917年剛從北大畢業的，畢業了就留校當了助教，教數學和邏輯，是妥妥的青年才俊。他學問做得好，同時也在圖書館兼著一份差事，負責圖書的編目工作。

毛澤東的具體工作，就是謄寫這些圖書卡片，登記借閱。這么一來，張申府就成了毛澤東的直接業務領導。

毛澤東當時的月薪是8塊大洋，這在當時算是不錯了，但圖書館里來來往往的都是教授、學者，一個助理員，確實不太起眼。

張申府這人吧，搞數學和哲學的，腦子一絲不茍，辦事極度認真。毛澤東當時的書法，龍飛鳳舞，氣勢很足。但在張申府這種搞編目的人眼里，這就有點“潦草”了，不符合規范。

有那么一次，張申府檢查卡片，一看這字，不行。他板著臉，直接把一沓卡片甩給毛澤東，很嚴肅地批評了他，讓他必須重新抄寫。

所以說，1949年毛主席跟章士釗開的這個玩笑，說他是“上司”，還補了一句，說“當時對他臉色可不好看”，那都是實打實發生過的事兒。

02

你可能要問了，一個北大助教，就算管過毛澤東抄卡片，怎么就成了“張老板”？這人的來頭，可比“毛主席的上司”要大太多了。

咱們都熟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南陳”是陳獨秀，“北李”是李大釗。但很多人不知道，當時在北京，跟李大釗一起干這件開天辟地大事的，還有一個人，就是張申府。

張申府1913年考進北大，先讀哲學，倆月后覺得不過癮，又轉去了數學系。這人腦子是真好使，但他對哲學的興趣也是在那倆月里被徹底點燃了。

他后來成了把羅素、羅曼羅蘭這些西方哲學大牛引進中國的第一人。咱們叫的“羅素”這個中文名，就是張申府給翻譯定的。

他對羅素的理解有多深？羅素本人訪問中國后都服氣，在信里跟朋友說，中國的張申府，比他自個還了解他自個的著作。

1917年畢業留校，他通過同學郭曉峰認識了李大釗。后來陳獨秀常來北京找李大釗聊天，他也湊一塊兒，仨人就這么熟了。1918年，他們仨一塊兒搞了個《每周評論》雜志，張申府當編輯，就在上面拼命介紹羅素和各種進步思想。

五四運動一爆發，這幫最頂尖的知識分子覺得，不行，光靠學生喊口號是不夠的，必須得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得有組織。

1920年，共產國際派了個代表叫魏金斯基，來中國。你猜他先找的誰？他到北京，經人介紹，第一個找的就是李大釗和張申府。然后才是李大釗帶著他去上海找的陳獨秀。

所以說，在最早的建黨籌劃小組里，張申府是妥妥的核心成員，跟陳、李是并列的。

當時為這組織叫啥名，陳獨秀還專門寫信給李大釗和張申府商量。信里說，“創黨”這事，也就只能跟你們倆商量了。最后，也是他們仨一致拍板，定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名字。

這還不算完，張申府還在陳獨秀的《新青年》上發了好多文章，宣傳新思想。當時很多熱血青年，就是看了他的文章，才投身革命的。比如后來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鄭超麟，就是張申府的鐵桿粉絲，看了他的文章才找上門來的。

按這個劇本走下去，張申府絕對是元老中的元老。

可偏偏，就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夕，他接到了法國的聘書，跑去法國深造和教書了。這一下，就跟“一大代表”這個身份擦肩而過。

03

張申府這人吧，到了法國也沒閑著。他應聘到里昂中法大學教邏輯學。

人雖然在國外，但發展組織的任務沒忘。1920年冬天剛到法國，他就牽頭成立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第二年開春，他就發展了一個重要成員——劉清揚。劉清揚是天津“覺悟社”的成員，也是個奇女子。倆人后來因為志同道合，結成了夫妻。

緊接著，一個更重磅的人物出場了。

當時周恩來也在法國，參與勤工儉學運動。張申府和劉清揚就成了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

你沒看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張申府。

這還沒完。后來張申府辭了法國的工作，拉著劉清揚、周恩來一塊兒跑到了德國柏林。在柏林，他又發展了兩個人入黨。

一個叫朱德。朱德當時是從云南過來的，一心想找組織，先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再把他引薦給了張申府。

另一個叫孫炳文（就是周總理養女孫維世的父親）。

好家伙，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也是張申府。

這資歷，這貢獻，簡直是“鍍金”都鍍不過來啊。他一個人，就把后來的總理和總司令全給領進門了。這要是擱別人身上，這功勞簿得寫多厚？

1924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搞黃埔軍校。張申府這時候也回國了，他作為中共黨員，也參與了黃埔的籌建工作。

孫中山任命他當軍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第一期學生考試，張申府就是監考官和閱卷官。

軍校開辦后，黨代表廖仲愷讓他推薦人才。張申府立馬就推了15個人，名單上排第一個的，就是周恩來。

他不光是寫個名字，還專門跟廖仲愷力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得了，必須重用。他還給周恩來申請了路費，可以說是一手把周恩來推進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個關鍵位置。

可就在周恩來到黃埔之前，張申府自個兒先不干了。

為啥呢？據他自己說，是跟蔣介石處不來。

你看，這人性格里的“刺兒”就露出來了。他是個純粹的學者，書生意氣，看不慣蔣介石那套軍閥做派和政治手腕。他覺得你老蔣不行，我就不跟你玩了。

這要是放在平時，頂多算個性。但在那個風云際會的年代，這種性格，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

04

果然，這股“寧折不彎”的脾氣，很快就釀成了他這輩子最后悔的第一件事。

1925年1月，中共在上海召開四大。張申府也去參加了。

會議上吵得最兇的，就是怎么跟國民黨搞合作的問題。張申府這人吧，他從一開始就看不上國民黨，尤其是在黃埔親眼見過蔣介石之后，更不看好。

會上，他跟蔡和森、張太雷這些同志發生了激烈的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張要加強合作，甚至要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張申府則極度悲觀，他主張共產黨要保持獨立性，別跟國民黨攪和太深。

吵著吵著，張申府那股學者脾氣又上來了，火冒三丈，當場撂下一句話：不干了！

他直接宣布退黨。

周恩來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一看介紹人要走，周恩來急了，趕緊起身追了出去，拼命勸他，讓他冷靜，千萬別脫黨。

但張申府這倔脾氣，九頭牛都拉不回來。誰勸都沒用。后來趙世炎也親自去勸，還是沒用。

就因為一場爭論，一次意氣用事，這位黨的創始元老、周朱的介紹人，就這么離開了。

他自己晚年也說，當時就是“過剛易折”，這性格是他的大缺點。

這一走，他的人生軌跡，跟那群他親手領進門的戰友，徹底分岔了。

退黨之后，張申府回歸老本行，專心搞學問去了。

他在北大、清華教書，憑著真才實學，跟馮友蘭、金岳霖、鄧以蟄并稱為北大哲學系的“四大金剛”，在學術圈里地位很高。

他還特別善于發現人才。我剛查了下資料…有個細節很有意思。錢學森當時才20出頭，還是個學生，張申府就用“國寶”這個詞來稱呼他了，這眼光是真毒。

雖然不搞革命了，但他這人骨子里的進步思想還在。他也沒完全退出政治舞臺。

1935年，他跟老婆劉清揚，還有孫蓀荃等人，一起發動了“一二九”學潮，走在學生前面抗議日本侵略。夫妻倆還因此被國民政府抓起來關了一陣子。

出來沒幾個月，學校迫于壓力，把他給解聘了。

丟了工作，蹲過大牢，他也沒消停。他又跟章伯鈞、鄧演達這些人，一塊兒搞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這就是“農工黨”的前身。

同時，他還是北平文化救國會的執行委員，這個組織又是“民盟”的前身。

看出來沒，張申府這人，能量是真大。他不當中共元老了，轉頭又成了兩大民主黨派的創始元老。

1938年，國民黨開參政會，張申府和沈鈞儒這些人都被聘為參政員。但他跟老蔣的矛盾不是一天兩天了，雖然人還在重慶，可這參政員的身份，他也沒保住。

05

如果張申府就這么以一個“民主人士領袖”的身份走下去，那也挺好。抗戰勝利后，1946年，他還作為民盟的主要領導，參加了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按照他這份資歷，加上他跟周恩來等人的香火情，建國后，他妥妥的會像沈鈞儒、章伯鈞一樣，成為新中國的座上賓。

但是，他又“任性”了。

1948年，解放戰爭打得那叫一個摧枯拉朽，遼沈、淮海兩大戰役下來，國民黨的主力基本被掃光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老蔣要完了。全國人民都盼著早點解放。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張申府干了件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事。

他突然在《觀察》周刊上，發表了一篇奇文，標題叫《呼吁和平》。

你說這1948年底，呼吁和平？啥意思？

如果只是呼吁和平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他文章里的措辭。他把蔣介石政府的行為稱為“戡亂”、“剿匪”。

“戡亂”、“剿匪”，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用來形容共產黨的詞啊。他一個搞了半輩子進步運動的民主人士，用這種詞，這一下，等于直接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這篇文章一發出來，全國一片嘩然。

這篇《呼吁和平》到底有多大殺傷力？

《人民日報》立馬發表文章，點名駁斥他。

他自己一手參與創辦的“民盟”，緊急在香港開會，發表決議，說張申府的言行已經嚴重背離了民盟的宗旨，直接把他開除了盟籍。

這還不算完，最狠的一擊來自他家里。

他的妻子，也是他當年親手發展入黨的劉清揚（劉清揚后來重新歸隊），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啟事，公開宣布：要與張申府斷絕一切關系。

眾叛親離，政治生命，一夜清零。

這成了張申府這輩子最后悔的第二件事。

他自己后來也后悔，說當時根本沒關注形勢，就是因為生活拮據，那篇《觀察》周刊給3000塊稿費，他為了換錢，就把以前寫的一篇舊稿子拿去交差了。

不管他是為了稿費，還是真的“書呆子”病發作，后果都一樣。他把自己徹底推到了懸崖邊上。

當然，張申府也不是一點好事沒干。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和張東蓀這些民主人士，也確實作為第三方，在解放軍和傅作義之間來回奔走，利用自己的老關系勸說傅作義，搭了個和平的橋。這事兒吧，多少也算是挽回了一點形象。

但造成的惡劣影響，已經收不回去了。

這就回到了我們開頭的那一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張申府的處境那叫一個尷尬。他是中共創始人？可他1925年就退了。他是民盟創始人？可他1948年又被開除了。

他成了個“三無人員”，生活都沒了著落。

所以，章士釗老先生才會在那份名單里，寫上了“張申府”這個名字，希望能給他安排個工作。

毛主席看到這個名字，那句“張老板，當年可是我的上級”，這句調侃里，包含了多少復雜的情緒啊。

既有對當年北大往事的追憶，也有對這位“老上司”一路走來、造化弄人的感慨。

盡管張申府干了那兩件“糊涂事”，但組織上并沒有忘記他。

毛主席那句玩笑開過之后，這事還是周恩來親自接手的。

畢竟，那是他的入黨介紹人。

在周總理的關心下，張申府最后被安排到了北京圖書館，當了一名研究員。這對他一個學者來說，也許是最好的歸宿了。

1978年，他又進了政協。直到1986年去世，享年93歲。

他去世后，得到的評價是“愛國民主人士”、“中共的老朋友”。

這個評價，真是讓人五味雜陳。

他自己也說過，這輩子最后悔的兩件事：一件是1925年憤而退黨，另一件就是1948年那篇《呼吁和平》。

古人說“過剛易折”，這話擱張申府身上，真是再合適不過。

他這一輩子，從黃埔軍校跟蔣介石鬧掰，到中共四大跟蔡和森鬧掰，再到最后發那篇奇文，全都是因為他那股“率性而為”的書生意氣。這種性格搞學術，能成大師；但攪和到大時代的風云里，一步錯，步步錯。

他手里的牌，是那個時代能拿到的最好的一副牌之一。

可惜，從他1925年負氣離開會場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結局，其實就已經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