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6日早上,一名風塵仆仆的男子站在太子河畔。
他的鞋已經破了,身上蓋著一件早就濕透的軍大衣。
他盯著河對岸,臉上沒什么表情。
兩個國民黨士兵忽然從后面圍過來,盤問他身份。
“我是52軍的,緊急任務,要過河。”
語氣平穩,沒有一點慌張。
士兵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公文袋,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照辦了。
船劃出河心時,他才緩緩松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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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知道,他不是52軍的,也不是普通逃兵。
他是趙煒——中共潛伏在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參謀,代號902。
當時的東北,風聲鶴唳。
明里戰火連天,暗地里情報戰線早已殺得刀光血影。
趙煒的代號,在中共中央情報系統里是一級機密。
可那陣子,整個北方的地下網絡幾乎被連根拔起。
北平電臺被破,聯絡員朱建國被捕,幾個熟悉的面孔接連失聯。
他知道,自己也遲早會被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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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煒的身份,有些特別。
他不是一開始就站在共產黨這邊的。
他是黃埔軍校第16期,1939年進校,1940年畢業,拿過中正劍——那可是蔣介石親手頒的,只有成績最拔尖的才能拿到。
在那個年代,能進黃埔已經不容易,能拿中正劍的更是鳳毛麟角。
他當時真心想報國。
抗戰打響后,他在第五戰區當排長,后來升到副大隊長、作戰參謀,跟日軍打過多場硬仗。
可是真正讓他心里起變化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
軍官貪污成風,士兵吃不飽穿不暖,還得拼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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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部隊甚至在戰場上臨陣脫逃,只顧保命。
“那會兒我就開始想,這仗,到底是給誰打的?”
這句話,是趙煒后來寫在一份回憶材料里的。
他不是沒想過離開,但也沒馬上做決定。
直到1945年,他被調到沈陽,任保安司令部作戰參謀,每天接觸的都是戰略核心情報。
這時候,他的大學同學朱建國找上門來。
幾次談話之后,他暗中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成了情報員,代號902,直接歸李克農領導。
從那以后,他白天在國民黨機關里寫計劃、拆電報,晚上抄情報、遞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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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1946年,他送出的大量情報直接影響了遼南戰役和四平保衛戰。
東北民主聯軍能在敵強我弱的局勢下打出勝仗,趙煒提供的資料起了關鍵作用。
可情報工作從來不是電影里那樣刺激又浪漫。
更多時候,是煎熬和孤獨。
他不能出錯,不能露餡,不能有情緒。
有一次,他在抄寫敵軍兵力部署圖時,手抖了一下,圖紙差點滴上蠟油。
他盯著那塊污跡看了整整五分鐘,直到確認不會被人察覺才松了口氣。
1947年9月,北平電臺被破壞,朱建國被捕,很多地下交通線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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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聯系組織,卻找不到安全的渠道。10月9日,他飛到北平,與另一位接頭人王嘯見面。
兩人約在頤和園西邊一個偏僻的茶棚下碰頭。
王嘯只說了一句話:“電臺失聯,所有人都撤了。”
趙煒沒問別的。
他知道,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10月10日晚上,他再去王嘯家,門口站著個穿皮夾克的陌生人。
他沒進門,轉身就走。
那一夜,他在北平街頭轉了五個小時,最后決定回沈陽,但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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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去同學家借住,又去未婚妻那兒打聽消息。
電話鈴響時,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是參謀部盧科長打來的,語氣很急:“你跑哪兒去了?快回來!”
趙煒隨口說自己病了,掛了電話,立刻收拾東西離開。
10月14日深夜,他穿過沈陽城東,跳進冰冷的渾河,游到對岸。
他沒有地圖,只能憑記憶和天上的星星辨方向。
走到哪兒餓了,就在地頭挖幾顆花生。
餓得受不了,就靠一口冷水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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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他翻過摩天嶺,累得幾次暈倒。
第二天早上,他到了太子河邊。
再往前一步,就是解放區。
可他剛走到村口,就被解放軍的游動哨兵攔住。
戰士們抬槍指著他,問他是誰。
他沒有猶豫,大聲說:“告訴首長,我是902!”
這句話成了關鍵。
“902”這個編號直接報到了遼南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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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區立刻聯系中共中央情報部,幾天后確認身份。
趙煒被帶到遼東分局,司令肖勁光親自接見。
不久后,陳云也見了他,聽完他的逃亡過程,點頭說:“干得好,沒讓人失望。”
趙煒后來沒有再回到戰場前線,而是繼續在情報系統工作。
他參與過建國初期的安全保衛任務,也主持過東北多個城市的情報網絡恢復工作。
他的名字,出現在西柏坡紀念館的一塊銅牌上,編號仍是“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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