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6日夜,遼寧沈陽突降秋雨,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的值班電話一次次響起。少校參謀趙煒把窗子掩住,確認走廊沒人后,撕開包好的情報圖,塞進內側口袋——電臺被毀,唯一的聯絡線斷了,他得換辦法把材料送出去。沒人知道,這名肩章閃亮的少校真實編號是我黨“902”。
趙煒的潛伏時間并不長,僅一年多,卻趕在杜聿明第四次進攻遼東的關鍵節點。情報員更迭頻繁,他卻成了保安司令部里動手標注作戰態勢圖的那個人,開門見山,機密觸手可及。危險也同樣近身,任何一個眼神都可能是軍統甩出的鉤子。
事情要從更早說起。1919年,他出生在河北文安,十多歲便外出謀生。抗戰爆發,血性青年跑去桂林報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典禮那天蔣介石親自訓話,他拎旗站得筆直,一句“望諸位將來振興國家”讓他熱血翻滾。后來才發現,那只是漂亮口號。
學校結業,他捧著“中正劍”去了第五戰區,又調往湯恩伯部。槍法、戰術樣樣精通,卻苦于打不到前線。無聊時,他愛去參謀長朱建國辦公室翻書。那些被軍統繳來的《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一頁頁翻下來,他腳尖踢地,心里發熱;抗日理想重新被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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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國其實是地下黨員,見他不排斥,順勢引路。1946年末,兩人到北平同王石堅碰頭。王石堅看著面前的青年,揭開襯衣,滿身舊傷觸目驚心,只說一句:“被抓就得扛,不能變節。”趙煒二話不說,接過“902”代號。
1947年3月初,他第一次遞出情報——杜聿明三路十二萬兵力的進攻方案。粗糙的小紙片畫了示意圖,沒加密,靠同志塞在鞋底夾層帶走。事后回想,他直言后背發涼,“要是路上丟手,大伙就完了。”很快,沈秉權、呂淑蘭夫婦在司令部旁租下舊樓,秘密電臺建起來,傳輸通暢多了。
三月末,杜聿明命第13軍為主力打臨江。趙煒深知蘭山伏兵虎視眈眈,卻不知道13軍出沈陽的準確時間。他干脆混上運兵列車,裝作找老同學聊天。軍長石覺喝問:“這里是戰列車,你來干什么?”他行禮、退下,卻已摸清集合節奏。
回到司令部,他炮制了一份看似正規卻提前發起進攻的手令:“石軍長火速前往清原,再進三源浦,直取蘭山制高點。”負責流程的各級簽了字,石覺按電令孤軍突進,掉進我軍預設凹形陣。第89師、第54師162團當日被殲,杜聿明“北守南攻”構想隨之瓦解。南京電話傳來怒吼:“無能!”趙煒在辦公桌后低頭寫材料,沒人懷疑他。
損兵折將后,軍統加大清查。9月初,沈、呂夫婦電臺暴露,被捕時在窗臺放了一盆花——與趙煒約定的警示。那晚他遠遠看見花盆,只能轉身離開。幾天后,他奉命飛北平向蔣介石遞交作戰方案,心里像揣只兔子,手里一直摸著手槍。飛機平穩落地,他卻沒找到組織新聯絡,只得硬著頭皮完成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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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出來,老同學紀啟仁低聲提醒:“沈陽那邊被端了,朱建國也進牢,你要小心。”趙煒表面淡定,回到招待所砸碎茶杯。第二天,他跑去鐵甲列車縱隊打探,再次得到證實:抓了幾十號人,名單里多是熟面孔。
他立即返沈,沒回住處,而是躲進未婚妻家。電話響起,是司令部盧科長:“老趙,人呢?怎么不上班?”他敷衍一句生病。盧科長說已去家里找過。那一刻,他明白紙包不住火,掛斷電話,連夜離開。
西南方向是解放區,他挑了夜路奔渾河。橋頭戒嚴,他干脆涉水摸過去,衣服裹著泥沙,饑餓襲來就刨花生,渴了喝溝渠里的涼水。10月16日晨,他抵雞冠山,太子河對岸有國軍哨兵。他理了理軍裝,裝出上級口吻呵斥:“前線緊急,我奉命偵察!”小兵趕緊備船送他過河。河水一閃而過,他終于踏上遼南解放區土地,雙腿一軟躺在樹下。
正在此時,兩名巡邏解放軍戰士發現了他。槍口指來,他抬頭淡定:“帶我見你們的連長。”到了連部,他要求再上一級,層層回旋。最后,趙煒站到遼南軍區司令員吳瑞林面前。吳瑞林沉聲問:“現在能說了吧?”趙煒立正敬禮:“首長,代號‘902’,我的直接上級是李克農,請即刻核實。”
電話撥通延安,李克農確認身份。吳瑞林放下話筒,握住趙煒滿是泥點的手:“情報有用,仗能打贏,你出了大力。”話語不多,卻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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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趙煒調入國家安全部門。參與情報系統規章、反間機制設計,意見被多次采納。1981年正式離休,他拄著拐杖走進高校、軍營,講潛伏細節、講保密紀律,語言質樸,沒有一次渲染個人功勞。
傳奇落幕,人們記住的不是驚險橋段,而是一名情報員對信仰的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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