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大河口墓地銅人頂盤和晉侯銅人的性質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M1017分別出土有一件銅人頂盤。M1出土的銅人頂盤（M1:271-4）通高15.2厘米，位于銅卣（M1:271-1）內。銅人為瓜子臉，眉骨突出，眼睛正視前方，高鼻梁，嘴微張，頭發(fā)后梳，后腦留有發(fā)髻。銅人身著立領衣，有矩形墊肩，右衽，腰束寬帶，下身著垂斧形蔽膝。頭頂圓盤，盤口微敞，窄折沿，小方唇，弧腹緩收，圜底近平，高直圈足，足底較平，人頭頂在盤外底面。

M1017出土的銅人頂盤（M1017:20）通高13厘米，位于銅尊（M1017:21）內。銅人為圓臉，眉骨突出，高鼻梁，兩耳外張，頭后部圓凸。銅人裸上身，腰系橫帶，下身著垂斧形蔽膝。頭頂圓盤，盤為直口，窄折沿略上翹，小方唇，淺直腹，腹底轉折處附耳，左附耳頂面與盤口沿平齊，右耳頂面略低于盤口沿，圜底，圈足。頭頂與銅盤底間有圓形墊。

有學者將這兩件器物稱為跽坐銅人像，我們認為此說并不準確?！掇o源》《釋名·釋姿容》《說文解字注》等文獻，以及楊泓、林沄等先生的研究表明：坐、跪、跽是三種不同的姿態(tài)，區(qū)別在于臀股與雙足跟的距離，“坐”是二者緊貼，“跪”是二者之間有一定距離，是危坐，與“拜”有關，“跽”則是在“跪”的基礎上，挺身直腰，拉長上身。先秦文獻多用“跽”“跪”“坐”表示人物的姿態(tài)，不見“跽坐”，如《禮記·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yǎng)。”“跽坐”“跪坐”可能是后世將其意義混淆后誤用。大河口墓地發(fā)現(xiàn)的兩件銅人均為雙膝并攏跪地，臀部貼坐于雙足跟上，雙臂彎曲，雙手分別置于左右大腿之上，腰背挺直，肯定是“坐”姿。關于銅人頂盤的性質，目前有燈具說、卣蓋置架說、俘虜說幾種主要觀點。

燈具說最初由謝堯亭提出，后因無實際證據而認為其可能是祭祀用的酒器（謝堯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述論》，載《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另有學者從象形古文字的角度論證了燈具說（楊勇偉：《西周跽坐人形銅燈小考》，《文物世界》2017年第4期）。但目前明確可考的青銅燈具最早見于東周時期，無夏、商、西周時期燈具出土，甲骨卜辭與金文中也無“燈”字，當時照明使用的是“燭”，燈在戰(zhàn)國時期才成為日常生活用具（熊傳新、雷從云：《我國古代燈具概說》，《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以人形作為燈具，最早見于戰(zhàn)國中晚期，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銀首人俑銅燈、湖北江陵望山M2出土的人騎駱駝燈、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出土的人漆繪銅燈等。這些燈具皆為銅人手持可拆卸燈桿的盤燈，盤內有燭座或燈芯，與大河口墓地銅人頂盤造型完全不同，且銅人頂盤內未發(fā)現(xiàn)有安置燈芯的燈芯座。因此大河口墓地銅人頂盤不可能是燈具。

卣蓋置架說以蘆棟浩為代表，他在《對山西翼城西周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號墓葬出土銅人頂盤的用途猜想》（《炎黃地理》2020年第8期）中認為銅人頂盤應屬酒器一類，為卣蓋置架。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M1銅人頂盤位于提梁卣內，但卣內同出器物還有兩件青銅觶；且M1017銅人頂盤位于銅尊（M1017:21）內，銅尊又位于銅甗（M1017:22）內。故此說難以成立。

持奴隸說的學者認為，大河口墓地銅人頂盤與晉侯銅人類似，應是俘虜的代表（楊勇偉：《西周跽坐人形銅燈小考》，《文物世界》2017年第4期；王坤鵬等：《西周中晚期淮夷入侵與周王朝的御戎機制——以新出霸氏諸器為中心》，《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陳民鎮(zhèn)則在《大河口墓地所出頂盤銅人探析》（《文物季刊》2023年第1期）中進一步結合霸伯盤的銘文，認為銅人（M1017:20）的形象與晉侯銅人一致，是被俘的淮夷君長；銅人（M1:271-4）表現(xiàn)的也是異族俘虜，但并非出自淮夷。

大河口墓地銅人（M1:271-4）上身著立領衣，下身著蔽膝，服飾完整，銅人（M1017:20）赤裸上身，下身著斧形蔽膝，蔽膝為判斷銅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線索。蔽膝古稱“巿”，《說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大夫蔥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鄙驈奈南壬凇吨袊糯椦芯俊芬粫姓J為蔽膝在商周時期具有政治意義。李昕憶在《先秦蔽膝制度研究》（《相觀而善集》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一文中考證先秦時期蔽膝可以用作朝服、祭服、命服或軍服，士及其以上等級的貴族才可以使用蔽膝。

西周早期至晚期的青銅器銘文上多見有“巿”的記載，如庚季鼎的銘文中有“王賜赤巿、玄衣黹純、鑾旗”，“巿”常作為賞賜物被周王賜給各級貴族，種類多樣，有“赤巿”“幽巿”“素巿”等，賜巿緣由包括分封諸侯、冊命、賞賜、諸侯朝見等。這充分說明“巿”是一種貴族才可穿戴的服飾，具有明顯的等級意義。

從歷史文獻來看，《詩經·小雅·斯干》：“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编嵭ⅲ骸败勒?，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所生之子，或其為諸侯，或其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边@表明天子用朱巿，諸侯用朱黃或赤色巿，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顏色的巿，說明巿具有辨尊卑的作用。《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后方，大夫前方后挫角，士前后正?！编嵭ⅲ骸疤熳铀慕侵保瑹o圜殺?！边@一記載說明不同等級的人所穿戴的巿形狀不同，再次說明巿具有辨尊卑的功能。

綜上，金文和文獻記載都表明，西周時期的“巿”——也就是蔽膝——應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可穿戴使用的。

晉侯銅人于1992年出現(xiàn)在香港，高17.2厘米，男性，上身赤裸，腰帶下垂條帶狀蔽膝，呈坐姿，雙手反背在身后，自頸部至胸腹和蔽膝處鑄有21字銘文：“惟五月，淮夷伐格，晉侯搏戎，獲厥君

師，侯揚王于茲”。釋讀銘文可知，這件器物應是晉侯與淮夷作戰(zhàn)勝利后，“獲厥君

師”而作，“

師”即淮夷國君的名字。蘇芳淑、李零認為晉侯銅人的形象應為西周時期被俘的淮夷君長（蘇芳淑、李零：《介紹一件有銘的“晉侯銅人”》，《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其說可信。晉侯銅人身著“蔽膝”，對應其淮夷君長的身份，雙手反背身后，對應其俘虜的身份，可見晉侯銅人應是一位男性貴族俘虜。大河口墓地兩件銅人頂盤與晉侯銅人最大的區(qū)別在銅人的雙手均放置在大腿上，與雙手后背的俘虜形象完全不同，加上其身著蔽膝，肯定是貴族，必定不是普通人，更不會是所謂的奴隸與俘虜。

晉侯銅人

關于晉侯銅人的年代，李學勤先生將其定在周厲王時期；李伯謙、劉緒認為晉侯銅人應出自北趙晉侯墓地M6，是晉成侯的隨葬品，年代在西周中期。我們認同后者的觀點。大河口M1的墓主是昭王時期的霸國國君霸伯，M1017的墓主為穆王晚期的霸國國君。三件器物形制類似，均發(fā)現(xiàn)于年代相近的男性國君墓葬中。西周早中期的這種以人物為造型制作銅器的現(xiàn)象，同時出現(xiàn)在晉國及其鄰近的霸國男性國君墓葬中，說明這種器物具有一定的等級指示意義，可能是在當地鑄造。

蘇芳淑、李零、李學勤等學者認為晉侯銅人頭戴平頂帽，但其頭部形態(tài)與目前發(fā)現(xiàn)的商周時期頭戴帽飾的人物形象差異明顯，可見此觀點存疑。據我們觀察，晉侯銅人的頭頂面呈弧形凹面，周緣有斷裂茬口，其與大河口銅人（M1017:20）形態(tài)一致，二銅人頭頂皆有一圓墊，上置銅盤，只是晉侯銅人的銅盤殘缺，僅剩盤底。

大河口M1發(fā)現(xiàn)提梁卣4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銅卣（M1:276-1）內置酒器7件，包括觶5件，單耳罐、斗各1件，另一件銅卣（M1:271-1）內置銅觶2件、銅人頂盤1件；此外，M1出土的匽侯旨銅尊（M1:273-1）內置器物還包括漆木觚2件。大河口M1017發(fā)現(xiàn)銅尊3件，其中一件銅尊（M1017:21）內置銅觶1件、銅人頂盤1件，另一件銅尊（M1017:81-1）內置酒器銅斗1件。這樣來看，大河口M1與M1017出土銅人頂盤的共存器物均為酒器。基于上述出土情境，我們認為大河口墓地的兩件銅人頂盤應屬酒器，故晉侯銅人可能也是酒器，銅人的身份均為男性貴族，只不過晉侯銅人是淮夷貴族俘虜。

銅卣（M1:276-1）及卣內器物組合

銅卣（M1:271-1）及卣內器物組合

關于此類人形頂盤器物的定名與功能，文獻中亦有線索可循。《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等文獻記載豐侯因嗜酒亡國，被作為酒戒的象征。王彥坤《路史校注》卷十九亦載：“相傳豐侯因湛于酒亡國，故罰爵作頭頂盛酒器之人形，稱為‘豐侯’，作為酒戒之用……此謂豐亦同爵一樣，置于坫上……古豐國之君，以酒亡國，故以為罰爵之名，圖其人形于下?！薄缎露ㄈY圖》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戴盂以為戒?！边@些文獻記載均說明罰爵是古代罰酒的酒器，又稱“豐侯”，作頭頂盛酒器的人形。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銅人頂盤和晉侯銅人，其造型正符合文獻中對“豐侯”形象的描述，進一步證明了其為酒器，功能應屬于罰爵。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大河口墓地兩件銅人頂盤與流散的晉侯銅人的形象都是男性貴族，只不過晉侯銅人表現(xiàn)的是被俘的淮夷國君。三件器物均為酒器，即古代的罰酒器—罰爵，具有明顯的等級指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