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廖奕：中印尼合作為何成為“共同發展權”的生動實踐？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雅加達12月12日電 題：中印尼合作為何成為“共同發展權”的生動實踐？

作者 廖奕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人權研究院執行院長

當今，全球發展正處在新的節點，是共同發展還是沖突紛爭，這是個至關緊要的選擇。2025年11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二十次峰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作為二十國集團重要成員和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一以貫之推動二十國集團加強團結、聚焦發展。各國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這是中國一直以來的認同和擔當。

當地時間2025年11月17日，南非在約翰內斯堡展覽中心(NASREC)召開媒體簡報會，介紹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籌備進展。 中新社記者 孫翔 攝

全球南方合作推動發展權概念創新

長期以來，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有效保障了人民發展權益，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著力推進包容性發展，努力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創造條件和機會，走出一條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之路。實現各國共同發展，既是中國政府長期堅持的方針，也是全球發展走出困境、闖關走向成功的關鍵。

人類社會發展進程曲折起伏，各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程充滿艱辛。當今世界，多重挑戰和危機交織疊加，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發展鴻溝不斷拉大，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冷戰思維陰魂不散，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又一次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

回望20世紀尾聲，一些人士試圖從西方人權話語框架中解放出來，但又以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歷史和體制為中心背景，致使所探求的“為世界上盡可能多的人所能接受的人權概念”成為空談。他們推動的發展與人權的概念建構，始終難以真實彰顯知識的自主性。亞洲價值觀的獨特性，長期被西方普世主義人權觀、等級主義發展觀壓制、淹沒。

就備受關注的全球發展議程而言，基于人權的發展或是基于發展的人權，雖歷來為各方激辯之焦點，但共同發展的愿景和追求，對任何文明國家而言都是不能拒斥的。近年來，全球南方合作、互惠、共贏式發展實踐，更是為發展權概念的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當地時間2025年5月18日拍攝的印度尼西亞萬丹省，爪哇7號項目碼頭。該項目由中國企業與印尼國家電力公司共同打造，是印尼單機容量最大、技術最先進的高效環保型發電廠。 中新社記者 李志全 攝

從中國經驗到全球方案的“共同發展權”探索

基于上述形勢和經驗，我在中國第一本以發展權為主題的集刊《發展權研究》創刊號中，撰文討論“共同發展權”，試圖從中國實踐和全球方案實踐中尋求概念創新。

在我看來，基于中華文明自我革新的品格與能力，“人權”的觀念可在古詞與今義間折沖往返。如果將發展權認知重心置于“共同”的法理，無論從個體、國家、超國家組織或社會層級，還是從人類命運共同體角度，都會產生有別于傳統發展權概念的新理解。

首先，“共同”意味著“公共”?！肮餐弊鳛閷Σ惶囟ㄖ黧w屬性或行動狀態的界定，往往意味著某種公共性的預先存在。公共性雖難以精確定義，但其內在包含兩層意義：其一是價值指向的公共性，即蘊含人類共同價值；其二是形式指向的公共性，即以某種共同形式呈現。

其次，“共同”意味著“協同”。當共同境況出現在公共領域，其行動特征通常是協作而非對抗。

最后，“共同”意味著“類同”。不同共同體通過持續合作向既定目標邁進，對內形成穩定的團體或行為類型，對外相互融合，進而構建更大范圍的共同體結構，從集體類型延展為總體類型。不同意見亦可通過協商調停，最終一致行動。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6日，旅客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哈利姆高鐵站與列車合影。中新社記者 李志全 攝

中印尼合作背景下的“共同發展權”

這一概念在中印尼合作中有著鮮明的現實對應。長期以來，中國和印尼保持強勁的共同發展勢頭，務實合作成果豐碩。作為發展中大國、新興市場國家和全球南方主要力量，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與“黃金印尼2045”愿景高度契合，為兩國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創造了良好條件。

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印尼第一大貿易伙伴，連續9年位列印尼前三大投資來源地。“區域綜合經濟走廊”“兩國雙園”等重點項目不斷推進；基礎設施、能源礦產、工業園區、人文旅游等領域合作亮點紛呈。雅萬高鐵成為兩國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醒目“金字招牌”；跨境支付方式日益豐富；中國支持印尼打造電動汽車和動力電池區域制造中心；中印尼直航航班數量達到每周264班。這些數據與成果，正是中印尼“共同發展權”現實基礎和成功實踐的有力例證。

發展權是社會關系發展不均衡的產物，是在主權獨立和個體生存基礎上追求生存質量和平等發展機會的產物，是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面對不均衡的發展狀況，發達國家試圖通過多邊貿易體系與對外援助“培育”發展中國家的內生動力，但多邊體系中的不平等結構反而加劇發展中國家的困境。

從中印尼廣泛深入的發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合作看，我們能夠更深刻體會到“共同發展權”的現實價值。

沿著這一概念，我們不僅可以探索不同公共主體層級的多元發展形式，還可以根據協同目的、合作深度與發展趨同狀態，推演出互動型、體系化的共同發展權模型，為兩國深化與鞏固合作夯實制度基礎。(完)

廖奕。作者供圖

廖奕，武漢大學人權研究院(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院長，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