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長城內外皆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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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4200多公里邊境線的內蒙古自治區，是“八千里路云和月”這句詞最恰如其分的注解。地域狹長的內蒙古，東西直線距離約2400公里，在這條巨大的農耕與游牧交錯帶上，人們不僅可欣賞森林、草原、濕地、河流、湖泊、沙漠、戈壁等多種自然景觀，還能領略多個朝代修筑的長城遺址。

歷史長河中，活躍于北方草原的匈奴、鮮卑、突厥、黨項、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先后登上歷史舞臺。內蒙古這片廣袤土地既是這些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們進入中原和南下的跳板。曾經，為防范他們擄掠，中原王朝修筑長城抵御；當他們越過長城、入主中原后，也修筑長城防止其他游牧民族侵擾。從戰國到明代，內蒙古這片土地留下大量形態各異的長城遺跡，各民族在長城兩邊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

內蒙古清水河縣栜木塔長城。新華社記者連振攝

最古的長城

據內蒙古著名長城研究專家、呼和浩特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張文平介紹，內蒙古長城在國內具有長度最長和時代最多兩大特點，擁有戰國、秦、漢、北魏、遼、金、明等十多個歷史時期的長城遺跡，分布在全區12個盟市的76個旗縣（區），總長度為7570公里，約占全國長城總長度的三分之一，在國內擁有長城的15個省區市中位居第一。

戰國時期，趙、燕、秦三國與北方游牧部族接壤，在北方邊界修筑長城。按照修筑時間早晚，依次為戰國趙長城、燕長城和秦長城。這三國長城在今內蒙古境內均有分布，是內蒙古境內的早期長城。

翦伯贊先生在《內蒙訪古》中寫道，內蒙古境內的戰國趙長城為“最古的長城”。《史記·匈奴列傳》載，公元前300年，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不斷向西北開疆拓土，延伸至內蒙古境內陰山腳下。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趙武靈王在陰山南麓“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這條長城被稱為趙北長城，從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境內向西進入內蒙古烏蘭察布、呼和浩特、包頭，一直延伸到巴彥淖爾市境內陰山一處被稱為“高闕”的豁口處，在內蒙古境內長約504公里。

位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戰國趙北長城烏素圖段。新華社記者李志鵬攝

錫林郭勒盟和赤峰市境內分布著172公里戰國燕長城。燕長城也有南、北之分，為防止齊、趙等諸侯國進犯而筑者為燕南長城，為防止山戎、東胡等游牧民族進犯者稱燕北長城。內蒙古境內分布的長城遺址中，燕北長城是年代久遠僅次于趙北長城的長城遺址，約修筑于燕昭王在位期間。敖漢旗豐收鄉白杖子村有一段保存較好的燕北長城，與北邊的一段西漢長城相伴而行，相距50多公里，都是因山險而建。

人們習慣把戰國秦長城稱為秦昭襄王長城，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境內分布94公里。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滅義渠后，在原義渠之地修筑長城，以防止其殘余勢力卷土重來。這段長城從陜西省向北進入鄂爾多斯市之后，沿著南流黃河的西岸支流東西分水嶺修筑，在伊金霍洛、準格爾、達拉特、東勝等旗區境內均有分布。

“秦時明月漢時關”，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和漢武帝在修筑長城上最出名也最出力。秦始皇統一天下后不久，便命蒙恬斥逐匈奴，率軍渡過黃河奪取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夾山帶河的高闕、陽山、北假等地，把匈奴逐出陰山之南。為此，秦始皇開始修筑萬里長城。《史記·蒙恬列傳》載，“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萬里長城主要沿用戰國秦、趙、燕三國的長城，并新筑一些連接這些長城的線路。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西北斥逐匈奴開始，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陳勝吳廣起義爆發，短短五六年秦代沒有完成修筑“延袤萬里”長城的宏圖，秦亡時長城成了“半拉子工程”。

位于內蒙古包頭市固陽縣的固陽秦長城天盛成段局部。新華社記者馬金瑞攝

漢初對匈奴采取和親等隱忍策略。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基后，一邊指揮衛青、霍去病等名將發動河南、漠南、河西等戰役重創匈奴，一邊修繕加固并增修長城和各種防御體系。漢武帝修繕了秦始皇時未竟的萬里長城，在陰山河套地區主要沿用趙北長城，同時繕治了蒙恬所筑陽山長城，使長城擁有完備的戰略防御功能。內蒙古的考古人員進行長城資源調查時發現，今天的戰國趙北長城、燕北長城、秦始皇萬里長城以及蒙恬陽山長城，所能見到的多是漢代遺物，漢代在前代長城沿線構筑了大量障城和烽燧。

張文平說，漢武帝時期修筑長城年代最長，防御體系最完善，在內蒙古境內遺留遺跡最多。漠北之戰后匈奴遠遁，漢朝修筑長城的區域推進至漠南草原和大漠與草原的分界地帶。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漢武帝派遣光祿勛徐自為出五原塞修筑塞外列城，這段長城今天稱作漢外長城。《漢書·匈奴傳》記載此段長城距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筑城障列亭”。漢外長城由兩條幾乎并行的長城組成，分為南線和北線，它們都起始于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境內，然后進入烏拉特中旗和烏拉特后旗等地廣人稀的戈壁草原地區，南線長城還與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的長城相接。

漢武帝長城在內蒙古境內分布有1921公里，但不是遺留長度最長的長城。遼金長城才是遺存長度最長的長城，其在內蒙古境內目前遺存總長度為3550公里，除了190公里遼長城外，其他全為金長城遺跡。遼長城分布在呼倫貝爾北部，金長城又稱作金界壕，共有兩條南北走向的線路。北線被稱為嶺北長城，南線東西穿越內蒙古高原，東起嫩江邊的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的前后七家子村附近，向西延伸至呼和浩特市武川縣上廟溝西南的大青山山腰上。此外，在準格爾旗境內納日松鎮，考古人員還發現修建于宋仁宗時的北宋長城遺跡，這在全國也非常罕見。

在內蒙古境內還分布著長達900公里的明長城，分為中南部、西南部兩部分。明代大同鎮、山西鎮所轄長城分布于中南部的烏蘭察布市和呼和浩特市南部，明代寧夏鎮所轄長城分布于西南部的鄂爾多斯市、烏海市、阿拉善盟與寧夏交界處。明代稱長城為“邊”或“邊墻”，如果是平行的兩道長城，靠塞外的一側稱“外邊”，靠里邊的為“內邊”，也分別稱為“大邊”和“二邊”，像鄂托克前旗上海廟鎮東南部的明長城，西起黃河東岸向東綿延數百公里，南北走向的兩道長城墻體幾乎平行，被老百姓親切地稱作“頭道邊”和“二道邊”。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境內的明長城。新華社記者李志鵬攝

值得說明的是，各歷史時期長城在內蒙古總長度為7570公里是最新的長城資源調查結果，數據的調查測量和年代的考證斷定都非常精細而審慎，實際上這些僅是遺存可辨的長城遺跡。經歷漫長的歷史長河、歲月的雨打風吹、人們的耕耘墾荒，許多長城遺跡湮沒在農田和水澤中，歷史上長城長度遠遠不止此數。

一些史料上言之鑿鑿修筑有長城的地方，在實地調查中卻沒有發現。比如《魏書·卷三·太宗紀》記載，明元帝拓跋嗣為防止蠕蠕犯塞，“筑長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備置戍衛”，長川和五原都在內蒙古境內，但實地調查未發現延袤的長城。再比如《隋書·煬帝紀》記載，隋煬帝“發丁男百余萬筑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榆林郡治所在今準格爾旗境內，紫河即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南的渾河，《隋書·地理志》中也說，定襄郡的大利城附近“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但實地調查很難發現隋長城的蹤影。

“登高壯觀天地間”

在內蒙古風光旖旎的大地上，幾乎可以找到目前國內所有類型的長城遺跡。在內蒙古飽覽長城美景，最能感受到祖國山河之遼闊雄奇，神州大地之寬廣壯美，以及長城文化之獨特魅力。

當東升的旭日照在大興安嶺東麓嫩江西岸的金界壕時，包括居延遺址在內的200余座城鄣烽燧還沉浸在黑黢黢的夜色中。從東到西，太陽要耐心走上兩個多小時，依次照亮那些綿延分布于山地、丘陵、草原、戈壁、沙漠等多種地形地貌上的長城和烽燧。從萬米高空俯瞰：順著燕山山脈、陰山山脈東西蜿蜒如巨龍的是秦漢長城，在草原上如銀蛇伏處的是金代界壕，在黃河邊的青山上蹲踞的是明代長城……這些長城遺址在草原上相伴千年，訴說著滄桑變化。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境內的明長城。新華社記者李志鵬攝

從長城所處的位置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的疆界遠近和國力強弱。比如陰山前后共有四道長城遺跡，戰國趙修長城時匈奴勢力微弱，長城資源調查表明，內蒙古境內500多公里的趙北長城僅有約20公里石墻和山險墻，好多段長城建在無法防御的溝底，所以陰山南麓的趙北長城只有劃定疆界的意義，其目的不在于防御功能的完備。陰山山脊上的秦代蒙恬陽山長城，漢武帝時把這段長城向西南方向延伸并加以修繕，構成完整的防御體系。漢武帝還在陰山之外修筑兩道長城，且修列城烽燧，使得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明朝修筑的長城退縮到今天的晉北和陜北一帶。

今天，我們仍能從形態多樣的長城遺跡來領略漢代氣象。《漢書·匈奴傳》載，“起塞以來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漢武帝時修筑長城既借鑒前代修長城的手法，也因地制宜有所發明，如伊金霍洛旗納林陶亥鎮的戰國秦長城遺址，由自然石片十分規整地壘砌而成，石片之間無引泥和白灰，屬于干砌石墻。在烏拉特后旗的漢外長城，可以看到這種修筑方式的沿用。在敖漢旗燕北長城的殘垣前，可知當年筑長城時，先壘砌兩側墻體和馬面，然后在中間填充碎石或夯土，這種筑城手法在漢武帝長城中也得到廣泛沿用。

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前旗小佘太鎮境內的秦漢長城烽燧。新華社記者彭源攝

漢武帝時除沿用前代筑長城的經驗和工程技術，還創新地加強長城的防御功能和戍守制度。漢代修筑塞外列城、當路塞和障城等配套設施，同時建立嚴謹的邊防戍守烽燧制度。上世紀70年代，額濟納旗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記載著烽火臺臨敵報警發布烽火信號的標準條例，明確烽、表、煙、苣火、積薪五類信號組合規則，以及由都尉府、侯官、侯長、烽燧構成的四級候望管理系統。

內蒙古境內的長城是我國多民族創造的偉大工程，形態各異的長城既有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族侵擾的工事，也有游牧民族政權之間互相對峙的關隘。比如拓跋鮮卑進入中原建立北魏之后，為防御來自北邊游牧民族柔然的侵擾，在陰山以北和烏蘭察布境內修筑長城。再比如女真滅遼入主中原建立金朝，修筑界壕防御北方崛起的蒙古部落。從今天的長城遺跡看，這些游牧政權所筑的長城往往在比較靠北的草原和丘陵地帶，因為他們有放牧和狩獵傳統，而且這些遺跡不是壘筑長墻，而是挖掘深深的壕塹，并把挖出的土在內側堆起并夯實為長堤，然后再在長堤上加筑馬面，馬面和馬面之間差不多是一箭之地，顯示出完備的防御功能。

金界壕是我國歷代長城沿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態有別于傳統依托山脈壘砌墻體的秦漢長城，其設置及修筑與歷代長城也有諸多不同。為防御蒙古部族騎兵善于遠距離沖刺的作戰特點，金界壕采取墻、壕這種高低相錯的結構形式修筑，以此來消耗和削弱騎兵的戰斗力，一些重點防御地段還采用雙墻雙壕的筑城方式，在以墻、壕為主體修筑的同時，金界壕還修建馬面、邊堡、關、塢和烽火臺等設施。

位于內蒙古四子王旗縣境內的金界壕遺跡（資料圖片）。新華社記者趙婷婷攝

作為長城里的另類，金界壕是長城文化中多元融合的歷史遺跡，是繼秦漢長城之后的又一道萬里長城。根據其地理位置、分布走向和修筑時間的不同，金界壕由北向南可分為漠南線、嶺南線、主線三條線路，克什克騰旗草原地帶保存完整清晰的金界壕遺跡。經歷800多年風吹雨打，匍匐于草莽之中的金界壕壕溝和界墻依然清晰可辨，界墻內側筑有房舍和庫房的戍堡，可以駐屯戍守軍士，而旁邊的邊堡則明顯是小具規模的邊防小城。這樣的界壕相比依托山脈修筑的長城，防御性要差一些，但金代不僅在長城內側駐有守軍，長城外側還有依附的游牧部族幫助守衛長城。

綿延于河套南側黃土丘陵區的明長城，是內蒙古現存歷代長城的精華。明成化、嘉靖年間河套蒙古諸部興起，明朝統治者執行拒絕通貢互市的“絕貢固守”政策，與蒙古諸部的沖突增多。從成化年間掀起修筑北方長城的高峰，九邊各鎮“修邊”的記載不絕于史，憑邊固守成為嘉靖時期北方軍事行動的主要內容。明長城以墻、壕為依托，輔助以營、堡、烽火臺、敵臺、馬面等設施，萬歷年間還對原有工事進行修繕和加固，“城堡以便保聚，墩臺以明烽火”，多數城堡墩臺在這一時期用磚石加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境內的明長城屬明長城中段，保存完整且規模浩大，明長城延續到老牛灣黃河大峽谷，形成黃河與長城“握手”的壯觀景象。

這是在山西省與內蒙古自治區交界處的黃河老牛灣拍攝的明長城遺址。新華社記者連振攝

遍覽內蒙古境內氣象萬千的長城遺跡，不僅會感到“登高壯觀天地間”，還會生出“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雄心壯志，這是中華民族積極向上的精神氣魄。春日登上黃河晉陜大峽谷邊的山峰，會看到逶迤于黃河青山之間砌有磚石的明長城，仿佛頂盔摜甲的武士一樣氣勢如虹；夏季站在芬芳的草原上看去，金界壕如千年巨蟒伏處蛇行，時而潛飲于湖澤，時而昂首于岡巒；“秋來嘉樹色堪攀，紅葉沿溪復映山”，深秋時節在色彩絢麗的陰山上尋訪秦漢長城遺跡，可以看到草木離披荊棘叢生的山脊上長城如龍穿山越嶺；冬日“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歷代長城如“山舞銀蛇，原馳蠟象”，這樣的景象讓人感到“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長城文化鑄牢共同體意識

修筑長城主觀上是中原王朝試圖將游牧民族阻隔在北方草原地帶，以減少戰爭與沖突，但客觀上卻促進了長城兩邊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匯集成多元并存、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

深情凝視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內蒙古境內的長城地帶是農田和草原的過渡地帶，是農耕和游牧的交錯地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點地帶。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歷史上這些游牧民族曾越過長城，甚至在長城以南建立政權并拓展疆域，多元的中華文明使他們接受文明洗禮，不斷革除腐朽僵化成分。在注入新的血液后，中華文明不斷升華，顯示出經久不衰的活力與生機。

談起內蒙古的長城文化，不能不提及長城周圍一些重要的古城和道路遺跡，它們分布于長城兩邊的草原和農田之中，見證了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內蒙古狹長的長城遺跡分布地帶，還有許多用于戍守和防御的軍鎮，這些軍鎮的防御功能并不遜色于長城。比如北魏為防御柔然南侵，在陰山北麓的漠南之地修筑沃野、懷朔等六座軍鎮。正光四年（523年），匈奴酋帥破六韓拔陵在沃野鎮點燃六鎮起義的烽火，使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沃野鎮出身的將領參與東魏、西魏及后來北齊、北周的政權更迭，客觀上促進了民族大融合，為隋唐大一統王朝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唐代突厥興起后，名將張仁愿借鑒北魏修筑六鎮的防御手段，于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年），乘虛從后突厥可汗默啜手中奪取河南地，并在黃河之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默啜南寇之路。因為把三受降城都筑在黃河北邊，當時的名將唐休璟反對，認為兩漢以來筑城皆北阻大河，“今筑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但唐中宗李顯還是同意了張仁愿的意見。在黃河河套之外的岸邊修筑三受降城后，有力保護了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節省了大量軍費和人力，后突厥默啜可汗無力返回肥沃的漠南河套地區，只能在漠北活動。

長城邊分布的不少古城在歷史上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園和故土。比如西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到長城邊的五原塞款塞入朝，以致通好漢朝的誠意，《漢書·匈奴傳》贊云“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到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又來到長安迎娶昭君出塞，長城和漢塞見證邊陲安寧的景象，呼韓邪單于表示自愿留居南光祿塞，世世代代為漢朝守衛受降城和長城兩邊要塞城池。直到今天，長城附近的內蒙古德令山、雞鹿塞、光祿塞等古城，都流傳著昭君和呼韓邪單于寓居的佳話和傳說。

演員在位于呼和浩特的烏蘭恰特大劇院表演民族舞劇《昭君》。新華社記者沙達提攝

歷史上許多封建王朝對敵對的游牧政權不是對抗，而是秉承“存亡繼絕”的理念，使瀕于消亡的部族延續下去，這樣的理念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如東漢光武帝劉秀接納南匈奴降眾，“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促進當時的民族交融。這水草豐美之地就是長城之南、陰山南麓和黃河古河道以南被稱作“河南地”的地方，包括今天的內蒙古河套地區及鄂爾多斯高原的廣闊區域。準格爾旗境內的美稷古城是漢光武帝劉秀安置南匈奴的古城，南匈奴單于庭遷駐此地，在此駐留南匈奴部族由游牧方式轉為農耕方式。光武帝還允許烏桓越過長城入居塞內，分布在沿邊諸郡，這又促進烏桓融入中華民族，原本是游牧部落的烏桓南遷后也從事農業，漢末三國時逐漸與漢族融合。

和美稷古城一樣，內蒙古長城腳下“河南地”的大量古城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園。如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境內的土城子古城，是隋文帝為安置突厥啟民可汗及其部眾所筑的大利城，隋文帝還允許他們在黃河“幾字彎”畜牧。再如鄂托克前旗城川鎮北的宥州古城，是唐玄宗開元末安置六胡州突厥、粟特等游牧歸附部族而設置的古城。

值得一提的是，長城兩邊一條又一條古道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橋梁和紐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關系形成的血脈和經絡。為配套陰山之上長城的修筑，秦始皇“塹山堙谷，千八百里”修筑秦直道，從今天陜西省淳化縣西北的云陽，直抵包頭市境內的麻池古城。這條本為服務邊防的“高速公路”上，在漢代走過呼韓邪單于入朝和昭君出塞的和親隊伍。今包頭市秦漢長城沿線，一座漢墓出土的刻有“單于和親”文字的瓦當就是這段歷史最有力的證明。

身穿民族服飾的馬隊在內蒙古秦直道文化旅游景區內（資料圖片）。新華社記者劉勇貞攝

唐代貞觀末年，回紇、仆骨、多濫葛等北方部族歸附，尊李世民為“天可汗”。唐代應北方部族要求，開辟“參天可汗道”，以加強邊疆交通。這條“置六十八驛”的“參天可汗道”從漠北直通長安，穿過陰山和長城，跨過黃河，元代發展為帖里干、木憐、納憐三條驛路，成為貫通歐亞大陸的草原絲綢之路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說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一個早期實踐，那么以北方長城區域為核心的“走西口”，則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典范之一。明人修“邊垣以限華夷”，清代康熙年間在內蒙古設置五路驛站，分別為出入長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和殺虎口，這些關卡和隘口的設立旨在隔斷“口里”和“口外”人們的聯系，但卻出現令人矚目的走西口移民浪潮，這一浪潮帶來民族遷徙和通婚，帶來商貿繁榮和文化交融，長城兩邊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為地區發展和繁榮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長城萬里遠，內外皆故鄉。今天，在“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神州大地上，長城不再是關隘，而是交流的家園和舞臺，形成中華民族血脈交融的壯闊長卷。長城內外多種文化因素融成中華文明長河，鑄就今日北部邊疆繁榮和諧、生生不息的美好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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