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整理老家的舊物品,翻出一本布滿灰塵的筆記本。在筆記本的扉頁上有爺爺用毛筆書寫的“民國三十三年逃難錄”,里面夾著一張炭筆繪制的素描:幾個戴著鋼盔的士兵踹開農戶的木門,屋檐下晾曬著的玉米棒子掉落在地上。在畫作旁邊有小字寫著——“鬼子來的時候,狗都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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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年輕人或許很難體會這種沉默所帶來的恐懼。要是真去問經歷過那個時期的老一輩人,他們會用枯瘦的手指點著桌子對你說,鬼子進村的時候,最先嗅到的并非硝煙的氣味,而是東洋馬汗腺夾雜著皮革的膻味。湖北江陵縣的黃仁興老人記得非常清楚,1944年端午,農民張祖才剛剛哼著“日本鬼子似豺狼”的民謠去秧田車水,轉眼間被當作活靶子打死在塘堰邊。隔壁的楊奶奶在一夜之間白了頭發,鬼子和漢奸早已扛著槍晃悠著前往下一個村子。我覺得日本兵最讓人懼怕的不是那兇狠的模樣,而是將暴行當作平常事情的麻木勁頭。
1945年發生的慘案,由河北軍屯村的趙元禎老人講述。日軍為尋找失蹤的香川軍官的侄子,在七天里分批砍死了143人,就連1歲的嬰孩都沒有放過。殺完人之后還照常升起炊煙,馬背的褡褳里還裝著搶來的老母雞。這種將殺人當作平常事情的態度,比青面獠牙還要令人害怕。杭州的王家根老人以前常常念叨,鬼子占領杭州之后,清河坊一帶燃燒了三天三夜。他的母親和小姨賣菜得裝扮成老太太,臉上涂抹鍋灰害怕被鬼子盯上。有一次火車在筧橋站遭到轟炸,三等車廂全都變成了碎片,他的母親因為購買了二等票僥幸逃過一死,從那以后就相信了觀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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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聽到這種荒誕的幸存邏輯,就好像是黑色幽默一樣。但是老一輩人所說的話語里有著耐人尋味的細節。比如在鬼子掃蕩之前,總是先派遣漢奸去購買煙酒來探路,那個漢奸的槍套上還系著從寺廟求得的平安符;夜里站崗的哨兵,偷偷地唱起北海道民謠,那聲調凄慘得就像是在哭墳一樣。
1945年8月15日,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伍正禧回憶,藥房里的日本老板突然跪在街上哭泣。中國女工奔跑著呼喊“鬼子投降”,但是沒有人敢相信。為什么?就是因為前一天刺刀還頂著腰眼。有老兵在晚年講述,當年上級教導他們“殺中國人靈魂能夠得救”,新兵得先用活人來練習刺刀,要是誰要是下手不狠就會挨鞭子。這種系統性的異化,比個別暴徒更需要提防。就像廣西的慰安婦韋紹蘭老人所說:“他們也是爹娘生的,怎么把孕婦拖到井邊?”可惜這些親歷者正在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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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只剩下一百多人左右。岑洪桂老人的背上有著小時候被推進火海所留下的疤痕。他前往日本作證的時候,總是帶著小弟的遺照。他說道:“我想要讓小弟看看,當年燒死他的很多人,現如今連歷史都不敢去承認了”。如此一來老一輩人的講述如同拓片一般。拓片看著那模糊的印痕,卻承載著歷史的原本模樣。去年有一個地方拆除老屋,在墻縫之中發現了一張1941年的良民證,背面用鉛筆歪歪扭扭地寫著“今夜又拉走十二個人”。這種無聲的控訴,比任何教科書都要醒目。或許真正的歷史并不在檔案館里面,而在老百姓的集體記憶當中。
王家根他娘在臨終之前說:“鬼子投降的那一天,我才敢把鍋灰清洗干凈”。這句話聽起來感覺很輕,但是在心里卻相當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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