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天是春末，天氣說不上好，天陰沉著，不時有風卷著濕氣往骨頭縫里鉆。
張體學趴在泥水里，臉朝下，渾身濕透，喘氣都帶著稀泥味兒。
他身后不遠，是一隊剛剛從樹林里追出來的日軍，領頭的軍官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被田埂上的老漢搶了風頭。
“太君，這狗東西賭光了家產，回來還想騙我地契！”
說著，老漢拿著草鞋底子就往他背上抽，力氣不大，但聲音夠響。
日軍駐足看了幾秒，翻譯官冷冷丟下一句：“滾遠點 別礙事。”然后帶著人轉身繼續往前搜。
張體學沒吭聲 直到腳步聲徹底遠去，才聽見老漢低聲說：“快走，東邊山坳有人。”
他回頭看了一眼，老漢已經扭頭繼續薅草 當什么都沒發生過。
這事兒后來沒人再提。
張體學也沒問老漢姓什么 家在哪。
可對他來說，那一腳踹進泥田的，不是羞辱，是命。
那是1940年，他帶著獨立團在鄂東山區活動。
當時敵人掃蕩頻繁，鄉親見了穿軍裝的就繞道走。
新四軍雖然紀律嚴明，可在老百姓眼里，誰都怕惹來鬼子。
可張體學不怕這個。
他帶頭幫老鄉挑水 劈柴，見了人就打招呼，老人叫大爺大娘，小孩摸頭逗一逗。
時間長了，村里人心里有數：這支隊伍不搶 不罵 是真打鬼子的。
可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那天偵察時被發現，是因為望遠鏡反光。
他和警衛員分頭跑，逃進松林，前頭就是水田，沒路了。
看到田埂上有個人，他顧不上多想 就沖過去。
“我是新四軍，后頭有鬼子，救我一命！”
換作別人，大概會猶豫個幾秒。
可那老漢頭都沒抬，抬腳就把他踹了進去。
動作太自然，好像真的是看見了個不肖兒子。
這不是第一次張體學遇到生死關頭。
他17歲那年加入紅軍，第一次打仗就在潢光戰役，帶著一群兒童團的小鬼給紅軍送信、放哨、帶路，硬是在敵人眼皮底下周旋了好幾天。
后來紅二十五軍北上，他所在的獨立營被困在皖西北，改編成紅八十四師，再合并成紅二十八軍。
張體學當時不過二十出頭，就已經是首長的警衛兼交通員了。
1933年一次突圍，他被派去保管軍費。
敵人突然包圍了軍部，混亂中他與部隊失聯，直到第四天才找到歸隊。
公款一分不少。
他沒說自己怎么躲過來的，只說：“任務沒丟。”
從那以后，沒人再把他當孩子看。
再往后，1938年他帶隊到鄂東時，只有幾十人 幾十條槍。
敵人多，地形復雜，走一遭要命。
可他把隊伍帶起來了，從幾十人干到了上千人的獨立團。
他那個炊事班的大娘，有次看見隊伍開始穿國民黨的軍裝，拿著火鉗就沖他吼：“穿這烏龜殼子，跟當叛徒有啥區別！”
張體學沒生氣。
他脫下軍裝，圍上圍裙：“那我現在是炊事員，還是團長？”
大娘愣了一下 笑了。
他接著說：“心里是紅的，穿啥不重要。”
這不是哄人，是他真這么信。
他從不拿身份壓人，哪怕當了湖北省長，也常常一個人穿布鞋下鄉。
有一次他去鄂西恩施調研，住在農戶家，一個半月走了六百多里，和老鄉一起吃苞谷餅 睡木板床。
回來就拍板修五宜公路。
通車那天，老百姓挑著山貨站在路邊看車，眼里全是光。
“這輩子總算見著這鐵疙瘩了。”一個老漢邊說邊抹眼淚。
張體學干水利也不馬虎。
丹江口工程那會兒，他半夜查工棚，看見民工睡在透風的草棚里，當場就罵干部：“人家跟著咱干活，凍出病你擔得起嗎？”
幾天后，十萬民工住進了油毛氈棚。
再過幾天，兩千多雙膠鞋送上了工地——因為他親自跳進冰水里挖渠，誰也不敢再裝看不見。
可不是所有時候他都能做主。
1966年，王任重被揪斗，造反派逼他表態，說王是“反革命修正主義”。
張體學說：“中央還沒定性，我不能亂說話。”
這話傳出去，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揪了。
滿街墻上寫著“斗倒張體學”的標語。
他被關了起來，后來還是周總理出面，才把他接到北京暫避風頭。
1968年他被安排回湖北，任省革委副主任。
但沒實權，只能帶著兩個老同事去各單位作檢討。
可他不甘心，就趁隙約了長江流域辦公室的人勘察葛洲壩工程。
那是1969年3月。
他說：“三峽的事不能再拖。”
年底中央批復，同意上馬。
不久后，葛洲壩正式動工。
1973年，張體學因病去世，年僅58歲。
骨灰運回黃岡那天，沿路站滿了人。
有人說：“這才是咱們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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