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關露恢復名譽后，悄悄吞下一把安眠藥：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1982年12月的北京，天灰得很早。

朝內大街一棟老式民居的窗簾拉得緊緊的。

屋里沒開燈，只有書桌上的一盞小臺燈亮著。

風從木窗縫里灌進來，吹得桌上的筆記本嘩嘩響。

那本子很厚，封皮早就磨得發白。

最后幾頁是空白的。

就在那天早上，關露寫下了八個字：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寫完，她沒猶豫，吞下了準備好的安眠藥。

那時候她已經75歲，腦血栓反復折磨，身體一天天不聽使喚。

她不想被人看到老去的樣子。

也沒人知道，她已經計劃這件事很久了。

可真正讓那天變得不同尋常的，不是她的離開，而是十一天后。

追悼會上來了很多人。

可誰也沒料到，簽到冊前站著一個穿著舊呢子大衣的老人。

他拿出一支掉漆的派克鋼筆，慢慢寫下三個字：王炳南。

這支筆，是關露年輕時送給他的。

他一直帶著，從沒扔過。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要從更早說起。

關露，原名胡壽楣，1907年出生在河北宣化一個老派官僚家庭。

父親早逝，家境驟然變差，母親靠繡花和教書撐起一家人。

她的母親不是普通人，是旅寧女子中學最早的畢業生之一，讀書識字、寫得一手好字，還會講《史記》和《左傳》。

關露從小被這樣一個母親拉扯大，八歲就開始背詩文，還學刺繡。

那種從骨子里帶出來的耐性和韌勁，是后來幾十年地下工作中最關鍵的本事。

她的字，一直到老了手都抖，還寫得一板一眼。

20年代，她先是在南京美專學藝術，后來轉去上海法科大學學法律，又改去中央大學讀文學。

她不是那種只讀書不問事的人。

那時候全國到處都是罷課抗議，沈鈞儒在上海主講，臺下坐著一群眼睛亮亮的年輕人，關露也在其中。

她最早寫詩，是給工人夜校編教材的時候。

簡單，直接，帶情緒。1931年“九一八”之后，她加入“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在上海跑工廠、辦夜校，教識字、發傳單，甚至還組織女工搞文藝演出。

那會兒，地下活動危險得很，常有人一覺醒來人就不見了。

1932年，她成了左聯一員，和艾青、穆木天、柳倩一起搞詩歌。

她寫的詩不溫柔，句子像刀子一樣。

有人評價她“泄憤式寫作”，其實她自己心里清楚，那是她唯一能留下的東西。

1938年，她在延安遇見王炳南。

兩人認識不到一周就互換了照片。

王炳南是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代表，后來成了新中國第一任駐德大使。

可那時候他們只是兩個年輕人，在戰火中偶然靠近。

可這段感情太短了。

因為工作安排，兩人很快分開。

戰后見面時，王炳南只寄來一封信，說“斷絕一切關系”。

關露沒回信，也沒再結婚。

她一直把那張照片留著，放在書桌抽屜最里面。

那支派克筆，也是那時候她買給他的。

最危險的任務，是1939年以后。

她以“被收編”的身份潛伏在李士群身邊，李是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

那時候潘漢年對她說：“有人說你是漢奸，不要解釋。”她照做了。

從此外界再也沒人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她在《女聲》雜志當編輯，表面上寫些女性話題，實則夾帶大量隱喻，向組織傳遞敵情。

她會用“女權”話題引出對男權社會的諷刺，用“家政建議”夾帶對淪陷區生活的真實描述。

她的文章里每一個標點都經過推敲。

寫完后，她會自己改三四遍。

抗戰勝利后，她主動聯系新四軍。

調往蘇北鹽埠中學教書，再調去蘇北建設大學，最后去了大連的蘇聯新聞局。

她不再寫詩，開始翻譯資料，做工廠調查，和工人一起吃住。

有一陣子她常穿藍布工作服，跟工人一起下車間。

有人以為她是普通翻譯，沒人知道她寫過幾十萬字的詩和小說。

1955年肅反運動爆發，她因為與潘漢年案牽連被捕。

關在功德林監獄，那里條件極差。

她患上關節炎，精神也開始出現問題。

她曾在一份材料里寫：“我不是瘋子，我只是太清楚自己到底是誰。”

獄中她寫了幾十萬字交代材料，記錄的不僅是“問題”，也有她完整的革命經歷。

沒有人催她寫，她自己主動要筆紙。

她說：“我要讓人知道我不是白活一場。”

1957年她獲釋。

之后幾十年，她很少公開露面。

只在一些文學單位里做些編輯、翻譯的工作。

她的作品也不再發表。

只有偶爾有人提起，說起“那個寫詩的關露”，大家才會想起她還活著。

到了1982年，組織正式為她平反。

她沒說什么，只是把那本厚厚的筆記本拿出來，繼續寫點東西。

她不太愛說話了，身體也不太好，常常坐在書桌前發呆。

有一次她對保姆說：“老了也要體面。”保姆沒在意。

12月5日那天，保姆出門買菜。

回來時，屋里很安靜。

本子翻到倒數第三頁，臺燈還亮著，桌上那張合影放得正中間。

她走得很安靜，連水杯都沒動過。

十一天后，王炳南出現在追悼會上。

誰也沒跟他說話，他也沒說話。

他只是寫了名字，然后把那支舊派克筆放在了簽到冊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