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給胡適的三封信

許倬云給胡適的三封信

文 | 馬文飛

來源 | 南方周末

一

胡適檔案中許倬云給胡適的最早的一封信寫于1956年4月18日（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2-059-003），時年許26歲。這封信可稱為許倬云早年“自傳”之一種，與晚年許倬云的回憶有一些相異之處，更顯珍貴和生動。信中稱：“您接到這封信時，也許不免要有一點奇怪，因此我覺得應該先做一番自我介紹”，說明此信或為許倬云致胡適的第一封信。

信的內容主要談學業(yè)、獎學金以及留學事宜：

學業(yè)方面。許倬云自稱是臺大歷史系1952年度的畢業(yè)生，正在讀碩士研究生，因為留學事宜滯留在臺北以致“另做一篇”畢業(yè)論文，準備研究生畢業(yè)。許倬云做兩篇碩士論文一事的說法，僅見此信。梳理許倬云后期各類回憶或見端倪，即許倬云研究生期間的指導教師為李宗侗（1895—1974），寫了碩士論文題目為《古代中國的天與帝》，更換題目并定稿的碩士論文是《中國古代最高神的觀念》，答辯時間為“（1956年）5月7日至10日間”，由此獲得臺大碩士學位，許還曾請沈剛伯（1896—1977）題字。

青年時代的許倬云

獎學金及留學方面。許信中提到與許翼云是“孿生子”，但自己“因擠壓而手足畸形”（肌肉萎縮癥），故“生而殘疾”。1955年5月許倬云獲得第三屆李國欽獎學金，因該獎學金對入選者要求“身心健全”條件限制，最終由許倬云“素來欽服的至交”劉鎏獲得獎學金赴美深造。此時校長錢思亮（1908—1983）出面，請胡適多次聯(lián)系徐銘信（Frank Ming Shin Shu，1905—1996）以資助許倬云。此事許倬云有記：

倬云北美之行，賴先生之力不少，往歲謁見先生于紐約寓所，始知先生為倬云事曾三度下鄉(xiāng)訪晤僑領徐銘信先生。

最后，胡適在徐銘信處為許倬云爭取到了留學費用。信中許倬云還提到赴美留學的目的：

不在鍍金，也不在享受，只希望能和外面的世界接觸一下，見識到外面的浪潮，也學一點兒史學研究的新工具（如語意學、民族學等等）。作為自己將來工作的工具。雖然明知自己不是上乘的材料，但卻終不甘放棄努力以赴的決心。總希望盡力為之，而最能補救資質不足的就莫過于訓練了。

值得一提的是，信中許倬云提及最初申請的海外高校是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曾致函鼓勵。

二

胡適檔案中許倬云寫給胡適的第二封信寫于1958年9月5日（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076-031），其時許28歲，正在醫(yī)院治療。

此信是回復胡適來信的，因許倬云從胡適好友Richard Louis Walker（1922—2003）得知胡適返回紐約，故有此回信。主要內容是獎學金事和討論學術問題。

關于獎學金方面，許氏信中說，胡適前函稱徐銘信獎學金可能不會延續(xù)，因此許氏擬接受卡耐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的資助，但卡耐基基金會要求許氏從事戰(zhàn)國史方面的學術研究。因此許倬云此信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與胡適討論戰(zhàn)國史方面的學術問題。

許倬云敏銳捕捉到戰(zhàn)國史料的兩個問題（技術性問題和原則性問題），胡適用綠色筆跡在信中勾畫，以示對這兩個問題的重視：

一個是技術性問題，即“敘述當時的日常生活、材料用墓葬和遺址的考古資料，參以散見子書，史記等處的文獻數(shù)據(jù)，困難在于如何作一個適當?shù)奶幚恚俊倍以S“有意寫成fiction性質的東西，讀來易有興趣”，這種思路與許氏晚年實行的“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形成特別的呼應。

另外一個是原則性問題，即許倬云認為“戰(zhàn)國時彌漫著一種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只有在社會結構解體時，‘我’才會釋放出來”，因此提出疑問：

儒家學說在個人主義的形成方面究系何種角色？孔子對人性的尊重可能有助于這種思想的出現(xiàn)，但孔子自己也可能只是這個思想階段彌漫下的產(chǎn)物。二者孰是？

許氏后來讀到胡適《說儒》中“以殷士為儒的祖先”，認為此說“極有見地”。

以目前所見史料，暫不確定胡適是否回應此信，但據(jù)1959年12月8日李濟致胡適信內容可知，許倬云在春秋戰(zhàn)國史方面的深耕受到了李濟的重視。李濟欲與兩個學生合作，寫一部中國上古史，以世界人類文化為背景，描寫中國的一幕，盡量用考古學的材料與民族學的理論；張光直寫史前，許倬云擔任春秋戰(zhàn)國，李濟寫殷與周初（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027-020）。

事實上，許倬云在其博士論文中有一整段分析和討論了胡適的“墨子”問題，延續(xù)了戰(zhàn)國史的研究。1962年3月，許倬云以344頁的博士論文A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in Ancient China; 722-222 B.C. 獲得芝加哥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博士學位。1965年，許倬云又將題目修訂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葉公超（1904—1981）題署漢譯書名——“先秦社會史論”。許倬云特別在初版本扉頁用 tomypeople 做紀念，這三個詞與許氏晚年所謂“但悲不見九州同”的九個字形成了獨特的映照。

左：《先秦社會史論》1965 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英文平裝本

右：《先秦社會史論》1968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英文精裝本

延伸閱讀：時隔62年，許倬云先生博士論文中譯本首次完整出版

三

胡適檔案標記許倬云致胡適的第三封信寫于“1960年6月8日”（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076-032），這是誤識，落款“6/8/60”應讀為“1960年8月6日”，許倬云此時正當而立之年。

此信是1960年胡適率團赴西雅圖參加學術會議后，許倬云寫信給胡適，為好友劉英茂（1930—2023）謀職事。

1960年胡適在西雅圖演講“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信中說，“西雅圖之行，敬陪末席，得到聆聽各位師長教訓的機會，異常幸運。”即指1960年7月10日至15日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召開的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胡適在此次會議上發(fā)表了“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一文，集中闡釋了充盈著“人本主義和理智主義”光輝的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由中國學者的反省與實踐，必將有光輝的未來。會議上，還只是在讀博士生的許倬云、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理論組組長鄧昌黎（Teng, Lee C.）、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員馬逢華（Mah, Feng-hwa）等三人擔任會議的記錄員。許倬云晚年告訴李懷宇，“我跟他（指胡適）的交往只有一次”，就是指這次會議。

其實許倬云與胡適交往不止一次。1952年11月胡適返回臺北，許倬云為“臺大史學會代表”邀請胡適到臺大進行“學術講演”（即《治學方法》三講：12月1日《引論》，5日《方法的自覺》，6日《方法與材料》），這是胡許第一次交往。據(jù)1959年8月25日胡適行事歷載：4:30分，章午云、許倬云來（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4-063-004）。這里的章午云，即章植（Tsang Chih，1907-2005），江蘇無錫人，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成績優(yōu)異，多次獲獎，胡適恰好主持他的畢業(yè)典禮，對他熱情握手祝賀；后留校任教，著有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土地經(jīng)濟學著作——《土地經(jīng)濟學》（黎明書局1930年9月初版）。抗戰(zhàn)期間任陳光甫秘書，赴美洽談“桐油借款”，后留美從事商業(yè)活動。章午云與許倬云是舅甥關系，因此有一同拜訪胡適的可能。

許氏信中介紹了劉英茂的基本情況之后說，

他（指劉英茂）很愿意回母校心理系，已去信詢問有無機會，……也向科學發(fā)展委員會申請。

許氏盛贊劉英茂：

為人誠懇，為學認真，心胸也夠豁達，不帶省籍偏見，將來他的治學途徑為由生理學、數(shù)學兩方面研究心理學。……鍥而不舍的脾氣，挑對了途徑后，他會一個勁鉆下去的。

許倬云曾說過“我不能作為德不卒之事”，將劉英茂推薦給胡適，足見劉氏在許倬云心中之重要。第二天（1960年8月7日）劉英茂即致信胡適稱：

生于去年得伊利諾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然后到芝加哥大學當Postdoctoral fellow至今，聽聞許倬云兄，臺灣現(xiàn)正積極有擴展可行之趨向，竊生擬今秋回國服務，因之如能承蒙胡適先生幫助旅費及回國后之研究方便等項。（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3-133-095）

按照現(xiàn)有資料，胡適是否回信許劉二人，暫不可考。但1960年劉英茂“受聘為臺大心理學系副教授”，在臺大服務多年，“把一生都投注在研究的先行者，為臺灣實驗與認知心理學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發(fā)表多篇著名的研究、致力于培育并指導學界后進和莘莘學子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且受到長期發(fā)展科學委員會的資助。

四

胡適紀念館藏有胡適生前隨身攜帶的兩個“黑色精裝通訊簿”，均將許倬云的聯(lián)系方式寫入“友人通訊”，所記許倬云的信息分別為：許倬云 Cho-yun Hsu,1164 E. 58 St.Chicago 37, Ill.（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4-053-011）；許倬云 Cho-yun Hsu,1155 E. 58 St.Chicago 37, Ill.（胡適紀念館檔案，館藏號310-01-04-054-003）

我們目前還不能確定胡適是什么時候記錄了這兩個地址，可能是為方便寫信而記，但可以確定是1957年許倬云赴芝加哥大學留學以后的事了。

胡適與許倬云“沒有直接教學關系”，但許倬云心存感念，認為“（胡適）是好人，氣度非常寬廣”。許倬云晚年回憶：他返回臺北時，“正是胡先生出殯的日子，我和同仁們，夾道行禮悼念他”。1962年10月許倬云在南港蔡元培館撰寫《春秋戰(zhàn)國間的社會變動》一文附記曰，“倬云決定返國時，原企能從（胡適）先生學，俾得稍窺夫子藩籬，不意在芝城即驚聞噩耗，從學之志，竟不能實現(xiàn)。然而先生之逝，為民族及社會之損失，倬云又焉敢以一己之惠哭先生！”第二年（1963年）是胡適逝世一周年，《傳記文學》編者邀約許倬云撰文《容異與存疑》紀念胡適，言辭懇切，現(xiàn)在讀來依然振聾發(fā)聵，茲錄以紀念甫離世的“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許倬云先生：

胡先生一生沒有背離過自由思想，假如他還活著，我想他會高興地聽我告訴他，當年他協(xié)助去讀書的學生，學會了一句：“我們知道的，就是我們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最后，我愿借杰斐遜的一句話，結束這篇短文：“我在神壇前盟過誓，我將永遠與任何加諸人類思想的暴政為敵。”（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2025年8月10日于七枝榮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