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主持發掘殷墟，將中國歷史向前推千年

在中國考古學界，有這樣一位大師：從小就是學霸的他，22歲從清華畢業。

隨后的兩年里，他依次獲得克拉克大學心理學學士學位和社會學碩士學位，更在27歲的年紀就取得了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

學成回國后，他全身心投入考古發掘工作。

他主持發掘了殷墟遺址，不僅讓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了數千年，還改變了國內外對中國史前文化的認知，讓更多人了解中國豐富而深厚的文化遺產。

他一生致力于考古事業，將保護文物為己任，甚至超過自己的生命。

同時，作為一位教育家，他還培養出了多名中國新一代的考古人才，為中國考古學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他就是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

下面，就讓我們一同走進李濟的故事，近距離感受他的輝煌歲月。

01

從小就是學霸，論文啟發了大哲學家羅素

1896年，李濟出生于湖北省鐘祥縣一個書香門第。

他的父親李權從小刻苦用功，年紀輕輕就考中了秀才，并擔任了縣里最大學館的老師。

李權深受孟子思想的影響，為人溫和，重視教育。

在李濟還是個孩童的時候，李權就開始教其朗讀詩歌、彈古琴。

與此同時，李權并沒有排斥從西方傳入的新知，相反，他還送李濟去上新式的小學，接受新式教育。

后來，全家人因父親留任內務府而搬到北京。

在北京，11歲的李濟成功考入中國第一所公立中學——五城中學，并在公元1911年清華學堂首次招生時，成為第一批考入清華的學生之一。

區別于傳統學校，當時的清華學堂，不僅有著像“淋浴”“健身操”等西式生活方式，課程內容還以英文、技術等為主。

這些新穎的學習和生活體驗極大地開闊了李濟的視野和思想。

在清華學習期間，品學兼優的李濟積極學習海外的觀念和知識，他認為這些是推動國家發展的關鍵因素。

直到1918年，李濟對心理學萌發了興趣，并決定出國求學。

同年，李濟從清華學堂畢業，通過了第八期官費留美考試，進入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三年級課程。

1919年，李濟憑借優秀的成績獲得心理學學士學位。

與此同時，在大量閱讀中，李濟逐漸被人口學這一領域所吸引。

人口學是研究人口現象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

于是次年，他選擇轉讀人口學與社會學研究生課程。

不過這次嘗試卻不如人意。

由于研究人口學必須打牢數學基礎，這正是李濟所欠缺的，而轉學人類學更切合他的實際情況。

于是，1920年，篤學不倦的李濟在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后，前往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在此期間，李濟深刻地意識到，人類學的方法理論可以有效地用來研究中國歷史文化。

基于這樣的思考，他專注于研究中國人族群意識的演變，完成了《中國的若干人種學問題》一文，并先后發表在《中國留學生月刊》和《哈佛研究生雜志》。

恰逢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后著《中國問題》一書，他看到李濟的這篇文章后深受啟發，于是引用部分到他的著作中，這位年輕的東方學子也因此一舉成名。

1923年，27歲的李濟以出色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順利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這篇論文也成為中國人種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

02

創造的田野科學考古法，一直被沿用至今

畢業這年，學有所成的李濟收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邀請，本就心系祖國的他毫不猶豫地回國，擔任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

任職期間，李濟結識了亦師亦友的丁文江，并參與了河南新鄭的實地考察工作，對那里獲得的一些人骨進行了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撰寫了《新鄭的骨》一文。

隨后，他的工作重點轉向田野考古。

1925年，李濟被受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特約講師。

次年，由美方出資，李濟作為主持人，與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開展為期兩個月的考古挖掘。

這是首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項目，成果豐碩，不僅發掘出大量陶片，更重要的是發現了半個經人工切割的蠶繭，而這一發現把蠶絲生產的歷史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更令人驚詫的是，李濟還創造了“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等田野科學考古方法，這些工作方法至今仍被考古界的學者沿用。

1929年初，李濟應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

該所是中國第一個以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國立研究機構。

同年，李濟開啟了他考古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段經歷——殷墟考古。

他主持開展殷墟第二次考古發掘，并主編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

1930年，34歲的李濟帶領團隊前往山東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開展發掘工作，僅用一個月就發現了一種新的文化類型“龍山文化”，并主撰《城子崖》一書。

這一重大發現不僅豐富了中國本土文化譜系，而且強有力地證明了中國文化并非源自西方。

1931年，李濟主持的殷墟第四次考古發掘在小屯村北和后崗進行，歷時51天。

小屯村北發掘出土了782片甲骨，這是小屯以外第一次發現甲骨文。

而后崗發掘發現了殷商、龍山、仰韶三層文化直接疊壓的關系，從而確立了這三種文化的時代序列，解決了我國考古學上至關重要的問題。

四年后，殷墟第九次發掘由李濟主持，發掘范圍從小屯擴至侯家莊。

隨后，在西北岡發掘了四處墓，獲石器千余件，其中不乏精品。

同時，李濟兼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后，獲取補助費用，為侯家莊發掘提供經費保障。

03

護送部分文物遷移到臺灣，沒有一件損毀

誰知，就在考古事業發展如火如荼之際，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為了躲避戰亂，中央研究所西遷，歷經長沙、昆明，最終安定在四川南溪李莊鎮。

而中央博物院亦籌備前往昆明。

李濟隨即派人前往陜西寶雞、三原等地調查彩陶遺址，并在云南昆明至大理、蒼山一帶探尋史前遺址。

1948年，李濟成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而這一年，國內硝煙再起，為了躲避戰火，身為中央博物院理事的李濟被安排負責護送部分文物至臺灣。

實際上，運送文物的船只并不安全，甚至是破舊不堪，加上行程要持續三天，因此不少人都勸說52歲的李濟不要同船護送，風險太大。

可李濟堅守著“文物在哪里，人在哪里”的信念，執意同船。

正因他全心全意保護文物，上千箱文物竟然都完好無損地被運送到臺灣。

在臺灣安定下來后，李濟擔任臺灣大學教授，并創立了考古人類學系。

他懷揣著對考古學的熱愛，培養了一批像張光直、許倬云等真心為學的學者。

此外，他還對當地的歷史遺址開展田野考古發掘，同時不忘繼續整理研究之前殷墟考古的工作資料。

盡管隨著年齡增長，疾病逐漸增多，但他仍然堅持學術工作。

1973年，古稀之年的他完成了《安陽》一書初稿，書中他對殷墟歷次發掘的收獲和研究成果進行了回顧和總結。

然而，時間無情。

1979年，83歲的李濟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人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只發現上萬本藏書，未發現任何私藏文物。

他的高尚人品，可見一斑。

回顧李濟的一生，他不畏艱苦，為中國現代考古事業無私奉獻。

他身上這種努力有所作為，敢于擔當的精神，值得我們當下的每一個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