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 | 國難當頭，民國知識分子如何行動

關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一向是充滿歧見的問題。新近較有代表性的意見，來自西方知識界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或只是極少數的精英？20世紀對知識分子最著名的兩個描述，就基本是對立的。一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以自己的生涯示范的知識分子角色，集馬克思主義者、新聞從業人員、行動派、杰出的政治哲學家于一身；一是班達（Julien Benda）對知識分子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薩依德慨言今之所謂知識分子，已是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問中人于一身，往往身不由己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而他則把理想中的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與邊緣人，認為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余者”“圈外人”中，反倒能看到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獨立的風骨典型。薩氏探問的是在媒體資訊繁衍，政治、學術利益集團四處游串的世紀之末，知識分子的自處之道，不可否認，不管賦予知識分子怎樣的角色定位，最基本的仍在于，知識分子屬于他們的時代。如同薩氏也強調的，不管身份多么特殊，知識分子都身處這個社會，都是國家的成員，具有一己的語言、傳統、歷史境況。因此，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對他們的大眾代表著某事，并在“普遍”（universality）與“此地”（the local）之間尋求“有效的溝通方式”。 以此而言，或也得承認，那個年代賦予中國知識分子的，就是這樣一種承載：不單是學術的，還包括政治的；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學者，又是言論家，還是幕僚。而且這些身份并不隔絕，產生著交互的影響與作用。“學術社會”的建設，也絕非僅僅是“學術”的，實際預示著近代中國讀書人，在面臨種種張力與矛盾時，努力進行著協調。

是什么原因，導致讀書人一次次迭入現實政治的漩渦中，而且，徘徊于學術與政治間的身影，并不孤單，這是研究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歷久彌新的話題。要回答這一問題，除了通常所說的“時代趨勢”，恐怕還得扣緊作為“學閥”的精英意識。這種精英意識，在學術上注重的是提高中國學術的品質，在政治上則是“吾曹不出如蒼生何”。胡適和丁文江即是個中典型。胡適曾自詡“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至于為什么會走上談政治的“歧路”，他的解釋是：

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

這話說得很明確，衰朽的政治固然是原因，主要還在于中國的輿論界令人失望，缺乏談政治的人才。丁文江更直截了當，首先他對胡適歸國后的承諾“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就深不為然，認為這種主張是一種妄想，“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作為科學家出身的丁文江，其精英意識，尤甚他人，他曾響當當地講過：“進過大學堂，曉得一點科學，看過幾本外國書的，不過八萬。我們不是少數的優秀分子，誰是少數的優秀分子？我們沒有責任心，誰有責任心？我們沒有負責任的能力，誰有負責任的能力？”

有了這樣的精英意識，現實政治的衰朽很容易就成為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催化劑，并且，他們還從歷史的與現實的境況中尋找恰當的辯護理由，為現代讀書人的身份建立起新的歷史譜系。1921年五四兩周年之際，胡適在《黃梨洲論學生運動》的文章中就講到，在變態的社會里，政府的卑鄙腐敗，就會導致青年學生干預政治的運動，這如同黃梨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過的，學校是天下公是公非之所在，一切學校都要辦成糾彈政治的機關。胡適以深文周納的方式寫道：

我并不想借黃梨洲來替現在的學生吐氣。我的意思只是因為黃梨洲少年時代自己就曾做過一番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他著書的時候已是近六十歲的人了，他不但不懺悔他少年時代的學生運動，他反正正經經的說這種活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這樣一個人的這番議論，在我們今日這樣的時代，難道沒有供我們紀念的價值嗎？

在別的場合，胡適又特別提及所讀到的《學海類編》和《藝海珠塵》，以書中所記東漢、兩宋太學生，以及明末東林和復社、幾社為例說，“在變態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膊上”。 丁文江對政治的熱情也立足于此，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這倒不是輕視政治的“業余”性，而是對腐朽政治的直接反應，似乎只有那些不靠政治吃飯的知識分子才能秉持公心，為政治樹立良好典范。不僅如此，他還堅持認為，“天下的事業，沒有那一件不是少數的人做成功的”，假設要政治清明，自然要少數的優秀分子去干政治，“無論那一個時代，那一個社會，少數優秀的分子，握了政權，政治就會得清明。用他們的聰明智識能力，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是少數人天然的責任”。說這話的時候，北洋軍閥蠅營狗茍的政治正甚囂塵上，故此丁文江也表示：“中國今天弄到了這步田地，明明是做總統的不會做總統，做總理的不配做總理，當議員的不夠當議員。”他甚至有些憤懣地說，“為什么受過教育的有愛國心的人，就沒有本事弄一個督軍做做呢？”“只要有少數里面的少數，優秀里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中國現在不怕外交失敗，不怕北京政府破產，不怕南北要戰爭，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胡適與丁文江闡明知識分子應該在毫無秩序的社會里，擔綱干預政治與主持正誼的責任，這樣就掃清了知識分子因“愛惜羽毛”而游離于政治的“障礙”。

說起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公眾事務的介入，有個現象值得注意，往往是特殊的歷史時空造就了大批知識分子介入到實際政治中。筆者曾考察“胡適派學人群”如何通過幾個雜志聚集起來，成為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較為代表的力量。從《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自由中國》這些雜志的創辦背景來看，就對應著近代中國幾個關鍵時刻。 《獨立評論》的創辦，有兩個背景就甚為關鍵，一是國家遭逢“九一八事變”引發的國難；二是讀書人正努力重整已到山窮水盡的北京大學。因此創辦《獨立評論》，實在是形勢所逼，是那些自視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的讀書人，不得不考慮“在這烘烘熱焰里能夠干些什么”。胡適道出其中緣由：

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救國”“科學建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

在《獨立評論》的創刊號上，胡適還將這個刊物的辦刊旨趣和基本精神預先作了說明，強調他們只是將論學中秉持的“學術獨立”原則用來研究中國當前問題，“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簡言之，是希望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研究中國當前問題；同時也盼望得到一些秉于公心、依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后來胡適又將這種“獨立的精神”歸納為敬慎“無所茍”的態度：“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系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筆之于書，成為‘無所茍’的政論。”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分子對于創辦刊物的活動，往往理解為是對“公家”盡責。主編《獨立評論》時，整整三年的時間，胡適差不多形成了這樣的工作定式，每星期一總是終日為雜志工作，夜里寫文章常常要到凌晨三點。在給周作人的信中，他就這樣表示：

三年多以來，每星期一晚編撰《獨立評論》，往往到早晨三四點鐘，妻子每每見怪，我總對她說：“一星期之中，只有這一天是我為公家做工，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見我星期一晚上睡不著的嗎？”她后來看慣了，也就不怪我了。

這些年，學術思想界努力在發掘守望學術理想的讀書人。平心而論，回到那個年代，其實很難找出幾個真正與政治無涉的讀書人，多多少少都與一些報刊或團體有某些聯系。那時候一切也比較簡單，幾個讀書人，只要將自己月入5％拿出，就可撐起一分雜志來。而雜志一經出版，往往很快成為一個公眾舞臺。《獨立評論》正是如此，雖說其社員始終限制在十二三人，但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將這個雜志辦成同人刊物，創刊號上已表示“歡迎各方面的投稿”，一年后，更申言要使雜志成為公共刊物：“我們辦這個刊物，本來不希望它做我們這十一二個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為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自始就希望它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刊物。”為此，胡適也把這個時代稱作“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不僅靠社員少量的捐款就能使刊物完全獨立，而且“不但社員撰文不取稿費，外來的稿子也是因為作者愿意藉我們的刊物發表他們要說的話，也都不取稿費”。 蔣廷黻曾自信地對胡適說：“昨夜翻看《獨立》，覺得我們做的文章至少總可以算是認真想過才做的，只此一點，《獨立》當然是今日國內第一個好雜志！” 或許，令胡適等人更為欣慰的是，該刊發行到第四年時，發行量已高達一萬四千余份，寄售及代訂處分布全國，在當時所出的近四百種雜志中獨樹一幟。胡適也不無自豪地說：

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給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費的文字——這是世界的輿論機關絕對沒有的奇事，這是我們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這也是我們今天最值得祝賀的一件事。

分析《獨立評論》撰稿人的情況，也可以對當時讀書人介入公共輿論的情形有大致了解。對已知職業、簡歷的203位作者進行分類，可知《獨立評論》作者群的職業身份，大致順序是大學教師、大學生、公務員、研究院、中小學教師、編輯報人。其中大學教授79位，講師7位，助教5位，大學生44位，學者專家30位，公務員13位，研究員9位，中小學教員7位，編輯報人3位。而從地區的分布來看，對135位確知服務部門作者的調查，可以判定作者集中在北方，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就有近一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他則星散于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山東大學、中央研究院、北平社會調查所、武漢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平協和醫院、輔仁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杭州之江大學、暨南大學等。 因此，看起來只是由十幾位學者創辦的《獨立評論》，實際成為北方學人，尤其是清華、北大、燕京、南開等校師生議政的中心。

內容簡介 · · · · · ·

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但讀書人還在，如何確立其在現代社會新的角色與身份，就成為走出科舉時代的學人思慮的焦點。 本書從“學術與社會”這一視角出發，圍繞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這一主題，從社會科學視域提出問題，以歷史學角度和方法回答和闡述，讓后科舉時代讀書人階層的歷史沉浮清晰起來。

作者簡介 · · · · · ·

章清，1964年10月出生，四川瀘州人。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史學史及史學理論研究。出版《“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上海三聯書店，2015)、《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等專著。

目錄 · · · · · ·

引 論 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亞文化圈世界的形成
一、國家·社會·個人
二、“省界”意識成為聚集的基礎
三、“業界”所表征的“亞文化圈”
四、“中等社會”及其階級意識的萌芽
五、五四的參照意義
結 語
第一編 傳統的發明
傳統：由“知識資源”到“學術資源”
——簡析20世紀中國文化傳統的失落及其成因
一、“經典”的意義及其在晚清的境遇
二、《新青年》對“經典”的征引
三、“知識資源”與“學術資源”
四、“經典”的失落與反傳統
近代中國留學生發言位置轉換的學術意義
——兼析近代中國知識樣式的轉型
一、留學生在本土的文化養成
二、邊緣人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
三、進入本土文化的不同渠道
四、知識樣式轉型的歷史脈絡
“策問”中的“歷史”
——晚清“歷史記憶”延續的一個側面
一、科舉改革與“策問”：對新知之接引
二、“策問”“經世文編”及其他
三、“策問”中之“中史”
四、“策問”中之“西史”
余論：晚清之另一種“歷史記憶”
第二編 思想界的解析
晚清“思想界”的形成與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
一、“思想界”的表述
二、“思想界”的要素
三、讀書人表達方式的轉變
余論：隱然已在的“思想界”及其他
民初“思想界”解析
——報章與讀書人的生活形態
一、報章所呈現的“思想版圖”
二、讀書人晉升的階梯
三、大學·報章·社會
四、政治·思想·學術
余論：“思想界”的另一面
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
——《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
一、《新青年》作為“中心”的確立
二、“閱讀”報章：成長的階梯
三、閱讀《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
四、來自學生的“聲音”
余 論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
——對《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
一、審視思想界分裂的“后見之明”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陳獨秀的“出走”
三、政治歧見：一個目標，兩條道路
四、“我們”與“他們”：思想界的聯合戰線
五、階級意識的提升與中國社會的重組
第三編 “學術社會”的建構
“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
——《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
一、一群讀書人與他們的多重身份
二、“我們應該努力做學閥”
三、推動學術事業的展開
四、對公眾事務的介入
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身份認同”與“權勢網絡”
七、“權勢網絡”與知識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1930年代：“國難”與現代中國學術的成長
一、“國家政權建設”與教育學術
二、“國難”與《獨立評論》的創刊
三、如何使學術教育成為建國的力量
四、學科規劃之例證：心理學及其他
五、知識階層的動向
六、小結
“局內的局外人”：從幕后走向前臺的“學人外交”
一、權勢的轉移與知識階層的“思出其位”
二、官方對學人的“借重”
三、駐美大使任上工作的評價
四、“局內的局外人”
再版后記

選自章清《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修訂版） 》（山東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版），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