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交匯之處創新，構建“無人掉隊的未來” | 專訪牛津大學終身教授傅曉嵐

在科技迅猛發展、創新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有一位學者以深邃的思想與溫暖的情懷，架起了學術與社會、理論與實踐、當下與未來的橋梁。

她是在牛津大學深耕科研、在聯合國貢獻智慧、在創業路上踐行使命的傅曉嵐教授。她以“感謝”二字回應輝煌成就，展現出謙遜與擔當并重的精神境界。從突破無形資產估值難題，到創辦社會企業推動成果落地；從倡導“沒有人掉隊”的科技未來，到提出“創新發生在交匯處”的深刻洞見，傅曉嵐向胡潤百富講述了她對科學、社會與青年的細膩洞見，分享她源自責任與熱愛的不竭動力。

傅曉嵐教授

英國社會科學學院院士，牛津大學社會科學領域首位大陸華人終身教授，牛津大學技術與管理發展研究中心創始主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劍橋大學高級客座研究員。

2015年，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親自聘請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技術促進機制十人顧問小組”成員，是全球學界唯一代表。2018年由聯合國秘書長親自聘任為聯合國“技術銀行”理事會理事。2025年擔任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高級別咨詢委員會委員，成為繼林毅夫、朱民之后，第三位出任聯合國相關重要職務的華人。

胡潤百富·傅曉嵐專訪

胡潤百富：

您在牛津大學、聯合國等平臺取得了諸多成就，但您卻把“感謝”放在首位。請問，為什么是“感謝”？

傅曉嵐：

一個人的成就，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背后是整個生態體系的支撐，這個“團隊”是廣義的，包括我的家人、朋友、同事、領導、同行，還有作為老師，我那些優秀的學生。其實很多成就是集體努力的結果。

人的智商差異并不大，真正讓人走得更遠的，往往是機會加上堅持。但機會不是從天而降的，它需要有人像“伯樂”一樣發現你、給你平臺。當你有準備、有能力，才能在平臺上發光。所以，我始終認為，環境和平臺同樣重要。因此，我說“感謝”，是發自內心的。

胡潤百富：

聽您這么說，我感受到一種特別可貴的品質——謙遜，但同時又對自己的事業成就充滿自豪。這兩種氣質在您身上非常和諧。那么，以您目前所從事的事業來看，是什么在持續驅動您前行？您最引以為傲的成就是什么？

傅曉嵐：

我一直希望做些真正“有意義”的事。不是說發了幾篇論文就滿足了，更希望我們的發現能對社會有用。今天也有其他獲獎者提到，成果要能落地、能被需要，這才是更大的成就。

我很幸運，過去近二十年，我的一些研究觀點被國家層面采納，也多次進入聯合國的政策咨詢議程。這種“被需要”的感覺，讓我內心非常欣慰。這正是我堅持的動力。

十年前，一位跨國公司的投資總監來到牛津大學，問我：“技術有沒有定價理論？”我回答：目前還沒有。雖然金融資產定價拿過諾貝爾獎，但技術、數據、創意這些無形資產的估值，仍是一片空白。

而如今，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推動力，早已從有形資產轉向無形資產，即思想、技術、數據、創意。于是，在他們的資助下，我開啟了一項高風險、探索性的研究：為人類的思想和創造建立一套科學的估值理論和方法。

當時系主任還提醒我：“曉嵐，這very risky，你可能一年下來什么都沒有。”但我跟相關領域的人交流后，發現大家有共識，基于我多年積累的理論基礎和數據，心里有底。我說：讓我試一試。就算不成，也知道哪個方向走不通。

十一年后，我們有了重大突破。原本預期準確率能達到50%就不錯了，因為現有方法平均只有21%，但我們最終達到了90%。

我們把模型交給對方驗證，他們給了DeepMind的真實案例：我們估算價值是5.9億到6.5億美元，而谷歌實際投資是6.4億美元，完全吻合。之后，我們又在美國、日本、中國等多個國家進行了驗證，行業領域擴展到生物醫藥、醫療器械、清潔能源等多個領域，結果都非常令人振奮。

傅曉嵐出席聯合國2017年可持續發展科技創新論壇

胡潤百富：

當下資本正在涌入AI熱潮，您取得這樣的成果確實讓研究與學術更具實踐意義。

傅曉嵐：

產業界非常需要這樣的工具。初創企業要融資，投資人要判斷價值，大學教授也希望自己的技術能被評估。而最初提出需求的，正是投資方。

在學校的支持下，我們成立了牛津大學的衍生企業。它是一家社會企業，以社會影響力為核心使命。我選擇創業，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因為我相信：如果我不去做，這個理論可能就永遠停留在紙上，無人問津。

從理論到實際可用的產品，中間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正是這份“希望被人使用”的初心，讓我愿意在這個年紀，重新踏上創業之路，去經歷那些不為人知的辛苦。

胡潤百富：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各行各業。您提出“構建一個沒有人掉隊的未來”，這個愿景非常動人。我們該如何實現它？

傅曉嵐：

這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AI和機器人帶來巨大機遇，也引發廣泛焦慮，甚至有人呼吁“放慢”或“禁止”。但回顧歷史，從蒸汽機到電力，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是不可逆的潮流。

我們不能“拉住歷史的車輪”，而應順勢而為。但同時，必須確保技術帶來的收益是普惠的，不能讓社會兩極分化，不能讓任何人被甩下。

這就需要我們做到三點：

第一，能力建設：讓所有人具備使用AI的技能。年輕人要培養創造力，中年人、老年人也要學會應用。教育必須跟上。

第二，可及性與可負擔性：在香港、中國大城市，5G和WiFi可能已普及，但在“全球南方國家”、低收入地區，很多人仍無法接入，或負擔不起費用。技術必須“用得起、用得上”。

第三，全球治理：需要建立公平、公正、透明、可信的國際規則。發達國家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技術能力，實現共同進步。

技術不是中立的，它有方向性。我們必須從研發之初，就把“包容”“可及”“倫理”放在心上，讓技術服務于人，而不是淘汰人。

2018年聯合國技術銀行成立慶典，傅曉嵐由聯合國秘書長親自聘任為聯合國“技術銀行”理事會理事

胡潤百富：

確實，在技術更迭之前，更應以人文和全球格局思考未來走向，這非常深刻。胡潤百富近年來關注年輕創業者，設立了“U系列”榜單，我們相信他們也是未來走向的引領者。您曾說“創新發生在交匯處”，能否為年輕一代解讀這句話，給予他們更多啟發？

傅曉嵐：

當然。我認為，創新往往誕生于“交匯處”。

第一，是學科的交匯。一個學科解決不了的問題，可能在另一個學科找到答案。跨學科的思維，是突破瓶頸的關鍵。

第二，是產業與學術、政府與企業的跨界融合。真正的創新，常常發生在邊界地帶，當科學家與工程師、政策制定者與創業者坐在一起時，火花就產生了。

第三，是跨國與跨文化合作。不同文化背景帶來多樣性，而多樣性，正是顛覆性創新最肥沃的土壤。

即使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下，我們仍要堅定推動國際對話與合作。因為一旦“關起門來”，任何國家都會逐漸失去創新活力。

所以，我對年輕創業者說：保持開放，勇敢跨界，去傾聽、去連接、去融合。創新，就在那些交匯的縫隙中悄然生長。

本文系胡潤百富專訪，素材來源于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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