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網護平安？烏克蘭用它伏擊俄軍，我們 4 億攝像頭藏著雙面刃

前言

9月以來，英國情報部門曝光俄羅斯入侵羅馬尼亞攝像頭監視援助，烏克蘭證實俄特工操控基輔民用攝像頭引導空襲。

這些遍布城市、本為維護秩序的“眼睛”，正被改造成精準的“武器”，將我們的城市動態實時呈現給潛在的敵人。

俄烏沖突或已對我們敲響警鐘：遍布全國的攝像頭，可能成為敵人的幫兇！

基輔攝像頭突然轉向，導彈呼嘯而至

深夜，基輔一棟居民樓的攝像頭無聲地轉動，鏡頭對準了樓下停著的防空導彈車，屏幕那頭，是冰冷的算計，屏幕這頭，是無聲的恐懼。

這并非電影情節，而是烏克蘭安全局確認的事實，俄羅斯特工正通過這些民用設備，為導彈和無人機指引目標。

2024年1月的那次大規模空襲，基輔好幾個地方因此遭殃，破壞遠比以往更精準。

烏克蘭那邊也不甘示弱，志愿者們反過來黑入俄羅斯的公共攝像頭，在四百多臺屏幕上播放反戰信息，順便監視對方的部隊集結。

這可能是史上最硬核的“彈幕”了，也意味著這些沉默的哨兵，早已淪為沒有硝煙的戰場前線。

更有甚者，俄羅斯軍情局在5月擴大行動，入侵了羅馬尼亞、波蘭等鄰國邊境的數千臺設備，目的只有一個，盯死西方援助物資的運輸路線。

卡車隊怎么走，什么時候過關，都被看得一清二楚，導致援助中斷，前線補給出問題。這揭示了現代戰爭的新形態，網絡入侵監控系統已非偶然，而是常態，誰的防御弱，誰就必然吃虧。

風險并不遙遠，中國作為安防大國，國內系統規模遠超烏克蘭，聯網設備更是天文數字，一旦被類似手段攻擊，情報外泄的后果將不堪設想。

2017年WannaCry惡意軟件全球爆發，二十多萬臺電腦被感染，其中就包括大量監控系統，讓許多重要設施瞬間暴露。

那次事件像個警鐘，提醒我們網絡防線再厚，也不是鐵板一塊，尤其是在一個攝像頭比人還多的國家，這種脆弱性被幾何級放大了。

中國攝像頭全球第一，風險也在積累

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監控網絡，到2023年就超過了4億個，現在這個數字只會更高，全世界一半的監控設備都在這兒。

它們覆蓋街道、商場、學校、醫院，甚至鄉村小路，這張巨大的“天網”在和平時期功不可沒，幫警察破案無數，讓犯罪率直線下降，交通秩序也大為改觀。

2024年上半年，國內監控設備銷量同比又增長了9.2%，這說明需求依然旺盛，系統仍在鋪設。然而，俄烏的殘酷現實，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這張網的另一面。

英國和美國等一些國家，正以安全風險為由，逐步移除或限制中國制造的監控設備，他們擔心這些設備有“后門”，或者數據會流向不該去的地方。

烏克蘭的調查也提到，一些中國攝像頭的確會將信息傳回制造商的服務器，雖然這些設備本意是服務安全，但在沖突中，技術本身沒有政治立場，誰用、用來干啥，就沒那么單純了。

更復雜的挑戰在于我們自身，國內民眾對這套系統的情感是糾結的，一邊是秩序提升帶來的真實安全感，另一邊卻是“我是不是活在一個透明魚缸里”的無力感。

這種雙重感受，正是數字時代主體性危機的深刻體現，我們的行為、位置、甚至情感，都可能被記錄、分析，卻不知數據流向何方，被誰利用。

這種普遍的焦慮，比任何黑客攻擊都更具侵蝕性，它悄悄瓦解著社會的信任基礎。問題不在于攝像頭本身，而在于我們與這個強大技術系統的關系，是否健康，是否可持續。

一鍵熔斷與零信任，中國正在構建數字防火墻

面對日益嚴峻的挑戰，我們不能再被動防御，必須主動構建一套具有韌性的數字安全體系。好消息是，中國已經開始行動了。

2024年10月，中國網絡安全協會發布了《智能安防設備安全基線》，首次明確提出，關鍵區域的攝像頭必須支持“一鍵物理斷網”和“數據本地化”選項。

這可能是史上最硬核的“拔網線”方式了，確保在極端情況下，能瞬間切斷與外界的連接，從源頭上堵住泄露風險。

更進一步，是借鑒網絡安全領域的“零信任”架構，簡單說，就是“永遠不信任，始終在驗證”。

不是誰想連攝像頭就能連，也不是連接后就能看所有畫面，必須經過多重認證，權限被細到極致，遠程接入有硬性限制，任何異常訪問都會觸發警報。

與此同時，從供應鏈的源頭堵死“后門”也至關重要。強制更改默認口令，關閉不必要的P2P穿透功能，固件定期接受體檢，采購環節設立白名單，確保每一個設備來源可追溯、代碼可審查。

數據管理同樣需要革命性思維，采集堅持最小化原則，存儲周期大大縮短，敏感場景如人臉、車牌等信息必須脫敏處理。

誰在什么時間、因為什么原因調用了數據，都必須留痕，全流程可追溯，讓數據在陽光下流動。

國際上，愛沙尼亞的“數字領事”項目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角度，他們利用區塊鏈技術，賦予了公民對其個人數據的完全控制權，被視為對抗“數字魚缸”的有益探索。

這說明，對抗技術失控，我們不僅要建墻，更要學會如何與技術共舞，賦予用戶真正的掌控感。

與其把技術當奴隸管，不如把它當伙伴處

所有的對策，最終都指向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到底想要一個什么樣的數字未來？

是繼續加強控制，試圖把技術變成一個絕對聽話的奴隸，還是學會與它平等對話，將它視為一個需要共同成長的伙伴？歷史告訴我們，任何試圖絕對控制的東西，最終都會反噬自己。

未來的技術治理，核心必然是“協同”，而不是“控制”。

這意味著，我們在設計一個新產品時，就要把“邊界思維”和“隱私保護”刻進代碼里，實現所謂的“安全設計”。這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附加功能，而是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麥肯錫報告預測，到2030年，全球“安全設計”市場規模將達五百億美元，這本身就是一種商業和市場驅動的進步。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場廣泛的社會對話，來共同定義這個時代的數字邊界。這不應該只是專家或政府的閉門會議，而應該成為每個人都能參與討論的公共議題。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無差別車牌識別系統違憲，確立了“數據最小化”原則在公共監控中的至高地位，這就是一個通過法律程序凝聚社會共識的典范。

從“控制”到“協同”的轉變，考驗著我們的集體智慧和文明成熟度。

它要求我們放棄對絕對安全的幻想，接受并管理不確定性，在與技術共生的探索中，定義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數字文明。技術的力量是中性的，但智慧的方向需要我們自己去校準。

結語

數字時代的核心矛盾，是技術賦予我們的強大與它帶來的脆弱性并存。

未來，真正的安全感將不取決于攝像頭數量，而取決于我們校準技術邊界的能力。

面對無處不在的“眼睛”，是拔掉網線假裝安全，還是學會如何駕駛這艘數字巨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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