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惡”遇上“七宗罪”：所害怕的，有何不同

如果要給“壞”做一個排行榜，東西方給出的答案，很不一樣。

在中國古代，最重的惡叫“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排在最前，屬于“碰都別想碰，一碰就是死路一條”的那一類。

它們后來在隋代《開皇律》中被正式整理成一套罪名分類，被唐律繼承和放大，成了歷代刑律里“最不能原諒的十種罪”。

在基督教傳統里，最危險的惡卻不是叛國，不是弒父，而是七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傲慢、嫉妒、憤怒、懶惰、貪婪、暴食、色欲。

它們被教會傳統歸納為“七宗罪”，不是寫進刑法里要判你幾年，而是寫進布道、告解與心靈指南里，提醒信徒，真正把你拖向深淵的，往往是心里那一點點失控的欲望。

同樣是在警惕“惡”，一邊盯著行為，一邊盯著內心；這背后，其實是兩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與社會想象。

一、“十惡”：從皇帝到父親，都是“不可侵犯者”

翻開唐律，“十惡”那一條很扎眼。后世總結下來，大致就是：謀反、謀大逆、謀叛、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惡逆。

宋元明清各有增刪，但細看它們，都有一個清晰的共同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犯罪”，而是對整個秩序根基的挑戰。

前三條，直指皇權，推翻政權、毀壞宗廟陵寢、投敵叛國；

“大不敬”，是對皇帝及其象征的不敬，是政治上的忤逆；

“不孝”“惡逆”“不睦”“內亂”，看似家務事，其實是把家庭當成國家的縮影，父母、祖父母、尊長，被看作“小小政治共同體”的統治者；

“不義”，是殺師、殺上司、殺恩主，是撕毀維系等級社會的那一點“義理”。

換句話說，“十惡”真正關心的不是“你做沒做好人”，而是你有沒有觸碰“絕對不能碰的權威對象”——皇帝、祖宗、父母、君師。

犯了“十惡”，在很多朝代就不享受減刑、不在大赦之列，是徹底的“不可赦之罪”，說“十惡”是“法律上的最高惡”不算夸張；它像畫在社會最核心位置的“紅線”，不是給普通人日常參考的，而是用來提醒所有人，有些東西，是共享的恐懼。

二、“七宗罪”：真正可怕的是“你成了你自己都討厭的人”

再看“七宗罪”，它出現在完全不同的場景里。

不是刑部審案，不是御史參劾，而是教堂里，神父在講道，修士在抄經，一個人蹲在告解亭里，對著木格子低聲講出自己的羞愧。

在早期教會里，修士們總結誘惑和墮落的路徑，慢慢形成了“主要惡習”的列表。到公元六世紀左右，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在早前傳統的基礎上，把這種惡習歸納成七大“主罪”：驕傲、貪婪、嫉妒、憤怒、色欲、暴食、懶惰，并被后來神學家如托馬斯·阿奎那系統化，成為天主教靈修傳統中的經典分類。

這些罪，和“十惡”最大的不同是，它們多數不會直接構成犯罪，甚至在法律上根本沒有對應罪名；它們的危險在于，會不斷滋生出別的罪，像地下的根一樣，把整棵樹慢慢掏空。

比如“傲慢”，不是“我驕傲一下”那么簡單，而是，“我不需要上帝，不需要別人，我就是標準。”

在神學傳統里，它被視為一切罪的根，因為你把自己當成尺度，自然會嫉妒別人更好，憤怒別人不尊重你，貪婪地抓取更多安全感，用暴食和縱欲填補內心空洞。

“七宗罪”不是教你“不要做壞事”——那是刑法的工作；它更像是一面鏡子，要求你不斷檢查自己正在成為什么樣的人。

三、外在秩序vs內在靈魂？

我們很容易下一個簡單結論：

中國：重秩序，輕內心；西方：重靈魂，輕秩序。

但其實過于粗糙，古代中國只是把“內在修養”和“外在法律”分工得很清楚，內心歸儒家、佛道等思想去教化，通過家學、私塾、經典、禮儀；外在行為歸律法來處罰，“十惡”就是這套體系的“底線條款”。

而西方也很在乎秩序，只是多了一個“上帝視角”，基督教世界有教會法、世俗法，有王權、教權，有審判與刑罰。“七宗罪”之所以特別，是因為一方面，它告訴你：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它用“上帝視角”來評估人心，把個人的情緒和欲望也納入“被審判的對象”。

所以，真正的差異不是“誰有沒有良心、誰有沒有法律”，而是對人的立場與角度不同：

“十惡”更像是站在“國家與家族”的角度；而“七宗罪”更像是站在“上帝與靈魂”的角度看人。

四、權力結構的不同：誰最怕你“作惡”？

再往下看，就會發現，這兩套“惡”的體系，其實都在回答一個問題，誰最怕你作惡？

“十惡”是統治秩序對“威脅者”的黑名單，怕的是你挑戰“垂直秩序”，它并不直接關心你的內心是不是善良，只要你不觸犯紅線，再多的小惡、小私，往往可以通過其他辦法調節、調和、甚至被容忍。

而“七宗罪”擔心的是，你最終變成一個自己也不愿意直視的樣子，它是對“個體崩壞”的警報，它不一定立刻危及國家，卻足以毀掉一個人的人生關系——與上帝、與他人、與自己。

五、“羞恥文化”與“內疚文化”

“十惡”所處的傳統社會里，人活在密集的宗族、鄉里與官府網絡中，“抬不起頭”“成為眾矢之的”本身就是一種極重的懲罰，“大逆不道”“不孝不義”這類標簽，是公開的羞辱。

“七宗罪”則更多和“內疚”綁定，你可以什么都不說，但在禱告和告解時，你需要承認“我心里出了問題”。

心理學里常講的“羞恥文化”和“內疚文化”的區分，或許可以成為理解“十惡”與“七宗罪”的又一把鑰匙。

羞恥感：我害怕“被看見”，害怕被家人、族人、同伴放逐；內疚感：即便沒人看見，我自己也過不去那道坎。

一個容易把人“捆”在集體目光之下，壓抑個體多樣性；另一個容易讓人長期自責、焦慮，甚至把結構性問題內化為“都是我的錯”。

看清這一點，有助于我們在今天選擇“怎么管自己”，既不把一切交給“別人怎么看我”，也不把一切變成“都是我內心不夠好”。

六、當代的影響

也許有人覺得，這些古代的概念，都是“博物館里的展品”，但文化的影響連綿不絕。

在網上，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評論：“喪心病狂，毫無人性”、“這種人不配叫人。”

當公眾對某些案件憤怒到極點時，會自發使用一種“超出普通犯法”的語言，來表達“這不是簡單違法，而是觸犯人類底線”，這是“十惡語言”在現代的殘影。

在英語世界，“thesevendeadlysinsof...”是一個常見標題模版，可以是“職場的七宗罪”“創業者的七宗罪”，也可以是“人工智能發展中的七宗罪”；從教義，變成了一種世俗隱喻，用來指那些：不一定違法、但足以導致嚴重后果的“性格缺陷”或“系統性偏差”。提醒人們，問題不一定出在“規則有沒有”，而可能出在“人性的某個角落失衡”。

十惡”的原指早該仍進垃圾堆，但其底線思維仍值得現代人借鑒，對任何社會來說，總要有一些“無論如何不能做的事”，是觸碰了就“沒有商量”的，比如大規模傷害無辜、出賣集體安全、系統性虐待弱者；心里有“十惡”式的底線，知道哪些事，是絕不能為了個人利益去碰的；

另一方面，也應有“七宗罪”式的敏感，意識到很多危險，其實是從一個不起眼的念頭開始的。

更重要的是，拒絕簡單的東西方對立，與其說“東方講集體，西方講個人”，不如說：東方提醒你，別忘了你身后站著家人、同事、共同體；西方提醒你，別忘了你最終要面對自己的內心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