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國教，卻是“中國制造”！伊朗十二伊瑪目派，到底到多漢化？

1258年巴格達那場大火里，成吉思汗孫子帶去的一幫漢人老頭，竟然給幾百年后的伊朗寫了本“治國說明書”

1258年，巴格達算是徹底廢了。

底格里斯河的水那時候看著特滲人，一半是紅的，因為死的人太多血流漂杵，另一半是黑的，那是蒙古人把智慧宮里的書全扔河里，墨水給染的。

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站在廢墟堆上，那是相當威風。

但你要是仔細看，他那群殺氣騰騰的騎兵后面，居然縮著一幫畫風完全不對的人——手里拿著毛筆、穿著寬大漢服的漢人。

這幫人看著跟中東沙漠格格不入，可誰能想到，就是這幾個看似弱不禁風的老頭，給幾百年后的伊朗埋了個驚天大雷。

咱們現在看伊朗，那種嚴絲合縫的社會管理，還得往這幫人身上找源頭。

這事兒吧，得從蒙古人那個尷尬的處境說起。

蒙古人打仗那是真的猛，平推歐亞大陸跟玩兒似的。

但是打完之后呢？

麻煩來了。

旭烈兀建立了伊利汗國，地盤是打下來了，可怎么管？

波斯原來的行政體系早被打爛了，剩下的爛攤子簡直沒眼看。

你讓這幫只會彎弓射大雕的蒙古大哥去搞戶籍、收稅、管治安？

那畫面太美，簡直就是張飛繡花——有勁使不上。

旭烈兀這人腦子靈光，他一看這情況，立馬想到了遠在東方的老家元朝。

那時候忽必烈手下有一大批漢人謀士，那可都是玩制度的祖宗。

旭烈兀大手一揮：搖人！

就這樣，一批批滿腦子儒家思想、精通大一統管理術的漢人官員，騎著駱駝就把“東方系統”帶到了伊朗高原。

這哪里是簡單的人才引進，這分明就是給剛格式化的硬盤重裝了一套高級系統。

打天下靠的是彎刀鐵蹄，坐天下靠的那得是腦子里的“軟件”，這道理蒙古人比誰都懂。

這幫漢人到了波斯，那是相當務實。

他們沒想著讓穆斯林改信孔夫子，那不現實，也沒必要。

他們干的事兒特別絕——搞“降維打擊”。

你看現在的伊朗，特別是那個著名的什葉派“阿舒拉節”，成千上萬的人排著整齊的方陣，領隊的一喊口號，所有人動作整齊劃一，還得捶胸頓足。

這場面，是不是覺著眼熟？

這跟咱們以前農村的大型祭祀，或者是朝廷搞的那種莊嚴肅穆的禮儀大典，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當初十二伊瑪目派其實挺散漫的，并沒有這么嚴密的組織。

是漢人官員來了之后，把儒家那個“禮”的概念給植入進去了。

啥叫禮？

就是秩序，就是長幼尊卑，就是這一套一套的儀式感。

漢人官員手把手教當地人：宗教不僅僅是心里信，你得演出來，得有規矩。

這種對形式感的極致追求，愣是被這幫漢人給固化到了當地的宗教活動里。

這還不算完，更厲害的是思想上的改造。

什葉派那幫人，天天苦等著第十二代“隱遁伊瑪目”救世主降臨，指望他來了天下太平。

這劇本，漢人熟啊！

這不就是儒家說的“圣人出世”、“天下大同”嗎？

漢人官員在輔佐蒙古王爺的時候，天天念叨“民為貴，君為輕”，搞仁政。

這種思想跟什葉派那種悲情色彩一結合，化學反應就來了。

原本這幫信徒只是湊一塊哭一哭，現在不一樣了，他們開始琢磨怎么像一個嚴密的政府部門那樣去運作。

漢人帶來的這套管理經驗，教給了當地宗教領袖一個絕招：怎么用嚴苛的“規矩”把人心聚起來。

儒家最狠的不是教你怎么做人，而是教你怎么排隊，怎么磕頭，怎么讓成千上萬人的動作像一個人。

這種影響那是潛移默化的。

到了1500年左右，波斯人自己建立了薩法維帝國，把十二伊瑪目派定為國教。

這時候雖然漢人早就沒了，但他們留下的那套操作手冊——也就是怎么搞政教結合、怎么用禮儀治國，已經被刻進伊朗人的基因里了。

現在你在德黑蘭街頭溜達，看到公交車上男女分開坐，女的必須裹得嚴嚴實實，這表面上是伊斯蘭教法，但你往深了想，這種把規矩執行到社會每一個毛細血管的能力，真的很有東方集權治理的影子。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有意思。

那些漢人官僚連名字都沒留下幾個，但他們帶去的秩序觀，就像一滴墨水滴進清水里，雖然看不見形狀了，但整杯水的顏色都變了。

歷史就像草蛇灰線，你以為是波斯的特產，扒開底子一看，上面隱隱約約印著“中國制造”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