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市委書記劉仁的秘書，入炮校負責對接蘇軍，為何深受向守志青睞

1956年11月的長辛店，北風刮進帳篷縫隙，席力正對著一摞剛打印的蘇制射表犯難。“少校同志，只需照公式計算。”蘇軍大尉季米特連科輕飄飄丟下一句，轉身走向測地儀。那一刻，年輕參謀第一次意識到：要想把導彈握在自己手里，先得搞懂這些被遮掩的坐標與諸元。

追溯到十四年前，冀中平原正遭受日軍“三光”摧殘。1942年，17歲的席力在晉察冀第八中學被迫散學，回到禮燦村教書。教室殘破，他卻把幾何定理畫得滿黑板，鄉親們私下議論“這孩子將來不是教員能束縛得了的”。

1944年冬，晉中七分區缺文化教員，他背著書本參軍。白天在團部講解彈道三角，夜里扛著炸藥包跟班作戰。有意思的是，連隊里流行一句順口溜：“槍響后先算角度的，是席教員。”戰爭的殘酷和課堂的理性在他身上奇怪地融合。

1945年秋，晉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劉仁點名要幾個“能寫能算”的學生去北平做地下聯絡。席力第一次走進劉仁辦公室，聽到那句承諾——“等打完仗，我送你上大學”——原本緊張的他頓時放松。后來形勢突變，北平書店計劃泡湯，他被送到張家口工業學校。半年時間，他啃完解析幾何與理論力學，老師感嘆課代表都追不上他的演算速度。

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尾聲，華北炮兵團急需懂數學的人。席力以教員身份進團，卻常被拉到火線校射。“把炮口再抬0.2度！”他揮手喊，炮聲震得耳膜發痛。那年冬天，他摸索出的簡化射表讓團里省下上千發校射彈，這份成績被遞到華北炮兵司令部的案頭。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炮校重新組建。數學主任教員的空缺擺在桌面，院長一句話：“讓那個算得快的小伙子來。”1954年，席力又去沈陽高級炮校深造，接觸了蘇軍最新儀器。回京后，他被任命為射擊系副主任，一同返校的還有一車體積龐大的聲測、光測裝備。

不久，蘇軍儀器營抵達中國。根據協議，中方須挑一名軍官全程對接。炮兵司令部挑來挑去，把人選定在席力身上。原因簡單——他懂俄語、懂數學，還最不怕啃枯燥數據。對接開始三周，他發現蘇軍只提供計算步驟，從不解釋來源。越研究，他越確定：如果核心參數一直掌握在別人口袋里，我軍導彈就是“半拉子工程”。

1956年初冬，他帶著幾名青年教官住進圖書室，翻譯了厚厚一摞俄文資料，再把蘇軍搖頭不答的問題拆成若干物理模型，逐條推導。最難的球面三角部分，計算量堆到屋里。有人回憶：“席主任一抬頭，眼圈都是鉛粉。”兩個月后，他給向守志呈上一份中文射表草案。向守志反復校對后，只說了一句：“能不能再用野戰條件驗證？”席力點頭，立刻組織靶場試射。氣象條件、風偏修正、落點復測全部吻合，射表通過。

那年春天，向守志到宣化炮兵學院作報告。講到科研精神時，他突然點名：“席力，讓大家聽聽你的方法。”席力穿著舊棉衣上臺，開口第一句卻是：“我先說明公式的來歷，再談結果。”臺下一陣輕笑，向守志卻豎起大拇指。會后他對參謀說：“專業就該這樣，說清楚來龍去脈，才能服人。”

值得一提的是，席力并非完人。他忙起研究來常忘記整理內務，鞋油滴在軍褲上就匆匆上講臺。一次全院大會，向守志發現席力居然打瞌睡，身邊警衛低聲提醒：“報告！席主任睡著了！”將軍掃了一眼，沒有批評，等散會后才把人叫到走廊，“忙完再補覺，身體別垮。”寥寥幾字，讓旁聽干部看出兩人關系非同一般。

1958年初，政治風浪驟起。某些人盯上了席力的經歷——年輕時給劉仁當過隨從，被污稱“舊日小圈子”。審查組計劃把他押到西安。風聲傳到炮兵學院，向守志態度堅決：“席力研究的是國家核心技術，絕不能輕易動。”他親自向上級作書面說明，強調席力對導彈射表的獨立貢獻。最終，席力保留下來，科研項目繼續進行。

后來，席力團隊將射表理論擴展到不同型號導彈，填補了多項國內空白。資料解密后，部隊內部總結：若當年沒有那份國產化射表，中國第一代戰略導彈的時間線至少要往后拖一年。時間一晃，長辛店老營房已經落鎖，但當年的原始演算草紙仍被炮兵學院檔案室珍藏。有人去翻看，上面密密麻麻的俄文、漢字和復雜曲線混雜在一起，角落里還能看到一行潦草批語——“公式必須吃透，不能只當搬運工”。

向守志離開炮兵系統后，有記者問他最欣賞的青年軍官是誰，他沉吟片刻：“席力。技術過硬，腦子活，還肯鉆。”短短一句回應，沒有渲染，也不夸耀，卻足夠說明問題。

席力晚年不常接受采訪，對那段經歷只總結為兩點：第一，射表必須自己算；第二，坐標不能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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