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那一堆人嘴里的“壞孩子”

2010年的某一天，剛剛碩士畢業的袁潔坐上公交車，前往位于城市郊區的一所技校報到，準備去那里做一名老師。袁潔出生在這座氣候溫暖的南方城市，也一直生活在這里，但她對技校并沒有太多了解。多年前，她曾和一所老牌技校的筆友通信，交換對鄭淵潔童話、張學友歌詞的想法，或是談論音樂、足球和國際局勢。這是她過往人生中和技校僅有的關聯。

袁潔沒有想到，她正前往的這所學校，正是她的筆友當年所在的技校，只是學校已經搬遷到了城外，校名變更，校舍也煥然一新。她也沒有想到，未來的十五年里，她都會在這所技校中和這些技校學生朝夕相處，了解到這片場域中的真實生活。

十五年來，在教學管理、情感交流和不斷的“交鋒”之中，袁潔開始記錄技校學生的生活點滴。2025年10月，袁潔出版了一本名為《南方技校的少年》的紀實作品。在書中，她寫道：“如果說，中職（中等職業教育）世界是大眾認知里常常被忽視的百分之四十，那么技校，則是這百分之四十中更為沉默的四分之一。”

作為這些技校少年青春的見證，書中不僅記錄了這些青春期孩子常見的困惑，也用平實、理性的語調，探索了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家庭、社會問題。“我想呈現的是更為真實的技校生的狀態，不想妖魔化他們，也不想拔高他們身上的個性和特殊性。”袁潔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23年2月22日，廣東省東莞市一家技工學校的學生在進行體育鍛煉。圖/IC

難以抵抗的失敗感

很多人并不知道“技校”是什么概念，也不會深究，技校與中專、職高這樣的學校究竟有什么區別。稍微了解的人，也只知道，技校是“技工學校”，是培養技術人才和工人的地方。而社會上流傳得更多的，則是對技校的偏見和傳言：技校里的孩子成績不佳，抽煙喝酒，打架混社會，甚至打罵老師，是沒有未來的一群人。

這些描述，也算是有一些事實依據。多年來，袁潔和她的同行們已經習慣了應對大大小小的麻煩。常有新來的老師被頑劣的學生氣到大哭。

不過，袁潔和身邊的老師們早已練就了一顆強大的心臟。他們知道，沖突只是表象，讓他們更加擔憂的事實，則是技校系統龐大的退學人數。袁潔所在的學校有幾千名學生，學制有三年制、五年制等，從入學到畢業，有些班級的人數會從一開始的四五十人，下降到只剩二十多人。這些年，袁潔親身接觸過的退學學生，數量也不少。

學生流失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因為不適應學校的管理，因為酗酒、罵人等不計其數的違紀行為，最終被勸退；有的是因為所學專業與自己想象的相去甚遠，不得不退學。被家長們稀里糊涂地送進校門，又輕率地走出校門，對一些技校生而言成了“常態”。

與歸屬教育部門管理的中專、職高相比，技校歸人社部門主管，頒發的是正規的中等職業教育學歷，學生們畢業后，通常會獲得“中級工”“高級工”“預備技師”等資格。雖然同樣是正規的院校，但因為技校的培養更多地面向工廠、市場和社會的需求，導致它與升學逐漸脫鉤，也造成了它錄取門檻較低的事實。

“門檻”，簡單粗暴地說，指的就是中考分數。到技校來學習的，多數都是中考失利的初中生，或者學業不成，想要學點手藝的高中生。可以說，比起相對還有一些升學希望的中專、職高學生，技校學生，是被應試教育拋棄得最徹底的一群人。因為過去挫敗的經歷太多，他們也似乎常常有一種“失敗者”的情緒，隨時要放棄自己本來要到手的機會，也看不到未來人生的藍圖。

這種感覺，會在學生們學習、求職、工作的時候不定期爆發。袁潔的班里現在就有一位讓她牽掛的學生。他剛入校的時候脾氣不好，常和同學發生沖突。袁潔常常和他交流，他也開始慢慢覺得，這幾年自己一直進步，交到了朋友，也在學習有用的技能。然而，到了要畢業的時候，一家航海公司愿意為他提供面試機會，他卻沒來由地想要放棄。他對袁潔說，他突然覺得，自己過去十幾年所做的事，都是失敗的。

與這種失敗感的纏斗，是袁潔身為班主任常常面對的工作。她要費盡口舌，將這種心理扭轉回來，讓他們找回對自己的信心，堅持到畢業。這個過程無比艱難，也常常失敗。她還有一個性格不錯的學生，技術課也沒有大問題，但就是認定自己學不會文化課。老師對這個孩子的文化課表現得很寬容，苦口婆心地希望他能順利畢業，但他依舊走不出來。后來，他還是因為掛科太多導致留級，最終退了學。

“我認為，他不是真的學不會。在他的內心，有一種特別抗拒的狀態，導致了這一切。”談起那個選擇退學的學生，袁潔不無遺憾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她堅持不愿給這些技校生孩子貼上“壞學生”的標簽。沒有人比她更清楚，在來到這所校園之前，他們早已被貼上過無數的標簽，經歷過更多的挫敗和輕視。

《南方技校的少年》，袁潔著，未讀、三明治聯合策劃出版

家庭問題

袁潔深知，學生們那些挫敗心理和叛逆行為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她在書中記錄了一個關于校園霸凌的故事。女生小A因為霸凌同班的另一位女生而被叫到派出所。在場的大人們都難以想象，這樣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居然能夠那樣辱罵同學，掌摑對方，并要求對方下跪。袁潔發現，小A在霸凌過程中始終戴著口罩，她猜想，小A可能有容貌焦慮。事后證明，小A之所以霸凌同學，正是因為對方評價了她的外表。

在派出所調解時，大家見到了小A的父母，也知道了她極端行為背后的原因。小A生活在一個重組家庭，父母學歷很低，家庭經濟拮據，繼父有兩個兒子，重男輕女的奶奶忽視她。

看得出，技校學生們身上出現的問題，很多是家庭、社會問題的折射。在家訪、家長會等接觸中，袁潔也逐漸確認了這一點。大部分技校學生的家長，自己就是疲于奔命的體力勞動者，缺少社會資源，文化層次也不算高。進工廠，去工地，開長途車，做小生意是他們的日常，很多人身兼數職，難得休息。對孩子的教育也是有心無力。他們有的在溝通中保持靜默，有人直言“管不了”，有人直接當著老師的面打罵孩子，也有人有關心孩子的意愿，卻毫無章法。

因為這些家庭自身的無力、無奈，學生們也在這樣的家庭中養成了低標準、低期待的習慣。有一次上語文課，袁潔談到了“傾聽”的主題。她給學生們舉例說，如果你放假在家拿著手機在學習，媽媽突然推門進來，指責你沉迷上網，不干正事，還不聽你的解釋，一頓批評，她這個行為就是“不會聆聽”。結果，有一位學生當即告訴她：老師，我在家玩手機，媽媽從來不會罵我，因為她覺得這樣，我至少不會出去給她惹事。

看得出，越是自身迷茫、無力的家長，也越會將希望寄托在學校教育上。在一些家長的想象中，把孩子送進技校，至少能讓他“有個飯碗”。但這種想象似乎還停留在過去的時代。如今，技校的功能、定位也發生劇烈的變化，它依然承擔著為社會培養技術工人的職責，卻也必須面對學生就業的現實問題。于是，家庭教育、就業壓力……這些復雜的沖突矛盾，都讓技校學生背負上了他們自己也說不清的壓力，并可能隨時引起情緒爆發。

在袁潔看來，當家庭本身負擔太重，無力教化孩子，那么，身為技校教師的他們，還是有職責讓學生在學習技術的同時，也學會“融入社會”，至少要讓他們在走出校門之前，增強對自我的信心。

這些技校里的孩子不見得一定缺少物質支持，但大都沒有理想的家庭生活，要么當過留守兒童，要么家庭關系一團混亂，難以習得正常的與人相處的習慣。因此，作為老師，袁潔和同事試圖用正常、平靜的交流，看見他們內心深處隱藏的混亂情緒，并將這些情緒疏導至正確的方向。

這種耐心與傾聽耗費了大量的精力，但在一次次重復中，也逐漸收獲了學生們的理解和回應。曾經，袁潔的班上有女生會在身體的很多部分穿孔打釘。老師們只能勸解說，在學校不要裝扮得太過分。有一次，袁潔對一位女生談起她這樣做的健康風險，以及學校的規定。學生突然看著她說：老師，其實我想體驗疼痛的感覺。那一刻，她突然理解了這個孩子的行為，至少她能真誠、坦白地說出情緒。能夠敞開談論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清醒、困難與希望

作為語文老師，袁潔常常在學生的作文中捕捉到技校學生心中那些細膩的心思與情感。她曾講解畢淑敏的文章《我的五樣》，并向學生們提問：如果你的生命中只剩下五樣東西，你會留下什么？然后，你再把這五樣東西一樣樣刪掉。最后一樣，你會留下什么？

在一個班級里，她收到了30份答卷。統計到最后，袁潔發現，有16個人寫下的答案是一樣的，他們最不愿意刪除的“一樣”是家人。這讓她想起，這些年，她頻繁地看到學生在作文中提到，他們所向往的幸福未來，就是與家人、朋友們在一起做飯，吃美食，享受人生。

這些答案讓袁潔動容。但她卻又隱約感到，多年來，她看到的大多數技校學生，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總是顯得過于保守，缺少了少年人的意氣風發。在《我的五樣》中，畢淑敏選了“筆”，作為她人生中最后保留的一樣東西。而在袁潔的執教生涯中，基本沒有見到過學生給出這樣理想化的答案。

袁潔記得，曾有位家境一般，初中學業表現也一般的學生，到技校后突然發現，其實這里有很多資源可以供他學習、發展。他開始學樂器、參加社團，積極地在作文課上輸出表達。后來，這個學生在技能大賽上獲獎，工作兩年之后，又重新回到學校應聘，成為母校的老師。還有一位烹飪班的學生，雖然專業課不拔尖，卻口才極好，并擅長拍照和做視頻，在一家食品企業實習的時候，就挖掘出這方面的潛能，做起了宣傳和運營工作。

2025年的綜藝節目《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第二季中，演員小奇用極為鮮活生動的語言講述了自己的中專生活。而他的表現，也引發了人們對職業教育的全新想象。

在袁潔的任教生涯中，自然也見過表現優秀的學生，或者像小奇那樣有靈氣的學生。但他們日復一日地面對、關注的，還是學校里平凡、迷茫的大多數。“我還是想說，我們要正視技校生這個群體，不要拔高也不要妖魔化。我和我身邊的老師，也都只是選擇這樣‘因材施教’。”袁潔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今，袁潔在語文課上必須應對的，還有更多復雜的局面。她原本對語文課沒有太高的要求，只是希望，有學生能在優美文學作品的熏陶下，產生一點點變化，規范自己的言行。但這幾年，她發現，如今的學生早就已經遠離了書本，沉溺于網絡。

十幾年前，情況還不是這樣。剛剛入職的那幾年，她偶爾還會給學生帶些課外書看。當時，拿來一套《三體》或者是一本《百年孤獨》，學生們很快就會在班里傳閱，也有人能寫出一篇完整的讀后感。但現在，如果袁潔要求學生們在課上介紹一本自己讀過的書，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會拿出網絡視頻中“五分鐘讀完一本書”的內容，胡亂搪塞。她問學生：你們沒看過，怎么知道這本書好？學生回答：反正視頻里面說好。

她不得不改換了策略。她在課上宣布，如果不愿看書，那么介紹自己打過的游戲也可以。“至少游戲是他們真心喜歡的東西，是他們真實接觸過的。”她說。值得慶幸的是，偶爾，在這些學生的只言片語中，她還是能看到他們的真誠，意氣風發，以及改變未來的決心。她曾在一位學生的作文中，讀到了一段這樣的表達：

“我處于一個以后只能生活在底層的情況，這全源于初中時的不努力。我們原本有機會改變自己，卻無動于衷，安于現狀，現在也是如此。我們是社會上那一堆人說的‘不好的孩子’，我指的一堆人，包括陌生人、親戚，但是最終會怎么樣，還是取決于個人怎么想，怎么去實現。”

這樣“有信心”的表達，被袁潔稱為技校生中難得的、“人間清醒”的思考。而每一個被這樣觸動的瞬間，她都會想起“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句話。透過這個少年的面孔和文字，她似乎看到了圍繞著他的家人和朋友，看到他一路上被家庭、社會塑造，跌跌撞撞走來的人生歷程。

發于2025.12.15總第121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技校的學生到底過著怎樣的人生？

記者：仇廣宇（qiuguangyu@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