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為什么不敢搞工業革命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

作者：小西cicero

也許不是因為驕傲無知，而是恰恰是看得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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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單以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措施發生工業革命最好時機的故事，似乎是非常讓人嘆息的。

從康熙登基到乾隆退位，中國經歷了一段近一百四十年的休養生息時代，人口突破三億，版圖面積僅次于元朝，政局卻保持整體穩定，巔峰時代國庫存銀高達八千萬兩，工農業總值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這個國力是巔峰時代的大英帝國都望塵莫及的（1870年時，大英帝國GDP占全球的24.28%），翻遍史冊，可能也就二戰之后的老美，趁著其他列強都被打得稀爛的時候可堪一比。

可是我們卻又知道，清朝在達到這樣的巔峰之后并沒有抓住機會突破農業社會的“天花板”，而是掉頭一路向下，在鴉片戰爭洋人打上國門之前，就自己內部先出了問題，遭遇了“嘉道中衰”。尤其是轉折，似乎還是清朝統治者的自選動作——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由于想通過與清王朝談判開拓中國市場，派特使喬治·馬戛爾尼等人訪問中國。使團在遞交國書之余，為了顯示國力，帶來了英國當時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和軍事革命的全套最新成果，從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地球儀、天文儀，到當時英國規模最大并裝備有110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一應俱全。

以今人的眼光看，這些炫目的新鮮玩意兒理應對乾隆產生極大的觸動，讓他愿意與西方接觸，向他們學習——就像百年前俄羅斯彼得大帝震撼于西歐的文化昌明，而銳意發動改革一樣。

但歷史現實卻是乾隆高傲地拒絕了這個接觸請求，還回了一封夸耀“天朝”國力強大、無所不有、原不需與外夷互通有無的凡爾賽式信件給英王喬治。

這就讓人不免嘆息了——乾隆皇帝是不是老糊涂了，為什么要沒有察覺并抓住這個送上門來的變革機會呢？

我原先也覺得，清朝在頂峰時的這種措施，是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自身的故步自封與顢頇無知所致。但前幾天讀了一份很有趣的史料，突然覺得，乾隆可能沒我們現象中那么傻。他未必沒有看到英國人帶來的禮物中的危險與機遇。只不過，他所治下的那個帝國，實在是登不上工業時代的滾滾巨輪了——非不知也，實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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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史料是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的，這一年其實非常特殊，因為年初正月時太上皇乾隆駕崩了，以裝孫子的態度當兒皇帝的嘉慶終于可以放手實行真正的親政。所以他立刻打出了“咸與維新”的旗號，鼓勵士民工商都給自己上書提意見，搞百花齊放，讓大家一起給已經出現衰落勢頭的帝國想出路。

可是這個“嘉慶維新”，搞得實則非常滑稽——三月，兩廣總督吉慶給嘉慶上了一份奇葩折子，稱“廣東采挖黎地石碌銅斤，試辦一年，額已短缺，而且該處濱海臨洋，多人前采，恐致滋生事端，似應亟行停止；廣東省局鼓鑄，仍請運用滇銅。”

翻譯一下，就是廣東煉銅需要銅礦，原先開了個礦，可現在吉慶卻奏請要把它關了，以后依然要從云南運礦過來煉銅。

我相信如果現在有個地方官，敢用給上級打這樣一份腦袋疑似被門擠了的報告上去，肯定是挨處分沒跑了。可是吉慶的報告打上去后，嘉慶的朱批卻大加贊賞：“所辦甚妥，所見極是。仍用滇銅，不必開采。”

請注意，這是嘉慶上臺后第一次對工礦業表明態度，話雖不多，但觀點鮮明，態度非常堅決——就是要嚴格限制，越少越好。

了解工業革命歷史的人都知道，開礦是工業革命的發軔之處，英國工業革命的那些玩意兒，什么鐵路、蒸汽機，最早不都是在礦山里用出來的么？可為什么嘉慶卻對此畏之如虎呢？

這個問題，很快得到了嘉慶本人更詳細的解答：嘉慶四年四月，有潘世恩、蘇廷祿兩位富商，找到門路向上了份呈請，想在直隸邢臺境內開個礦采銀。

在通過官府層層遞交的“呈請”當中，這兩位尚處“萌芽狀態”的資本家挖空心思，極力想說服皇帝批準他們的計劃——現如今不是，川楚白蓮教作亂，朝廷不是缺銀子么？我們開礦采銀，給您多繳稅，也解決了直隸滋生人丁的就業問題，這是官民兩便的大好事啊！

可對這樣一份努力“急朝廷所急”的呈請，嘉慶的批復卻異常嚴厲：

“朕恭閱世宗皇帝朱批諭旨，于開礦一事，深以言利擾民為戒，圣訓煌煌，可為萬世法守。朕每繹思莊誦，志之于心，因無人以此陳請未經明諭。今有宛平民潘世恩、汲縣民蘇廷祿，呈請在直隸邢臺等縣境內開采銀礦，給事中明繩輒據以入告，故特降旨宣示，使知朕意。

夫礦藏于山，非數人所能采取，亦非數月所能畢事，必且千百為群，經年累月，設立棚廠，鑿砂煎煉，以謀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釁滋事，勢所必然，縱使官為經理，尚難約束多人，若聽一二商民集眾自行開采，其弊將無所不至，此在邊省猶不可行，而況近依畿輔！他府猶不可行，而況地近大名！各該處向有私習邪教之人，此時方禁約之不暇，顧可聽其糾集耶！且國家經費，自有正供常賦，川陜余匪指日即可殄平，國用本無虞不足，安可窮搜山澤，計及錙銖！

潘世恩、蘇廷祿自因現在開捐，揣摩迎合，覬覦礦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納課為詞，以小民而議及帑項，實屬不安本分。俱著押遞本籍，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毋許出境滋事。

至給事中明繩，若系巡城，只當聽斷詞訟，遇有此等呈詞，亦應飭駁，況伊并非巡城，且系宗室，今以開礦事冒昧轉奏，明系商人囑托，冀幸事成分肥，殊屬卑鄙。朕廣開言路，非開言利之路也。聚斂之臣，朕斷不用。”

在這份公開的上諭當中，嘉慶就干脆把話挑明了：

朕為什么要限制開礦？因為只要一開設礦場，“游手之民”就會聚集在一起“生釁滋事”，即便你讓我深度介入管控（縱使官為經理）也管不過來那么多人啊！這種事兒其他地方我都不能允許，何況是在直隸這種皇城根底下？所以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草民不識本分，馬上押回本籍，交地方官嚴加看管。至于替他們上奏的給事中明繩，敢趁著朕鼓勵“咸與維新”、讓大家提意見的機會上這種折子？殊屬卑鄙！聚斂之臣，朕斷不用！

你梳理嘉慶的這個思路，會發現他在自己邏輯中想的還是很明白的——川楚白蓮教起義讓清廷耗銀上億兩才得以平定，地區一戰掏空大清的家底。但清王朝從這場禍亂中吸取的主要教訓是什么呢？那就是朝廷一定要執行比之前更加徹底的將老百姓打成原子化的政策，不能讓“游手之民”聚在一起，否則就會“生事”。而工商業相比農業，天然是更需要人群的大規模聚集協作的。

所以開礦牟利這種主意，在“大明白”嘉慶開來，就是飲鴆止渴，哪怕掙錢也不能搞！

更有意思的是，嘉慶在這段上諭的前面，其實還提了幾句他爺爺“世宗皇帝”（雍正）的舊例，這就提示我們關注了一個事實：

清朝除了有備受詬病的“閉關鎖國”的海禁傳統以限制商業外，還有另外一個同樣悠久的礦禁傳統以限制工業。這一套“雙管齊下”的“祖宗之法”，已經提前把中國良性而絲滑的走向工業化的通路堵了個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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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民間開礦這個傳統，最早可能起源與明代萬歷年間，是為了方便皇帝“專利”而設置的，到了防止“聚眾滋事”如防賊的清代，則更加嚴厲。清初的時候，康熙皇帝曾經“開放搞活”，松弛過一段時間的礦禁，但康熙在自述目的時，說的很有意思：“（開礦者）皆系無室可居，無田可耕，乏產貧民，每日所得錙銖，以為養生之計，若將此等乏產貧民盡行禁止，則伊等何以為生。”

也就是說，與英國工業革命是完成農業積累后的有產精英進行投資剛好相反，在仁慈的康熙的理解當中，他馳礦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給走投無路、窮的過不下去的“乏產貧民”一條生路。是一種為了維持穩定而搞的權宜之計。

這種理解就必然導致了一個結果：當工礦業的發展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脫離“糊口經濟”之后，朝廷一定會進行限制打壓，因為你們肚子已經填飽了，再發展就屬于“非分”了。

果然，到了雍正時代，礦禁復嚴。勤勞的雍正明確指出：“非人力種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絕利，則散之甚難”。因而，對廣東、湖南、廣西等省地方督撫疏請開礦的奏請，他“均不準行，或嚴旨切責”。

所以從這種反復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清朝對作為工業革命萌芽的礦業的態度——可以搞一點，但只以糊口為準，絕對不能搞大了，搞大了多事。

于是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乾隆會對著送上門來工業革命成果無動于衷了，精明的乾隆，未必看不出這些機器背后蘊藏的變革時代的巨大力量。但問題在于，這種爆發式的力量，恰恰是他的列祖列宗為了“宗廟社稷”所要嚴格防范的。

清朝，或者更確切地說，整個古代中國兩千年的帝制體系，之所以鼓勵“農本商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讓其統治的臣民保持在一種分散的、原子化的狀態下。這樣才能夠方便統御。

而與之相比，無論是航海時代的商業貿易、還是工業革命中的工業生產，都必然帶來大量的人口聚集。這是乾隆手中那套體系所無法兼容、應對的。所以哪怕他能看出這是一個增強國力、讓民眾富足的機會，帝國也必須無視甚至拒絕它。

這，應該才是乾隆錯過工業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不聰明，不開眼看世界。而可能恰恰是因為他太聰明了，意識到“臣妾真的做不到”。工業革命的基礎邏輯與這個延續兩千年的帝國是“不兼容”。

參照同時代的英國，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兩國的人口暴增都給產業升級、實現工業革命這種更大規模的社會協作提供了條件。

但與能利用這個機會的英國相反，清朝因為“生齒日繁”，反而進入了“越滋生人丁越窮，越窮越容易鬧事兒，越容易鬧事兒越要限制人群聚集、不讓搞工商業，越不讓搞工商業就越窮”的死循環當中。最終清朝和整個中國兩千年帝制，是在這種死循環中窒息的。

寫到這里，不得不一聲長嘆，在中學歷史課上，你一定背過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的大革命等等制度改革“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句話很多人會背，但未必能明了其中的深意。昨天的文章中我們說，科技的革新給各個文明帶來的機遇未必是公平的。而從今天講的這段歷史當中，我們能體察到這種不公平為什么會產生——

有時候，科技即便送上門來，擺在那里，讓你去學，你也未必能學、敢學。因為科技不是死物，它需要有機的連入整個社會才能發揮其作用。而很多時候，新興科技的連入會和社會中存在的固有機制發生“排異反應”，遭遇這種排異反應的社會，即便認識到了這項技術的重要，被時代所拋棄也是一個必然。

而清王朝由盛轉衰的死因，其實就在于此——這個王朝，并不死于乾隆或其子孫驕傲或短視，而死于其對科技革命無法克服的排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