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館地名歷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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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音zàng）經館是一個底蘊深厚、特色鮮明的文化地名。官方和民間普遍認為它因“雍和宮藏經樓”坐落于此，以及信喇嘛教的多為藏人而得名。筆者查閱清代檔案史料，發現藏經館地名其實另有來歷，并由此鉤沉出清代文獻纂修的一段歷史。

一、因何而稱：藏經館名稱謎團

2022年3月，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以下簡稱“北京市規自委”）對外公布了第一批《首都功能核心區傳統地名保護名錄（街巷胡同）》，其中就有藏經館胡同。這條胡同屬北京東城區北新橋街道，緊鄰雍和宮東墻，呈南北走向，北端曲折，似“Y”形。據藏經館胡同名牌介紹：“藏經館胡同清朝屬鑲黃旗，因雍和宮的藏經樓得名。又因為信喇嘛教的多為藏人，故而得名‘藏經館’。民國時期沿用了這一名稱，1949年后正式稱為‘藏經館胡同’，并在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銅廠子并入。”在《北京地名典》《北京胡同志》《北京市東城區地名志》，以及北京市規自委網站公布的地名歷史沿革信息中（見圖1），關于“藏經館”地名由來的介紹，皆與上面胡同名牌記錄的內容一致。另外，以上資料都提及藏經樓在“胡同北口”這一位置信息。可以說，關于藏經館地名的由來，“藏經樓”“藏人”之說基本代表了官方說法。

圖1 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網站關于“藏經館胡同”來歷的介紹截圖

在筆者看來，上述說法頗值得商榷。首先，藏經館之“藏”并不來自“藏人”。雍和宮是乾隆九年（1744）由乾隆皇帝下旨改建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皇家寺院，雍和宮的學僧也是奉旨由蒙古四部按額選送的，此為歷史慣例。建寺280年來，雍和宮一直都是以招收蒙古族喇嘛為主的，不存在“信喇嘛教的都是藏人”之說。“藏”讀音為zàng，是漢語歷來對佛教道教經典的總稱。“藏”有包含、蘊積之義，佛教、道教經典包含蘊積有無量法義，故曰“藏”。其次，從字面上看，藏經樓與藏經館雖一字之差，但“樓”與“館”含義明顯不同。如果藏經館真是藏經樓，那緣何“樓”改稱“館”了呢？雍和宮到底有沒有這個藏經之樓呢？

通過查閱清代雍和宮相關檔案史料，筆者發現其中從未出現過“藏經樓”這個建筑名稱。在功能上與之相近的、頻繁出現在檔案中的倒是有一個“后佛樓”，有時也作“北樓”“佛樓”。乾隆九年，雍和宮由行宮改建為藏傳佛教皇家寺廟。除寺廟主體外，還包括東書院和后佛樓兩部分。東書院供皇帝拈香供佛前后休憩之用。后佛樓位于雍和宮東書院北部，承擔著漢傳佛教和道教道場、小佛像制作工坊及庫房等多種功能，并非專門貯藏佛典的藏經樓。因此，雍和宮并不存在“藏經樓”，藏經館來自“雍和宮藏經樓”的說法便不攻自破了。

二、廬山真面：本是清代官方刻藏機構

提到“藏經館”，人們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藏經”二字上，從而忽略了“館”的含義。許慎《說文解字》：“館，舍也。從食官聲。”“館”的本義是供膳食之處，如茶館、飯館、酒館。后來逐漸成為古代官署的名稱，如驛館，尤其側重指一些文化工作場所，如報館、博物館、圖書館、展覽館等。在清代，“館”作為官方編纂史書的專門組織機構遍地開花，修書開館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有例開之館，如圣訓館，實錄館、玉牒館，每屆修書時開館，書成即閉館。有長開之館，如起居注館、國史館、方略館等。還有特開之館，如明史館、三通館、四庫全書館等，是特為編纂某書而設的臨時性機構。藏經館即屬于這類特開之館。眾所周知，雍正皇帝篤信佛教，曾親撰佛學著作，于佛理方面卓然成家。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認為前朝各代大藏經編纂多有缺陷，遂下令廣集前朝各代大藏經經本，在明刻《北藏》本基礎上增添經論義疏及禪宗語錄等，由官方重刊雕造漢文《大藏經》。藏經館由此成立。

藏經館設在賢良寺，具體位置在今東城區金魚 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帶，如今賢良寺及其寺 內建筑都已不在。這個賢良寺原為雍正十三弟怡親 王允祥的故邸，雍正八年（1730）允祥病故后，雍正 將其王府改為漢傳佛教寺廟“賢良寺”。藏經館成立 后，雍正遍召國內高僧齊聚賢良寺，對歷代藏經加以整理校對。關于藏經館人員構成及具體分工情況，在《大清三藏圣教目錄》“總理藏經館事務”一節中有 明確記載：官員和僧人共有133人，其中莊親王允 祿、和親王弘晝任“總理藏經館事務”大臣，主持刻經 事宜，其余人等分任“校閱官”“監督”“監造”“總率”“帶領分晰語錄”“帶領校閱藏經”“分領校閱”“校閱”等職。除此之外，還招募刻字匠、刷印匠、木匠、折 配匠、界畫匠、合背匠等800余人參與其事。

經過兩年的收集、整理、校閱，藏經館于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第一階段的校勘編纂工作。雍正皇帝親自為全書作序，即《御制重刊藏經序》。隨后，第二階段的雕版印刷工作又進行了四年。乾隆三年（1738），這部官刻漢文《大藏經》終告完成，后世稱之為《乾隆版大藏經》，又稱“清藏”或“龍藏”。它集佛教的經、律、論于一體，為我國現存最大的木版雕刻典籍，是珍貴無比的歷史文獻。

三、星軌交輝：館與宮的緣分

藏經館本在賢良寺，為何作為地名落腳在雍和宮附近呢？《雍和宮滿文檔案譯編》的幾則檔案為我們解開了疑惑。雍正十三年（1735），內務府交營造司的一則文書提及：“閏四月初一日，郎中黑德等來傳：奉王等飭交，柏林寺西面內大臣海望所建房屋一間（座），現既已辟為藏經館，將此交營造司，行文雍階段后，要容納各類工匠幾百余人，雕刻完成近8萬多塊經板，賢良寺一處必不堪敷用，需要開辟分館。考慮到藏經館刻印藏經的工作性質，最有可能在其他寺廟附近另選地點。此時，雍和宮東面由內大臣海望主持建造的一座官房宅院正好空置，便被辟為藏經館。關于藏經館的具體房屋間數，史料也有明確記載：“······雍和宮東面原系藏經館房屋一座九十四間、樓七間、屋外東西兩旁廂房二十間、樓五間、小順房一座共四十八間、游廊二十二間、臨街房十二間······。”從中可知雍和宮這處藏經館占用房屋之規模。乾隆元年（1736），雍和宮日常往來文書還有“藏經館來文，造水甕四個，領用長一丈五尺二寸粗五寸杉木一根”的記錄，其中，所造“水甕”、所支領“杉木”等正是雕造工作所需之用品，側面證實了藏經館的工作內容。另外，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圖》上，筆者發現還有一處標注為“藏經館”的所在，就在賢良寺東側的石大人胡同（現名為“外交部街”）西口。這說明，當時藏經館工作地點的確不止賢良寺一處，藏經館落戶在雍和宮便不足為奇了。

藏經館全部工作在乾隆三年（1738）告成，其占用雍和宮的房屋交回官房收租處。不過兩年后，這些房屋又迎來了新主人。乾隆五年（1740），另一個文獻纂修機構——經史館接續使用了雍和宮的這處官房。經史館是乾隆四年（1739）由乾隆皇帝特命開設的，其中“經”是儒家經典《十三經》，“史”是紀傳體史書《廿二史》，經史館的職責是對這兩部重要文獻進行校正重刻。這段歷史在《雍和宮滿文檔案譯編》中亦有記錄，“和碩和親王弘晝飭令《十三經》刷印處移往雍和宮東側藏經館事文”這則檔案顯示，刷印經史的地點最初就在前面提到的賢良寺后面房屋處。第二年，情況發生變化，賢良寺后面約150余間房屋被乾隆皇帝欽賞給新怡親王（允祥之子弘曉），經史館要移往別處。負責此事的是和親王弘晝，他當時也兼任“總理雍和宮事務大臣”，查得雍和宮東面原先辟為藏經館的房屋閑置，便請旨將經史館移來這里。《十三經》《廿二史》刷印工作約在乾隆十二年（1747）完成。在1750年繪制的乾隆《京城全圖》中，此處宅院標注正是“經史館”，宅院規模與前述藏經館占用房屋間數基本一致。這樣看來，在清乾隆時期，藏經館、經史館這兩個文獻纂修機構都曾與雍和宮產生過歷史交匯，時間雖短暫，但名稱卻保留下來。

四、物換星移：藏經館區域的歷史變遷

藏經館所在的雍和宮以東這片區域，在史料中和宮。”這則檔案所提的“柏林寺以西”即雍和宮以東，柏林寺在雍和宮東邊偏南部位置，兩寺相距不遠，之間建有不少官房，由官房收租處招住取租，租銀用來供雍和宮、東書院等處每年房屋修繕使用。通過這則史料，可大致推理出藏經館與雍和宮結緣的過程：漢文《大藏經》工程浩大，尤其進入雕版印刷也被稱作雍和宮東花園。在乾隆《京城全圖》中，藏經館及東花園內的房屋布局清晰可辨（見圖2)，藏經館就是圖中左上角較為規整的那處院落。隨著藏經館、經史館等機構工作結束，所占用的官房交回官房收租處，東花園內可使用的官房達到250多間。當時，雍和宮剛剛改廟不久，有蒙、藏大喇嘛進京在雍和宮任職，他們本人在北京沒有廟宇，但需要長期駐留北京，于是就在雍和宮內或雍和宮附近另辟院落作為其佛倉，性質相當于駐京行館。藏經館及東花園區域因在雍和宮附近，又有不少官房，久而久之，便發展成為雍和宮的“外圍子佛倉”。此區域的佛倉主要有那木喀呼圖克圖倉、土觀呼圖克圖倉、濟隆呼圖克圖倉、果莽呼圖克圖倉等。

圖2 1750年乾隆《京城全圖》所繪藏經館及東花園部分

駐京呼圖克圖制度是清代康熙時期設立的，即封蒙藏地區有重要影響的活佛以“呼圖克圖”職銜，令其駐錫北京為朝廷服務，這是清廷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那木喀呼圖克圖是清朝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來自甘肅拉卜楞寺，大致在嘉慶后期至咸豐初期這段時間任職雍和宮住持扎薩克喇嘛，其佛倉就在原藏經館位置。1900年以后，那木喀呼圖克圖佛倉改為“喇嘛印務處”。喇嘛印務處是清朝理藩院的下屬機構，由皇帝指派駐京大活佛負責，管理北京、東陵和西陵、熱河、五臺山等地喇嘛寺院的事務及駐京喇嘛的各項事宜。喇嘛印務處最初設在嵩祝寺，道光十九年（1839）專設在弘仁寺（俗名旃檀寺）辦公。光緒二十六年（1900），弘仁寺毀于兵火，喇嘛印務處移至雍和宮東花園內。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下旬，雍和宮被俄國人占領，喇嘛印務處又遷移到西城護國寺東廊下的五臺山下院。光緒三十四年（1908）再次遷回雍和宮東花園內。1928年后，南京國民政府設立蒙藏委員會，專門處理蒙藏邊疆民族事務。喇嘛印務處受蒙藏委員會管理，短短三年內改稱“北平喇嘛印務處”“喇嘛事務處”“喇嘛生計處”等數名，直到1932年定名為“北平喇嘛寺廟整理委員會”，負責整頓北京各藏傳佛教寺院，籌劃喇嘛生計、頒發喇嘛錢糧等事宜。其間，蒙藏委員會還曾嘗試革新喇嘛教育模式，在雍和宮東花園內籌設“國立北平喇嘛職業學校”（見圖3)，初衷是培養喇嘛生活上必需之生活和技能，要求僧侶不僅要學習漢語、蒙藏語文知識，還需要掌握編物、紡織、漂染等工藝技術以自謀生計。后來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喇嘛學校實際辦學沒幾年，最終以失敗告終。

圖3 1936年《北平市內外城分區地圖》中雍和宮、柏林寺、藏經館及東花園區域

另外，藏經館東側曾是濟隆呼圖克圖佛倉，濟隆是西藏地區重要的活佛轉世系統之一。第七世濟隆活佛，法名洛桑貝丹堅贊（1708—1758），是最早與雍和宮建立聯系的濟隆活佛。他大約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40歲時奉命從西藏遠赴京城，擔任雍和宮首任堪布，來京后受封成為駐京呼圖克圖。濟隆活佛不僅是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同時也是著名的拉薩“四大林”活佛之一，是清代西藏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教人物。在20世紀30年代，濟隆佛倉曾一度改為“西藏駐平辦事處”。藏經館東南方向還有果莽佛倉和土觀佛倉。其中七世土觀（1895—1959）是雍和宮民國時期的最后一任住持，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在那里居住。

民國時期，藏經館及東花園區域的使用機構經 歷頻繁變遷，正是那個年代時局動蕩不安、社會劇烈變革的寫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雍和宮東書院、東花園、僧舍等區域被分配給各國營單位使用，經歷了較大規模 的拆建改造。20世紀60年代，前中國佛教協會會 長、藏傳佛教著名高僧，被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 譽為“愛國老人”的喜饒嘉措大師還曾在此處居住，就在原濟隆佛倉、今藏經館胡同3號位置。改革開放后，東花園區域又拆建添建不少公房民宅雜院，逐步形成現有的格局，僅主要道路保持了原來的道 路走向，便是現在的藏經館胡同。只不過“藏經館”名稱雖在，這一地名背后所蘊含的歷史信息已不為人所知了。

五、揣情度理：地名誤傳的原因分析

“藏經館”名稱在乾隆時期已存在，作為胡同名稱出現則比較晚。光緒二十三年（1897）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中，雍和宮南面和東面都稱“太保街”，尚無藏經館胡同、戲樓胡同之名。在1914年的北京地圖上，雍和宮南面已變成戲樓胡同，但雍和宮東面仍叫“太保街”。1935年，拆建雍和宮和柏林寺之間部分房屋創辦“太保街小學”（即雍和宮小學前身）。直到1947年《民國北平市地圖》中，“太保街”變成“藏經館胡同”了。1965年，又將向東延伸的銅廠子胡同并入，形成了現在的“Y”字走向。普羅大眾容易將“藏經館”誤解為收藏經書的地方。據附近老人講，藏經的地方就在胡同南端，這與歷史資料記載有出入。造成這一訛傳的原因，筆者推測可能與位于胡同南端的柏林寺曾長時間貯存國之重寶——龍藏經板有關。

龍藏經板在乾隆三年（1738）雕刻完成后，先期刷印100部頒賜京師內外各大寺院。乾隆二十三年（1758），龍藏經板遷入柏林寺保存。全國各寺廟禪院有請求刷印者，經呈請批準后，可自備工料前往柏林寺刷印。后來，雖改朝換代，經板保管權多次變更，但一直貯存在柏林寺。這些經板分四庫存放，經板數目在民國時期尚有78238塊。直到1982年，龍藏經板才從柏林寺移置智化寺存放。龍藏經板在柏林寺存放長達兩百多年，而藏經館、龍藏經板，無論是從字面還是內涵來說，確有容易混淆之處。久而久之，真實歷史信息隨著時間流轉而湮滅不聞，人們漸漸把“藏經板之所”誤認為“藏經書之所”，再聯想到雍和宮是喇嘛廟，認為“藏經館”必是與雍和宮及藏人有關，從而出現了張冠李戴、以訛傳訛的情況。

雍正乾隆兩朝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獲得較大發展，為組織學術研究、編纂史書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佛經的收集、校勘、纂修、翻譯、刻印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探尋藏經館地名由來的過程讓我們得以窺見清朝前期北京翻經、印經的盛況。除了藏經館，乾隆時期還為編譯多種語言佛經專設了“經咒館”，為翻譯滿文《大藏經》專設了“清字經館”，后來兩館合并，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滿漢蒙藏四體合璧的《大藏全咒》。多語種《大藏經》的翻譯印刷，成為宣傳各民族和平共處的最好媒介之一，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鞏固階級統治的重大作用。

作者：吳海燕

來源：《北京檔案》2025年第10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汪鴻琴

校對：楊 琪

審訂：汪依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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