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黨第一位新聞發言人，無論記者還是對手，無不對她贊譽有加

龔澎，1914年出生，安徽合肥人，1935年，龔澎參與“一二·九”學生運動，并擔任示威游行大隊長，帶頭沖破軍警防線，推動抗日救亡運動。這一事件成為她投身革命的起點。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龔澎被派往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負責外事聯絡工作。她以《新華日報》記者身份開展國際統戰活動，協助周恩來進行對外宣傳和國際事務協調。

1941至1942年間，日軍飛機不停地在重慶上空轟炸，曾家巖50號的部分樓房也被炸壞了，龔澎與部分工作人員臨時搬到了紅巖村。

為了開展外聯工作，她每天冒著酷暑從郊區步行數里，先在化龍橋坐馬車到上清寺，然后再換乘公交車趕往鬧市區。她經常身穿一件簡樸而合身的旗袍，隨身的手包里放滿了來自解放區最新的廣播稿副本，她為工作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記者們以俱樂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戰時消息和發布當日的重要新聞，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信息搶先發到世界各地。外國人有起床時間比較晚的習慣，他們的新聞活動大都選擇在午后進行。

駐重慶的西方記者每天都在跟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機構展開斗爭，他們對國民黨當局封鎖新聞消息和獨家專政的做法極為不滿，自然更加關注來自反對黨方面的消息與報告。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是抗戰期間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針。來到山城后，龔澎陸續結交了幾乎所有駐重慶的外國記者。無論是美聯社、法新社還是各國大報刊的記者她都認識，與美國新聞處也時有來往。

龔澎與在外國新聞機構中的中國雇員廣交朋友，從他們那里得到了許多寶貴的信息。后來有些記者時常主動代龔澎傳遞宣傳材料，給她以多方支持。

龔澎認為，與西方記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們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問題的，要做到隨時準備與他們打交道。美聯社的記者是個出名的右翼分子，但龔澎并沒有疏遠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紹中共的政策和事實真相，后來這個記者發回的稿子盡管態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內容仍是引自龔澎提供的資料。

記者站也是許多國民黨特務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們常混雜在其中盯梢監視進步人士。中統特務更有陰險的一套，他們不但分區搜集情報，還會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這里隨時都會遭到綁架和不測。斗爭是嚴酷的。

龔澎臨危不懼、忠誠事業的精神和她從事外交的才智贏得了外國記者的欽佩，他們稱她是消息非常靈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發言人”，一些朋友主動幫助她傳送消息。龔澎也與許多外國記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們也時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后來，費正清回憶：“沒幾天后，就有一位聰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龔澎的年輕女子來看我。那時，她剛剛開始走上作為周恩來新聞發布員的輝煌歷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時，已是環球新聞界一個出類拔萃的婦女了）。”

“龔澎對那些沒有家室之累的、主張采取有力行動的國外記者所產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這個充斥著隨聲附和者的趨炎附勢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她是在野黨的發言人，而在野黨的改良主張暴露了執政黨的罪惡。”

為了打開對外宣傳的局面，龔澎與各國記者和國際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與對方聊天、談家常，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而是盡量尋求共同點。她總是興趣盎然地傾聽別人的談話，并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

她善于接受每個人的獨特個性，對意見不同者不抱有成見。記者們與她很談得來，也因此愿意接近她。這種氛圍不知不覺地影響著周圍的人們。一位美國記者曾說，他也知道龔澎是為共產黨說話的，但她的話不但聽來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時間的考驗。

也有被反動宣傳所蒙蔽的外國記者，常常說些帶有侮辱中國人民的語言，龔澎對此極為冷靜，她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說服對方。所以外國記者對她都十分敬重、欽佩。

龔澎在重慶涉外新聞界中贏得了廣泛的歡迎和信任。許多外國記者不愿意到重慶新聞局那里獲取資料，卻更愿意聽取來自解放區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