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書記被捕叛變后，想繼續(xù)潛伏解放區(qū)，不料早有封信揭破其身份

1948年10月的一場細雨剛停，阜寧城外的公路上突然出現(xiàn)一頂破舊斗笠，斗笠下的人自稱“老金”，說是老區(qū)來的干部，要求面見軍分區(qū)首長。接待員盯著他濕透的布鞋，客氣地點了點頭，卻在心里記下了幾處可疑：口音帶著南京腔，袖口卻縫著蘇州裁縫慣用的暗線。十分鐘后，專門負責接待歸隊人員的小組把“老金”帶進一間瓦房，門一關，荷槍的警衛(wèi)隨即出現(xiàn)。一向自負沉得住氣的金柯愣了一秒，才擠出笑容：“同志們，是不是搞錯了？”這時，陳丕顯推門而入，把一封折痕斑駁的信放在桌上，只說了一個字：“看。”

信紙泛黃，落款是“楊斌”。金柯看完，雙膝一軟，坐到了板凳上，臉色比窗外的雨水還灰。全房沒人再說一句話，空氣像被瞬間抽空。那封信只寫了幾行：金柯已變節(jié)，須嚴加防范；如其來蘇北，務必先行隔離審查。落款時間是半年前，而楊斌本人已于三個月前犧牲。簡短幾句，生死兩重。

故事要回到更早。1912年冬，長江邊的當涂縣江面霧重水寒，船民家里誕生了一個瘦弱男孩，父母取名謝遠源，他日后改名楊斌。這個孩子讀書成績很好，九一八時才上中學，卻已經(jīng)帶頭沖進南京街頭呼喊抗日口號。老師罰他站墻角，他卻把“勿忘國恥”四個字刻在課桌。大學階段，他輾轉安徽、北平，最后在“一二·九”運動中接觸共產黨，自此進入秘密戰(zhàn)線。

從延安到皖南，再到上海，他一直干最危險的工作——城市地下交通和聯(lián)絡。有人形容當時的上海是水泥森林里的羅網(wǎng)，楊斌卻能在羅網(wǎng)中來去無形。1946年9月，華中十地委在上海秘密成立，他任副書記，金柯任書記。短短半年，任天石被捕，城市里白色恐怖驟然升級，楊斌提出把機關外遷杭州，以求轉圜。金柯點頭應允，卻沒有立即執(zhí)行；更糟的是，他把楊斌的新住址透露給了剛“入黨”不久的趙萬和。趙本是舊偽組織頭目，這一漏洞直接釀成災難。

1947年5月14日凌晨，租界的巡捕房門口停下一輛卡車，楊斌、金柯等人被捆上車押往南京衛(wèi)戍司令部看守所。車廂里昏暗，楊斌用手指蘸了點茶水，在木板上寫了個“共”字，悄悄遞給同車的張達平——這是提醒，也是托付。到南京之后，酷刑和威逼輪番上陣，多數(shù)同志咬牙堅持，只有金柯一步步滑向深淵。先是見到被抓來的妻子與孩子，再聽見特務許諾“少將軍銜”，他終于開口。情報如決口洪水，滬寧滬杭線布點、秘密交通站，甚至解放區(qū)的布票兌換處，都被他報了個遍。百余名干部就此落網(wǎng)，多人遇害。

楊斌的肺病本已拖了多年，每逢夜深咳嗽不止；敵人雪上加霜，把他吊在通風井里整整一天。獄友勸他保重身體，他淡淡回了句：“人活一口氣，氣不彎，骨不折。”面對金柯一次次勸降，他當場表態(tài)：“烏漆墨黑地活，不如亮堂堂地死。”那晚，他與任天石合寫密信，請可靠商人艾星華帶出。為了掩護真信，兩人故意寫了封假投降書塞在易搜部位。三天后，艾星華獲假釋，真信成功送達山東分局。也正因這封信，蘇北根據(jù)地對金柯的“歸隊”早有準備。

1948年春，南京看守所里傳出噩耗：楊斌病勢急轉直下，被抬出監(jiān)房后折磨致死，年僅三十五歲。消息傳到陳丕顯耳中，他沉默許久，只派人把楊斌那只一直寄存的皮箱仔細封存。皮箱里只有幾本發(fā)黃的文件、兩件洗得發(fā)白的棉衣，和一條寫滿地址的破舊手帕——那是楊斌在尋找失散多年的哥哥謝遠達。

解放后，金柯在軍統(tǒng)“少將”頭銜的檔案上簽下供詞，軍事法庭審訊僅用了半天。判決生效那晚，他對于自己為何會敗在一封短短數(shù)百字的信前，始終想不通。有人說，叛徒是被利益誘惑；也有人說，是意志先松懈再崩塌。到底哪個因素更致命，恐怕連金柯自己也說不清。判決書末尾只寫著一句：“負案歸零。”

1983年9月，雨花臺烈士陵園迎來天津老干部參觀團。人群中，一位花白頭發(fā)的老人盯著紀念墻上“楊斌”二字，久久不動。旁人輕聲問他怎么了，他顫聲道：“那是我四弟。”原來，這位老人正是謝遠達。兄弟倆因戰(zhàn)火失聯(lián)四十余年，終在烈士名錄中“相認”。次年春，陳丕顯把那只皮箱交到謝遠達手里，扣子已生銹，卻依舊整齊。謝遠達打開箱蓋，沉默良久，只留下了一句：“他做到了。”

從金柯的背叛到楊斌的犧牲，這條隱秘戰(zhàn)線只隔了幾面墻，卻隔不開堅守與動搖的深溝。信任一旦失守，所有防線都會在一瞬間塌方；而一句“須嚴加防范”卻能救下一整片根據(jù)地。歷史并不抽象，它常常濃縮在一封信、一只舊皮箱里，也鐫刻在那些生死關頭的選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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