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評價李宗仁：外表看起來忠厚，但也懂得狡詐之術

1989年以后，張學良在恢復自由后，很想寫一部自己的回憶錄，奈何有心無力，于是想起了唐德剛。

當時已經是史學界耆宿的唐德剛萬分驚喜，還曾問張學良：

“為何選中我？”

張學良坦言，說他看過他給李宗仁寫得口述回憶錄，覺得寫的很好，他雖然沒有見過李宗仁，但是他見過蔣介石，而他寫的蔣介石就是張學良所了解的“百分之百的蔣介石”。

以上故事是大多數人了解到的版本，但是也并不全面，因為這個故事還有后半截。

唐德剛給張學良做口述離世，整個過程并不算是很愉快，唐德剛本身是極嚴謹的歷史學家，而張學良的口述多數都只能是依靠他的回憶，所以有些方面難免同真實的歷史有出入。

每次聽到一些錯誤的段落，唐德剛總是忍不住反駁：

“漢公，這個事情你記錯了。”

張學良則搖頭：

“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記錯呢？你要聽我的話。”

按照張學良的意思，既然是給自己做口述歷史，那么當然應該是按照自己口述的來，但唐德剛是歷史學家，他做口述歷史并不僅是要聽當事人怎么說，還要考證真實歷史。

雙方因為合作不愉快，這件事情就沒推進下去。

事實證明唐德剛是對的，因為在2004年，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了參考了唐德剛留下來的11盤口述錄帶，加部分考證的史料出版了《張學良世紀傳奇》，結果被寫《張學良寫真》的張永濱告上法庭，他提出該書中部分內容與他所撰寫的內容相似，法院先后兩次判決，認定《張學良世紀傳奇》中7.57%內容與張永濱《張學良寫真》存在未標注來源相似，判決停止發行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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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歷史確實應該嚴謹，唐德剛在這一點上無愧于一個歷史學家的稱號。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建了“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唐德剛那時已經是知名的歷史學者，因而被哥大聘請專門從事這一工作。

當時，哥大曾暗戳戳的提示，希望唐德剛能做“陳立夫”的口述歷史，但唐德剛最終卻選了自己的老師胡適。

這本《胡適口述自傳》也令唐德剛正式涉足口述歷史領域，為他后來給李宗仁撰寫口述歷史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總的來看，唐德剛與李宗仁的合作還是比較愉快的，可從開始采訪到整理、撰寫、修改，成書，前后耗時期間。

正如之前我們所說的那樣，李宗仁到美國后，身上幾無片紙，所有對歷史的記錄，全靠他腦海之中的回憶。這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一些問題，就是李宗仁的回憶與實際發生的事情對不上。

唐德剛每次都要細致的訂正，并提醒李宗仁：

“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

毫無疑問的是，《李宗仁回憶錄》在出版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幾乎達到了看過的人都說好的地步，哪怕是到了今天，《李宗仁回憶錄》的評分仍然高居歷史類榜首

不過有些事情還是，唐德剛當年做口述歷史，本來是應了哥大之邀，雖然唐德剛后來回憶撰寫《李宗仁回憶錄》時，是中、英文并舉，但實際上最初是以英文為原版，而中文版則是唐德剛在工作之余順手而為之。

李宗仁后來回國后，似乎并沒有隨身攜帶這本書稿，毛主席當時知道李宗仁有一本回憶錄，還特意叮囑有關部門關注一下英文版的出版，但未知毛主席是否看到過這本書。

1977年4月，香港《明報月刊》曾連載過李宗仁回憶錄，斷斷續續連載了兩年，此為李宗仁回憶錄最早公開的版本。

1979年夏，李宗仁長子李幼齡攜生母李秀文從紐約回國，這才帶回了《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版，并被其贈予廣西政協，并交給了政協下屬的文史資料研究會研究、討論。

一開始，該書只是在內部發行，到1980年11月，由廣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廣西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該書時，對全文進行了細致的訂正，其中涉及到部分錯誤的人名、地名，不過，基于維持原書的樣貌，對于回憶錄中一些歷史事件的錯誤，沒有進行改正，而是采取加“編者注”來說明，多數引用廣西文史資料選輯中的文章。

唐德剛對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未征得他同意一度很不滿，為此他在同年還特意撰寫了一篇長文《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無論是廣西人民出版社，還是后來陸續再版的版本，都承認該書是“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稿”，這在當年也是真的李宗仁長子李幼齡以及李秀文同意的。

這還引出了另外一個故事，即多年之后，有人反映其《李宗仁回憶錄》的內容與李宗仁原來的老部下黃旭初所寫的回憶錄相似，后來經過考證才發現，原來是李宗仁在回憶錄成文后，曾寄給在香港的黃旭初征求意見，黃旭初對李宗仁的回憶錄大篇幅的采用，寫進了自己的回憶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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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長篇累牘的講述《李宗仁回憶錄》的創作經過，自然也是為了談這本書的優劣。

從整體上講，《李宗仁回憶錄》是非常成功的。

李宗仁本人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特別是還曾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執一國之牛耳，他的個人回憶雖然不能與整個中國近代史相提并論，但他的回憶能很大程度的佐證近代發生的一些事情。

《李宗仁回憶錄》成書是在美國，這使得李宗仁可以擺脫很多桎梏，對過去的人和事有一個他自己清晰明了的判斷，不需要藏著掖著。

更重要的是，唐德剛本身又是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對于治史有著近乎嚴苛的要求，凡是李宗仁回憶與真實有出入的地方，他都能予以訂正，李宗仁在態度上也不像后來張學良那么強硬，這也使得《李宗仁回憶錄》這本書除了是李宗仁本人一生外，還是一部珍貴的歷史史料。

可既然是回憶錄，那么也不可避免的出現問題，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回憶錄本身是以自身為主，不可避免的拔高自己，貶低對手。

比如李宗仁對蔣介石的態度。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在自己回憶錄中對蔣介石評價，深得張學良贊許，并稱這就是“百分之百的蔣介石”。

客觀上講，李宗仁、張學良之所以對蔣有著近乎一致的評價，源于兩人都是在與蔣的政治斗爭中失利的人，所以對蔣的態度，有相似之處不足為奇。

在李宗仁的回憶錄，蔣介石幾乎成了個“一無是處”的人，而李宗仁自己則是一個“大好人”。

有個網友在看了《李宗仁回憶錄》后，有一句特別有趣的話，這里可以引用：

“本書內容：中央沒有一個有腦子的，國府沒有一個有德行的，全國只有我聰明機智才德兼備；蔣禿是個大壞蛋，沒干過一件好事，每次犯錯都是因為沒聽我的……”

李宗仁對蔣介石的評價，有相當一部分是不那么客觀的。

客觀的來看，蔣介石在各方面能力上雖然值得商榷，但其本人也絕不是一無是處，特別是他能執掌全國軍政大權長達二十多年。要知道國民黨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姑且不論李宗仁，其他派系反對者也甚多。

如果蔣介石真的是一個無能之輩，早就被掀翻了。

蔣介石的失敗，除了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上一系列的問題外，最大的問題在于，他始終沒有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他從一開始就一屁股坐在了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帝國主義的一面，對于代表多數的人民群眾不屑一顧。

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蔣介石的失敗自然顯而易見。

從李宗仁的回憶錄中不難看出，他自己其實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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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當然不可能是個完美無缺的人，對于這一點，唐德剛是有很清醒的認識的。

唐德剛在序言里評價李宗仁和黎元洪一樣，并稱兩人都是“渾渾而有機心”的那種人，即外表看起來老實，但也懂得狡詐之術。

從這句話也不難看出，唐德剛不愧是一個歷史學家，他能夠做到很客觀的看待一個人。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李宗仁是有他獨特的魅力的。

李宗仁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老友白崇禧認為：

“李待人接物態度謙恭，能傾聽別人講話，你對他說話，他讓你說，聽一點鐘不會不耐煩，人情味很濃，這是他個人方面獲得友誼與同情的條件。”

北伐時期曾在李宗仁麾下作戰的張發奎對李宗仁也有很高的評價：

“我覺得李宗仁的軍事才干很普通，但他是個“偉人”。他為人誠實友善，作風民主。一天我們打網球，他叫衛士取一雙膠鞋，我見他對下人都是低聲悄語，可見他待人公平。很少見到有大人物像李宗仁那樣完全擺脫官僚習氣與軍閥心態，哪怕一個小兵都對他口碑良好。”
“在為人處事作風民主方面，他（李宗仁）是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而且虛懷若谷。”

唐德剛在《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盛贊李宗仁：

“我至今仍覺得李德鄰先生是一位長者，一位忠誠厚道的前輩。他不是一個枉顧民命、自高自大的獨夫，更不是一個油頭滑腦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國農村社會里某些可愛可貴的傳統。”

李宗仁是農家出身，不似蔣介石是商賈家庭出身，所以相比及蔣介石“投機”，李宗仁作風就要淳樸很多，他不光是善于團結同僚以及部下，而且也愿意接納不同派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臺兒莊大捷，不難看出，李宗仁在此次戰役中，指揮的絕大多數都是雜牌出身的軍隊，這里面有川軍、滇軍、西北軍、中央軍等。

這里可略作猜想，如果是李宗仁主持1945年重慶談判，以他的處事風格，他是可以容納并接受國內不同政治觀點的派別的。

那么，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提出的聯合政府的觀點，有大概率會獲得成功，那么之后的內戰也有極大可能避免。

不過，作為一個舊時代的風云人物，李宗仁也不可避免的有缺點。

不能否認李宗仁作為中國近代一個知名的統治者的功績，他主持廣西軍政多年，在沒有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撐，將廣西發展成全國的模范省。

西安事變后，毛主席在會見李宗仁的特使劉仲容時說：

“廣西這幾年跟蔣介石鬧獨立。名氣很大啊！廣西是個有名的窮省份，鬧起饑荒來，災民常逃到湖南來。湖南的農民討不到老婆的，就娶廣西的妹子。李先生憑什么鬧獨立？據說，這幾年，沒有南京政府的財政支持，不僅撐得住局面，還被人稱贊為全國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個有本事的人。”

李宗仁主持廣西軍政多年，其實他并沒有系統成型的政治觀點，這也是他后來在政治上不能夠保持堅挺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1949年1月，三大戰役后，蔣介石被迫宣布下臺，李宗仁以副總統之職出任“代總統”，然而由于李在政治上缺乏決斷力，致使形成內外交困的局面。

蔣介石雖然退居幕后，但仍然能發揮其統治力，客觀上和李宗仁政治上態度疲軟有很大關系。

不過，李宗仁雖然能政治上缺乏決斷力，但對于時局的發展卻有清晰且長遠的認識，在這一點上，他不但強過白崇禧，甚至還強過蔣介石。

也正因為如此，李宗仁在1965年選擇回到祖國，受到了國家極高的政治禮遇。

客觀來看，李宗仁的遠見卓識為他一生劃上了一個最完美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