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劇透警告｜季北慈：警惕潛在風險變量，預計峰會前兩國會保持克制

【編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很快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重新舉起了“關稅大棒”。經歷了數輪交鋒后，如今中美關系處于新的起點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特朗普將之稱為“G2會議”；在11月中美元首通話后，中美雙方又基本敲定了對對方元首明年訪問的邀請，明年雙方各自舉辦的多邊主場外交也將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機；近日，美國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美關系定義為“同一量級”（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讓人對中美關系下一階段的發展充滿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一篇文章中，有專家借用“劇透警告”（Spoiler Alert）這一概念，指出對此次會晤最好事先設定界限和切合實際的預期。事先“劇透”的預期有助于校準和穩定中美關系。

借用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的基礎上，今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新聞中心在年終時刻繼續推出“2026中美關系劇透警告”系列報道，與多位不同代際、對中美關系發揮著一定影響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對話，請他們為我們“劇透”下階段或者說2026年中美關系，并通過他們的視角去回顧、盤點、發現那些能在中美間發揮橋梁作用，推動兩國交流交往的力量。

“目前，印太地區正處于潛在的沖突風險上升的時期。”日前，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國際知名安全戰略學者季北慈（Bates Gill）在滬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特別提醒道，在他看來，2026年的中美關系仍然可能面臨變量和挑戰，11月舉行的美國中期選舉是其中之一。他同時提醒要對其他意外事件潛藏的危機和風險保持警惕，“我們顯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來管控局勢。”他說。

不過，在季北慈看來，最近一次韓國釜山中美元首會晤之后，中美的防務對話有所恢復“是件好事”。

“兩國元首已同意舉行會晤，雙方都表示可能進行多次會晤。”他進一步說，“可以期待的是，由于雙方都希望峰會取得成功，兩國都會保持克制。我相信雙方會努力避免制造困難或風險局面。”

作為美國戰略界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季北慈多年來專研與中國和亞太地區相關的軍備控制、防擴散、維和以及軍事技術發展等議題。2007年至2012年，季北慈擔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所長。此前，他曾在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的防擴散研究中心負責東亞項目，并在布魯金斯學會擔任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他被任命為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首席執行官。

季北慈認為，明年11月舉行的中期選舉以及因意外事件引發的突發危機將成為未來一年中美兩國關系可能面臨的變量和挑戰。在他看來，最近一次中美元首會晤之后，中美的防務對話有所恢復“是件好事”。“也許明年還將舉行新一輪領導人峰會，這些防務對話可以得到延伸和加強。”季北慈分析道。

關于中美人文交流萎縮可能正造成美國對華研究出現代際斷層的問題，季北慈認為，兩國亟需共同關注學者培養與學術環境問題。“美國學界仍有一批卓越、專注、勤勉且充滿智慧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正在于鼓勵他們、引導他們，支持他們在日益復雜的環境中持續深耕。我始終相信，未來仍會涌現出杰出的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季北慈對澎湃新聞說道。

季北慈

MAGA陣營內部對如何同中國打交道存在深刻裂痕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當前中美關系中的“結構性緊張”的種種表現，比如科技競爭、軍事互動減弱以及產業脫鉤是否已經固化為一種長期特征？未來五年，中美是否仍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建立“有限的戰略穩定”？

季北慈：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但關鍵在于“有限”或“在某些領域”。總體而言，當前的競爭格局已非常清晰，其顯著特征是兩國政府之間存在深度互疑。非政府機構或許仍能找到某些雙方感興趣的共同點，例如在科學發展或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合作方面，但這些合作大多將停留在科學或學術交流層面，不太可能顯著影響兩國政府的整體戰略關系。遺憾的是，這些結構性因素已經固化，很可能將長期存在。

澎湃新聞：你曾長期研究地區安全與多邊機制。未來幾年印太地區的沖突風險是否會進一步上升？哪些因素可能把中美從“競爭態勢”推向“危機狀態”？

季北慈：我認為目前印太地區正處于潛在的沖突風險上升的時期。風險上升的原因在于潛在危機范圍的擴大。首先是臺灣問題。中日關系顯著惡化，這是另一大風險點。還有一個我們較少討論但至關重要的領域：朝鮮。朝鮮近年來強化了與俄羅斯的關系，并持續發展導彈與核能力。

最后，除這些重大地緣戰略風險外，存在因意外事件引發的突發危機，例如幾年前的“氣球事件”這類意外事態，這類事件可能推動兩國走向更激烈的對抗甚至沖突。令人擔憂的是，當前風險因素眾多，我們顯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來管控局勢。

澎湃新聞：美國戰略界對“G2”這個概念的主流態度是什么？他們是把“G2”視為可能的合作機制、一個必須避免的結構，還是一種并不存在的虛假敘事？如果出現事實上的“G2”，即中美在關鍵議題上形成主導性影響力，它對國際制度、盟友體系、區域秩序會造成哪些實質性影響？

季北慈：要理解這一問題，需要認識到當前美國對華認知與政策取向存在深刻的分歧。特朗普總統始終試圖達成某種交易。在他看來，與另一個大國攜手合作可能是個頗具吸引力的前景。然而，在共和黨內部，甚至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之中，他們對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存在深刻裂痕，且多數觀點持消極態度。

如果詢問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我認為他們會對此類G2構想持大量懷疑態度。出于多種原因，這種設想很難在美國戰略界獲得廣泛吸引力或支持。G2或許在一個人的腦海里頗具魅力，但當你將討論范圍拓展至整個美國戰略界時，圖景就會變得復雜得多。

明年的中美關系要警惕哪些“黑天鵝”？

澎湃新聞：過去一年里，兩國通過領導人會晤試圖設定“護欄”。這類護欄機制在危機升級時發揮了何種作用？中美如何建立有效的危機管理制度？有什么具體可行的辦法?

季北慈：我想講兩點。第一，我覺得“護欄（guardrails）”這個概念非常有意思。三到五年前，當這個概念最初出現時，是美國試圖說服中國需要設置護欄，以避免危機、避免無意或意外的對抗與沖突。不過，當時中國反對這一說法，認為所謂的護欄只會讓美國擁有更多冒險的空間。很有意思的是，如今我們卻聽到中國在使用“護欄”這個詞。從某種意義上說，局面發生了反轉。

我認為這個概念本身是有用的。然而，在領導人層面上談論它是一回事，把它落實到實踐中又是另一回事。這就引出了你的第二個問題：這些機制其實已經存在。過去二十年來，中美之間一直有各種對話機制、磋商渠道、熱線等等。中國對此往往保持懷疑態度，擔心這些機制會讓美國更大膽地冒險，因而會根據更大的戰略關系決定是參與還是退出。例如，如果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中國就會退出這些機制，這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強調的是：框架一直都在，而且可以使用，只是太多時候它們沒有真正被用起來。

最后，當危機出現時，美國有時會嘗試啟動一些危機避免機制，很遺憾，危機管理機制并不總是運作良好。

但兩國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讓我感到鼓舞的是，在最近一次中美元首會晤之后，中美的防務對話有所恢復，我認為這是件好事。也許明年還將舉行新一輪領導人峰會，這些防務對話可以得到延伸和加強。

澎湃新聞：在中美兩國實現釜山元首會晤的前提下，兩國防務對話和軍控合作在未來是否會更加順暢？可能面臨什么變數和障礙？

季北慈：我們看到會晤后，雙方在一些防務對話方面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這些對話當然可以進一步拓展并更加常態化，但至少這是一個開端。

至于軍控合作，我認為可能性要小得多。

澎湃新聞：明年中美元首可能會有一系列密集互動，能否有助于雙方關系過去一年的止跌跡象繼續延續，中美關系明年還可能面臨什么變數和挑戰？

季北慈：總的來說，這當然是積極進展。兩國元首已同意舉行會晤，雙方都表示可能進行多次會晤，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信號。此類領導人會議通常需要大量準備工作。領導人當然希望會議能取得成果和具體進展，這會促使雙方的行政機構進行對話、準備事宜，并期望取得積極成果。

然而，特朗普總統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領導人，我們不應期待這些峰會的準備工作會遵循傳統模式。比如我們注意到，總統幾乎完全讓國務院缺席了大部分籌備和討論工作。當會議成果涉及貿易、關稅或其他經濟議題時，總統似乎最能得心應手，這也強化了財政部和商務部的角色。基于這種協調機制，也許屆時可能會產生一些積極成果。

總體而言，由于總統最擅長或自認最擅長的領域在于經濟、商業和貿易議題，這些方面最有可能取得進展或積極成果。

至于中美關系可能面臨哪些變量或挑戰。我首先想到兩點：一是美國中期選舉。許多人認為這次選舉勝負難料，民主黨可能在眾議院占據優勢。特朗普勢必竭盡全力確保共和黨維持主導權，因此他或許認為與中國達成協議或某種交易將是積極進展，有助于提升其中期選舉的選舉前景。這值得關注。

其次，我們之前討論過兩國關系的脆弱性及其易受危機影響的特性。如果在未來6到12個月內發生意外事件，一切可能徹底改變，甚至可能導致當前協調機制停滯。當然，這是我們完全無法預測的事情。但可以期待的是，由于雙方都希望峰會取得成功，兩國都會保持克制。我相信雙方會努力避免制造困難或風險局面，特別是在西太平洋地區。不過具體進展還需拭目以待。

扭轉美國戰略界對華負面觀感的契機藏在哪里？

澎湃新聞：你在美國戰略界長期工作，你認為當前美國國內的“對華共識”出現了什么重大變化？國內政治極化會怎樣影響下一階段的美國對華政策？

季北慈：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和戰略疑慮，預計仍將是美國戰略界凝聚共識的主要外交議題。總體而言，除非中國對美國盟友及安全伙伴的意圖能夠更清晰地向美國戰略界呈現，否則此類負面認知難以轉變，雙方的不信任與安全疑慮也將持續存在。這一態勢將繼續助長美國國內對華普遍的負面或憂慮態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戰略界同樣對美國意圖抱有深刻的不信任和擔憂。短期內，這樣的認知結構恐難出現根本性轉變。

什么會變呢？如果我是中國戰略學者，我會關注這些方面：特朗普總統至少還有三年任期，我會著力研判共和黨內部，特別是“MAGA”陣營在對華問題乃至美國全球角色定位上的分歧，這里可能蘊藏著對華整體負面觀感出現變化的契機。“MAGA”陣營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美國應減少國際參與，聚焦他們眼中的國內威脅，避免卷入重大國際承諾，包括與中國這樣的國家發生沖突。他們認為將美國戰略資源投入這些領域并非明智之舉。因此，這可能對美國對華態度產生一定的制約作用。或許2026年選舉會產生新變化，為中美關系帶來更大穩定性。值得密切關注的是，當前共和黨內部對華政策的爭論正變得越來越激烈且觀點分化。

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集會。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當前美國的知華派是否仍能對政策制定產生影響？美國的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接觸與合作”時期，會不會對中國的態度更趨謹慎或者更趨競爭化？

季北慈：你提到關于“代際交接”，也就是從老一代“中國通”向新一代傳承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我本人而言，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一直更努力和更好地理解中國，觀察是否存在一些能夠讓兩國加強合作的方式。問題在于，像我或者我這一代的其他學者是在一個兩國都想要合作的時代成長起來的，當時中美之間有大量合作機會。如今，這種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并且帶來了非常具體和負面的影響，即影響了下一代“中國通”的培養。

坦率地說，現在的美國年輕人如果想成為“中國通”非常困難。對于美國學生而言，這既是美國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

顯然，如今的美國青年若無法獲得我們這代人曾有過的機會，難免會感到失落。我認為，一個現象已經顯現——或者說至少可以觀察到：美國正面臨具備系統訓練和深層中國經驗的專業人才短缺問題。數據足以說明情況：赴華學習的美國學生數量急劇下降，無論是短期交流還是長期深造都大幅減少，如今僅維持在數百人的規模，這確實令人擔憂。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理解能力和交往能力必將受到制約。這種發展趨勢著實令人遺憾。

我們正身處一個不同的時代，只能寄望于時間帶來轉機，期待新一代專注中國研究的學者能夠成長起來。當然，美國學界仍有一批卓越、專注、勤勉且充滿智慧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正在于鼓勵他們、引導他們，支持他們在日益復雜的環境中持續深耕。我始終相信，未來仍會涌現出杰出的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