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案背后的正義、敘述與情緒：特朗普和美國政治的夢魘

來源：澎湃新聞

引言

在愛潑斯坦案余波重新撼動美國政治版圖的當下，從夏季民意調查的發酵到秋冬兩季白宮與國會的對峙，再到11月中旬法案在國會兩院強行推進、特朗普政府反攻民主黨人的全面升級，這場圍繞“透明度”與“隱瞞”的斗爭已演變成一場挑戰特朗普第二任期合法性的政治危機。隨著新公開的郵件重提特朗普與愛潑斯坦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往來、麥克斯韋供述的矛盾細節、司法部三次態度轉向、白宮反復干預文件公開進程，以及國會共和黨內部的罕見分裂，公眾的不信任感持續攀升。路透、益普索、皮尤等機構的民調都反復顯示：無論是否出現實質性新證據，美國社會普遍認為特朗普政府有所隱瞞，并對特朗普處理此案的方式深感不滿。更關鍵的是，這些懷疑在跨黨派內部同步發酵，甚至部分共和黨選民也質疑特朗普是否在阻止真相浮出水面。當國會最終逼迫文件公開、特朗普隨即下令調查民主黨人與愛潑斯坦的關聯、白宮內部人士開始放風“將讓民主黨人后悔”時，政治戰線已全面轉向攻擊與反攻擊。與此同時，媒體的長期調查不斷提醒公眾：愛潑斯坦案的真正復雜性在于長達數十年的權力網絡、未解的財務與法律疑團，以及一段段被重新曝光的舊關聯。正是這些彼此交織的時間節點、敘事反復、民意波動與政治博弈，使得這起本應塵埃落定的舊案重新成為影響美國政治權力格局的深層因素；在不斷累積的公眾懷疑與高度陰謀化的輿論環境中，“愛潑斯坦”案已不只是司法遺緒，更像是盤踞在特朗普政府與美國政治體系中的一場長期夢魘——迫使特朗普及其政治盟友不得不付出越來越高的政治成本，去證明他們所聲稱的“無可隱瞞”。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日，美國華盛頓，國家廣場上，一尊描繪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杰弗里·愛潑斯坦手牽手的雕像。這尊名為“永遠的好朋友”的青銅色雕像在上周因違反許可規定被國家公園管理局拆除后，重新出現。視覺中國 圖

一、“曝光政治”興起，敘事主導權成為核心戰場

從愛潑斯坦案為切口，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兩黨政治競爭正被一種以“曝光”為主要手段的邏輯重塑：事實不再被視為需要完整核查的依據，而成為雙方可以隨時剪輯、包裝、動員的攻擊資源。特朗普以公開肯尼迪暗殺檔案、公開愛潑斯坦案卷為政治標識，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愿意突破禁忌的“揭密者”。民主黨則彼唱此和，依托具體事件擴大自身敘事空間。例如一起著名的事件，從FBI的早期偵查、國會多輪聽證，到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特別檢察官報告》，原本應圍繞行政監督與國家安全展開，卻在媒體的運作中逐漸變成削弱總統合法性的一出好戲。圍繞2021年1月6日國會沖擊事件的特別調查委員會亦是如此，長周期的公開聽證會以系統化的敘事重構了特朗普團隊的行動脈絡與白宮內部通訊，但在黨爭格局中，這種程序性的監督成為了事關合法性的爭奪。不僅聯邦層面如此，地方政治也出現類似傾向。印第安納州議員在選區重劃爭議中因網絡威脅、電話恐嚇而改變政治立場，說明曝光與輿論壓力已經成為影響政治行為的重要變量。美國政壇的政治人物不再主要關心政策選擇產生的公共后果，而傾向于擔心是否下一波曝光會落在自己身上。事實因此被邊緣化，而敘事主導權成為最核心的權力資源。

愛潑斯坦案把“追問真相”扭曲成爭奪“解釋權”，公開反而制造更多混亂。各方真正爭奪的不是事實全貌，而是如何在大量信息中挑選能支持既有立場的部分，構成自己的解釋框架。右翼輿論人物如坎迪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與梅根·凱利（Megyn Kelly）批評特朗普遲疑不前，認為他背離了反精英承諾；左翼媒體則集中火力放大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以及部分金融界高管與愛潑斯坦之間可能存在的不當往來。這種競逐不以事實完整性為目標，而以“誰能塑造更具殺傷力的故事”為目的。公開大量材料并未帶來清晰圖景。電子郵件、通話記錄、財務文件在缺乏背景的情況下更像隨機碎片，為各種推斷提供空間。然而，熱衷于陰謀論傳播的群體卻因特朗普在檔案中的出現而態度轉冷。公開材料并未自動讓事實獲得權威，而是為不同陣營提供新的詮釋素材。公開越多，解釋越多，結果并不是接近真相，而是進入更激烈的敘事競爭。

在檔案公開后，清算對象的選擇也暗藏玄機。表面上看，國會以四百二十七比一通過檔案公開法案，似乎兩黨達成了罕見的共識；但公開的節奏與重點卻高度政治化。公開的后果并沒有均衡落在所有與愛潑斯坦有往來的人身上，而是集中在政治上更容易被犧牲的人物。以拉里·薩默斯為例，在往來電郵曝光之后，他很快退出媒體撰稿，暫停教學，辭去公司董事等職位，承受的是一整套清晰可見的制度性代價。相較之下，在公開記錄中同樣多次出現、在社交與業務網絡里長期與愛潑斯坦保持接觸的其他政界與商界人物，如比爾·蓋茨（Bill Gates）、比爾·克林頓、摩根大通高管瑪麗·卡拉漢·埃爾多斯（Mary Callahan Erdoes），目前更多面對的是輿論壓力、道歉聲明或形象修補，職業位置整體保持穩定。黨派版圖、意識形態對立與媒體敘事共同決定了誰可以被犧牲，誰更容易被包裝成問題樣本，誰就更可能成為象征性清算的替罪羊，并被公開程序集中投射憤怒與道德判斷。

從制度設計的初衷來看，大規模披露案件信息理應主要服務于查明責任、修正程序和約束權力；在現實運作中，這一機制卻越來越多地被政界參與者用來展示立場、安撫輿論、挑選少數承受壓力的對象，公開過程越來越像一場需要定期上演的政治儀式，其實際效果更多停留在政治姿態上，而不是持續地問責與糾偏。總統可以決定哪些部分因“正在調查”而暫緩公開，司法系統可以以國家安全為由繼續保留部分檔案。這意味著公開既是展示力量的姿態，也是保留回旋空間的手段。透明度被包裝為凈化過程，但真正被“凈化”的是某些容易成為眾矢之的的個體，而不是產生問題的制度結構。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7日，華盛頓，在白宮，羅根·奧漢德利、查亞·雷奇克、莉茲·惠勒（從左至右）和杰克·波索比克舉著封面標題為“愛潑斯坦檔案：第一階段”的活頁夾。視覺中國 圖

美國的曝光邏輯正在向“政治清算模式”靠攏，但方式更隱秘、更符號化。許多國家在政權更迭時都會通過揭露前任腐敗來強化新政府的合法性，曝光被用來證明新政府煥然一新。美國歷史上雖出現過水門事件、伊朗門調查等重大丑聞，但這些案件的處理路徑仍然主要依托檢察機關、特別檢察官和國會監督，圍繞證據鏈、法律責任和程序缺陷展開，輿論雖激烈，卻在相當程度上跟隨調查進展，而不是反過來主導調查方向。當前圍繞愛潑斯坦案、肯尼迪檔案等議題展開的曝光實踐，運作方式已經出現明顯轉向，不再主要依賴相對獨立的司法推進，而是與媒體曝光節奏、政治動員需求形成合流。檔案公開往往采取分批披露、提前預告、選擇性解密的形式，由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決策層和國會多數決定何時釋放、釋放多少、優先把哪些人暴露在聚光燈下。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 Bondi）在特朗普授意下優先啟動對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和領英聯合創始人、民主黨主要金主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調查，公開的順序與范圍本身已經成為權力運用的一部分，更像是一項政治表演，而不僅僅是程序性步驟。

《華爾街日報》的一項分析發現，今年以來，在近125個播客節目中，超過3000期節目都討論了愛潑斯坦一事。盡管特朗普警告“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停止討論此事，但曾在幾周內，相關討論的數量卻增長了八倍多。圖源：華爾街日報

“彌賽亞式”政治承諾會制造一種關于曝光的幻覺，似乎只要把真相全部攤開，歷史的審判和政治的救贖就會自動到來。特朗普的個人政治風格在曝光政治上疊加了強烈的個人救世主敘事，把“我能公開別人不敢公開的東西”塑造成區分“他”和既有體制的標志。作為程序的公開，被描繪成一種凈化行為，仿佛一旦檔案解封，腐敗精英網絡就會崩潰，制度就會自然回到正軌。普通選民在長期挫敗感的積累中，將現實中的政策困境和生活壓力，轉化為對領袖“揭露黑暗力量”的期待，把改變的關鍵押在某一次曝光上。

QAnon（QAnon movement）運動將各類機密文件、特別調查報告和愛潑斯坦相關檔案視為摧毀精英集團、重啟世界秩序的關鍵觸發點。檔案在這套想象中被賦予近乎宗教性的意義。當他們發現特朗普與愛潑斯坦之間的往來遠比原先想象的更為復雜時，便迅速降低對案件的興趣，轉移注意力或重新解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曝光在他們心中承擔的并不是認知功能，而是信仰功能，是對一場政治救贖的預支。

對“終極清算日”的執念會削弱美國社會對現實改革路徑的耐心，他們寧愿等到秋后算賬，也不愿通過立法、監管、司法改革處理沉疴積弊。公開材料確實可能帶來有關愛潑斯坦案件新的指控、推動特定個體承擔法律后果，但大部分檔案不會直接形成可起訴證據。美國政治正在用海量材料制造一種“正義正在進行”的表象，但如果不把公開轉化為制度行動，透明只會變成新的混亂來源，而不會讓制度更可靠。

二、 同仇異夢：怨恨權威是唯一的共識

華盛頓的建制派精英已經沒辦法以“左”與“右”的傳統刻度來衡量愛潑斯坦案所引發的政治震蕩。這起事件不僅撕裂了舊有的黨派邊界，還吸引并匯聚起一種前所未有、跨越光譜的“反建制能量”。在這股洶涌的洪流中，反抗精英成為了少有的共同語言。然而，在同一份憤怒的表層之下，卻潛伏著截然不同的夢想、焦慮與幻滅。

“美國人民習慣于自視獨立，天真地相信自身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近兩個世紀前，托克維爾在其不朽的《論美國的民主》中如此寫道。他敏銳地洞察了美國民族性格中一種奇特的張力：一種“身處幸福之中仍焦慮不安”的心理結構，一種在富足與無聊之中永不停息索求意義與答案的沖動（inquiétude）。

進入21世紀，這種深刻的民族性以前所未有的強度重塑著美國政治。長期以來，美國政治被解釋為一個可供博弈的公開市場：要么是無數小利益團體競爭影響政策的“過程模型”；要么是少數組織化集團操盤核心議程的“結構模型”。無論何種版本，它們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假設上：政治競爭雖不完美，卻仍是透明的、開放的，并以公共利益之名進行。

為安撫在博弈中落敗的群體，建制派精心打造了一套宏大的價值敘事。他們對外宣稱自由與民主的普世使命，對內宣揚機會均等的“美國夢”，在必要時則將內部矛盾巧妙轉嫁給移民或外國勢力等外部的“他者”。然而，當杰弗里·愛潑斯坦的名字與那座臭名昭著的私人島嶼重新浮現時，這套精密運轉的政治機器瞬間發出刺耳的斷裂聲。在權力金字塔頂端，掠奪者們早已在“小圣詹姆斯島”的密室中形成一種超越法律與道德的陰暗共識。人們崇拜的政治偶像也在陰謀之中，政府是壟斷集團的合謀者，法律只不過是專為底層民眾設計的規訓工具。因此，反權威的憤怒成為唯一能夠跨越種族、地區與黨派的情緒通貨。一個龐大但內部異質的“反建制聯盟”由此成形。它的凝聚力并非來自共同理想，而是源于同一個不可饒恕的敵人。而在這一聯盟內部，不同社群在愛潑斯坦案中都投射出了各自的終極恐懼與想象：

對于進步派女性而言，愛潑斯坦案是#MeToo運動邏輯的極端延展。它不僅證明了個體間權力不平等的現實，更暴露了資本主義父權制對女性身體進行制度化剝削的恐怖暴力。更令她們憤怒的是，哈佛、麻省理工等曾被奉為知識圣殿的機構，竟依賴愛潑斯坦式“慈善家”的污穢金錢維系光環；司法體系的不透明操作和荒唐的和解協議則進一步暴露了制度的深度腐蝕。

對于MAGA陣營而言，這不是一起普通的性侵丑聞，而是“深層政府”陰謀論的實證。作為情報機構的“白手套”，愛潑斯坦負責搜集全球政要的弱點。克林頓多次登島的記錄、英國安德魯王子的牽涉讓一個跨國性犯罪精英網絡隱隱浮現。而主流媒體長達十年的緘默更被視為“大教堂”掩蓋真相的鐵證。FBI為什么在調查中銷毀關鍵證據，案件關鍵證人為何離奇死亡？這些疑點都為陰謀論提供了滋生土壤。在MAGA的信徒們眼里，愛潑斯坦案不僅是對民主黨精英的控訴，更是對整個建制派統治的否定。

對于Z世代而言，他們對傳統政治模式早已不感興趣。他們成長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動蕩年代，也經歷了新冠疫情中的制度失靈，對“宏大敘事”天然帶有警惕。愛潑斯坦案中，他們看到了成年人世界的徹底虛偽：口口聲聲倡導“保護未成年人”的政客很可能是侵害者；宣稱“正義不會缺席”的司法系統卻讓罪犯逍遙法外。這種認知讓Z世代放棄了通過正規渠道改變社會的幻想，轉而擁抱“即時政治”的快感。因此，他們在TikTok上制作愛潑斯坦案的梗圖，用“Epstein didn't kill himself”的標簽刷屏推特，通過病毒式傳播讓權力結構的虛偽暴露在陽光下。對他們而言，這場輿論的審判無關法律程序，而是一場情緒的復仇。他們將用年輕人的話語體系解構精英們精心構建的權威，在虛無的廢墟上尋求一種看得見的正義。

最終，愛潑斯坦案的揭秘將美國社會長期積累的憤怒、怨恨與失望折射并聚焦于同一點，觸發了一場跨越意識形態光譜的情緒核聚變。

法國哲學家讓-皮埃爾·法耶（Jean-Pierre Faye）提出的“馬蹄鐵理論”（Horseshoe Theory）精妙地捕捉了這一現象。他認為，政治光譜并非一條從左至右的直線，當極左與極右的意識形態發展到極致時，它們會像馬蹄鐵的兩端一樣，因其共同的反自由主義、反建制傾向而相互彎曲、靠近。

翻開美國現代史，這種聯盟屢屢上演，如同鏡花水月。越南戰爭時期，左翼學生以反帝國主義的道義激情反戰，福音派右翼則因孤立主義傳統與對戰爭成本的厭惡反戰，但他們最終在街頭一起吶喊“停止戰爭”。伊拉克戰爭后，對小布什政府失望的左翼青年，與痛恨官僚主義和赤字的右翼“茶黨”運動，也曾短暫攜手。2008年金融危機后，“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與國會中的共和黨預算鷹派雖理念迥異，卻都將憤怒指向華爾街與華盛頓的利益旋轉門。

所有反建制聯盟的生命周期幾乎都遵循著一個“三段論”的宿命。第一階段是“共情期”。在這一階段，所有異質的力量都將憤怒指向同一個巨大而不可觸碰的精英系統。愛潑斯坦的蘿莉島、華爾街的銅牛、五角大樓的黑箱，都是這個系統的完美象征物。此刻，共同的敵人掩蓋了一切內部分歧。第二階段是“敘事爭奪期”。當第一波憤怒的浪潮退去，聯盟內部便會開始激烈地爭論“誰是最大的罪魁禍首？”、“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左翼會將其歸咎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生態不公；右翼則會指向某個具體陰謀集團的滲透或全球主義者的議程。第三階段是“破裂期”。隨著對問題根源的解釋出現根本分歧，聯盟的凝聚力迅速瓦解。憤怒重新回歸各自的意識形態軌道，昨日的盟友變回了今日的敵人，一場反建制的狂歡最終曲終人散。

當地時間2024年4月17日，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在華盛頓舉行的世界經濟峰會上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圖

對照這一理論，愛潑斯坦案引發的跨光譜聯盟，正處在從“共情期”向“敘事爭奪期”過渡的危險臨界點。只要那兩萬份檔案尚未完全公開，只要那個名為“系統”的敵人依然面目模糊，這種同仇敵愾的幻象就能暫時維持。然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對真相的壟斷性解釋權之爭，必將引爆聯盟內部的定時炸彈。

一旦政治丑聞被蓋棺論定，聯盟的破裂幾乎是必然的。如果檔案更多指向克林頓等民主黨權貴，右翼將視其為深層政府敗退的一場大捷，左翼則可能將批評從系統轉向個別人物。反之，如果更多證據牽出共和黨或特朗普商業圈，MAGA陣營將面臨信仰危機，而民主黨會將此作為又一件政治武器。共和黨建制派也將利用這一點，打壓黨內“異端”。

然而，即使這一聯盟注定破裂，它背后的反建制情緒也不會消失。愛潑斯坦案只是序曲。

三、 斷尾求生：深層政府的排毒與重組

如果說在愛潑斯坦案中沸騰的反建制聯盟是海面之上肉眼可見的驚濤駭浪，那么“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自我調適與重組則是海面之下那股更強大、更隱蔽的洋流。

要理解為何一個罪行累累的金融家能橫跨四屆政府、在兩黨精英的眼皮底下逍遙法外近二十年，以及為何連以“抽干沼澤”為己任的特朗普最終也選擇含糊其辭，我們必須首先撥開陰謀論的迷霧，厘清“深層政府”這一概念在美國的真實機理。

“深層政府”（derin devlet）一詞源于土耳其，原指由軍方、情報界與有組織犯罪集團構成的、凌駕于法律之上的隱秘權力網絡，但在移植到美國政治語境后，它的內涵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演變。從挪威學者奧拉·圖安德（Ola Tunander）到美國學者彼得·戴爾·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前國會助理邁克·洛夫格倫（Mike Lofgren）等，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探討層出不窮，呈現出三大核心趨勢：其一，權力主體從軍方與犯罪集團的勾結拓展為國家機構、資本精英、官僚體系相嵌套的多元復合體；其二，運作性質從完全非法的暴力合謀轉變為半合法的體制內隱秘運作；其三，核心指向從特定國家的政治亂象升華為民主制度下超越程序正義的權力異化現象。總而言之，經過西方學界的系統性建構，“深層政府”已不再局限于特定國家或語境，而是被引申為一個普適性的政治分析概念，即任何國家中，由特定權力群體組成的、超越民主程序與法律約束、以維護自身利益為核心目的的隱秘權力網絡。這一概念的演變反映了西方社會對民主制度異化、權力精英壟斷的深刻憂慮，也為解讀愛潑斯坦案等事件中的公眾認知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在美國，“深層政府”的核心指向二戰后逐步固化的“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體制。1947年《國家安全法》催生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家安全委員會（NSC），1952年國家安全局（NSA）秘密成立，自此美國國家權力重心從民選、公開的國會山，向常備化、專業化且高度不透明的軍事、情報復合體傾斜，一套遠離公眾視野、不受選舉周期約束的隱秘治理體系初現雛形。冷戰鐵幕落下后，“國家安全”成為超越一切的政治正確，為情報機構的不透明運作賦予了道德正當性，這一隱秘體系在半個多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中逐漸成形。

階段

時間節點

核心事件

關鍵主體

事件影響

體制奠基

1947年

《國家安全法》頒布

國會、行政部門

催生 CIA、NSC，從法律層面確立“國家安全優先”原則，權力重心開始向軍事-情報體系傾斜

1952年

NSA秘密成立

軍方、情報系統

軍事-情報官僚體系架構完善，隱秘治理體系初現雛形

效力強化

冷戰后

意識形態敘事確立

行政部門、情報機構、軍方

“國家安全”成為政治正確，情報機構不透明運作、軍事擴張獲得道德正當性，隱秘體系從隱性力量開始抬頭

輪廓顯現

1961年

艾森豪威爾卸任演說警告 “軍事工業復合體”

總統、軍方、軍工資本

首次官方點名“深層政府”雛形

1963年

肯尼迪遇刺案

CIA、古巴流亡力量

疑云指向情報機構隱秘運作，公眾首次感知隱秘權力網絡的致命影響力

機制成熟

1971年

《五角大樓文件》披露

國防部、白宮、情報體系

暴露越戰決策中的信息操縱，印證隱蔽權力對軍事決策的深度滲透

1972年

水門事件（“深喉” 泄密）

FBI、行政部門、媒體

折射情報機構內部制衡的復雜生態，暴露權力運行的非正式性

1975年

丘奇委員會調查 CIA

國會、CIA

對內：“混沌計劃”非法監控異見、MKUltra 非人道實驗

對外：策劃暗殺外國政要印證“深層政府”超越法律規制的核心特征

成形固化

80年代

伊朗門—康特拉丑聞

NSC、CIA、行政機構

繞開國會禁令秘密售武、資助反政府武裝，總統及多數議員不知情，暴露“影子操作小組”獨立運作，成為“深層政府”存在的經典陰謀論證據，標志“影子政府”正式成形

持續壯大

90年代

白水案、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陰謀論、“千年陰謀”

白宮、聯邦政府、極右翼群體

無實據但廣泛傳播的陰謀論，反映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

“梯隊”（ECHELON）全球監聽系統曝光

美英等國情報機構

技術賦能隱蔽監控，加劇公眾對隱秘權力的警惕，強化“深層政府”認知

表：戰后美國“深層政府”演變（作者自制）

制度慣性與專業壁壘讓這一龐然大物之所以不斷膨脹。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示，現代國家的復雜性必然要求權力委托（delegation）與官僚自主權（bureaucratic autonomy）。讓民選政治家事事插手只會產生效率低下、政治化干預、損害公共利益等災難性后果。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既依賴專業性、又深受制度惰性束縛的行政國家中，權力的邏輯開始悄然反轉。原本用來保證政策連續性和專業判斷的官僚自主性逐漸成為抵抗政治更新、過濾外部監督的護城河。于是，在部分保守派敘事中，行政國家仿佛化身為一場隱形的暴政，必須徹底摧毀；而部分進步派則反過來質疑專業官僚體系本身，認為“擇優制（meritocracy）”不過是精英自我復制的機制，因此推動擴大“多元性”標準以重新分配權力。

在這一過程中，一個怪獸正在穩步成形。它以華爾街資本為血液，以軍工復合體的技術為肌肉，以常春藤精英為大腦，以遍布全球的情報網絡為神經系統，構筑出一個跨越黨派、免疫政治周期震蕩的穩定結構。而在其陰影之中，那些既非官員、也非民選者，卻能穿梭于權力網絡之間的中介人物顯得尤為關鍵。信息越晦暗，中介越不可或缺；網絡越龐雜，掮客越舉足輕重。杰弗里·愛潑斯坦正是這一結構的代表與象征。

歷史表明，特朗普并非第一位試圖撼動這片鋼鐵叢林的總統，但以往的嘗試無不反證了這一體系的驚人韌性。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帶著“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的革命性口號入主白宮。他成立了由商界領袖組成的“格雷斯委員會”（Grace Commission），試圖用企業審計的邏輯來清除聯邦政府的浪費與低效。然而，官僚體系通過拖延、復雜的程序性障礙和選擇性執行，最終將里根的激進改革吸收為一套新的行政慣例。到冷戰結束時，“華盛頓共識”的形成不僅沒有削弱深層政府，反而通過全球化浪潮，將華爾街、智庫、跨國企業與國家安全系統鎖死在一個更加穩固、更具全球影響力的盤根錯節的聯盟之中。

在MAGA運動及其催生的QAnon陰謀論敘事中，特朗普被塑造成一個對抗邪惡精英集團、即將發動“風暴”（The Storm）進行大清洗的“天選之人”。然而，他擁有摧毀的意志，卻缺乏重塑的制度工具。里根的“新聯邦主義”尚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作為其哲學基礎，而特朗普的武器庫中，只有民粹主義的憤怒和“單一行政權理論”。他試圖通過恢復“Schedule F”行政令來獲得隨意解雇數萬名聯邦雇員的權力，但這在根深蒂固的文官保護制度和司法挑戰面前，他做不到刮骨療傷。

1997年，唐納德·j·特朗普與杰弗里·愛潑斯坦在紐約市。 視覺中國 圖

特朗普本人雖然是反建制的符號，但他并不符合其陣營內部某些思想家所設想的那種能夠重塑國家的“技術官僚君主”。“黑暗啟蒙”哲學領軍人物、新反動派（NRx）思想家柯蒂斯·亞爾文（Curtis Yarvin）所推崇的是那種能像CEO一樣高效、獨斷地管理國家的強人，而特朗普的混亂風格、對個人忠誠的極端依賴以及其政府“草臺班子”式的內訌恰恰是他不擅長治理的表現。他以猛烈的方式沖擊了深層政府，卻削弱了表層政府的基本效能。

進入第二任期，特朗普似乎吸取了教訓。他任命科技狂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反覺醒”急先鋒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領導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與其說特朗普要更猛烈地解構深層政府，不如說是要創建屬于自己的深層政府。它試圖繞過傳統的官僚程序，直接引入硅谷的算法思維、私營企業的極客效率和“第一性原理”來對國家機器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改造。然而，這一宏偉藍圖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恐懼。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國安會資深官員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警告，美國的億萬富翁階層正日益表現得像俄羅斯“寡頭”（oligarchs）。一個由馬斯克、蒂爾、貝佐斯等科技巨頭和金融大鱷組成的、不受選民問責、以最小化監督運作的新精英技術官僚階層，是否會成為比舊官僚體系更難撼動、更具全球影響力的“新深層政府”？

由此觀之，特朗普對愛潑斯坦案的曖昧態度便有了更復雜的解釋。MAGA意見領袖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認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并不在乎其過去的私德問題，而拜登政府如果握有特朗普涉案的實錘，也早就在大選中使用了。卡爾森推斷，情報機構才是這個故事的核心，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在其中受到了保護。這或許解釋了特朗普的困境：他既要摧毀那個由民主黨精英主導的“舊深層政府”，又不得不依賴和拉攏“右派深層政府”中的某些關鍵力量（如強硬的國安鷹派和親以色列政策立場的游說集團）來鞏固自己的新權力版圖。愛潑斯坦，這個與摩薩德關系撲朔迷離的猶太裔金融大鱷，恰好就處在這場新舊權力交替的敏感地帶。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15日，美國華盛頓，格拉斯哥行動組織的活動人士在美國國會大廈附近的國家廣場上展示了一幅據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橫幅，上面印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杰弗里·愛潑斯坦的照片。視覺中國 圖

正義并未遲到，因為正義從未真正降臨。杰弗里·愛潑斯坦之所以成為完美的祭品，并非因其罪惡最深，而是因為死人無法辯解、無法反噬、無法牽出更多仍然在位的同謀。這是一種典型的棄車保帥：檔案的公開不僅不會清洗系統，反而為舊深層政府截斷了本可能無限延伸的責任鏈，完成一次痛苦卻必要的排毒。

愛潑斯坦檔案更像是舊時代死前的痙攣，宣告著一種更復雜、更分散的權力格局正在登場。美國正從以華盛頓官僚體系為核心的單極深層政府，邁向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化的、多核心權力結構。傳統建制的道德威信與組織力量在衰落，但并沒有被民主所填補，而是被新興力量占據：硅谷以技術與平臺構建新的意識形態堡壘，人工智能企業以模型與算法掌握事實定義權，分布式網紅體系以情緒流量重塑信息生態。權力不再只駐扎在官僚機關，而是散布在服務器、量化模型、推播機制與加密群組之中。

在這片新叢林里，深層政府不再是一座隱藏在波托馬克河畔的單一陰影，而是一張跨越海岸線、數據中心與數字社群的巨大權力網。它更難被定位，更不受選民影響，也更習慣于借反精英情緒偽裝自身的精英統治。揭秘的愛潑斯坦檔案像一道撕裂夜空的閃電，讓舊世界的偽善頃刻暴露，也讓新世界的輪廓在驟亮與驟暗間顯現。在未來的美國，所有秘密都可能瞬間曝光，但所有真相也可能被瞬間淹沒；權力將以更隱秘的形式繼續運作，而我們所能看到的不過是下一次被獻祭的身影。

四、“后真相與創傷政治”常態化，反建制將成為美國政治新建制的氧氣

愛潑斯坦案表明，擴大信息公開并不會自動彌合政治分歧。相同的材料在不同陣營手中會被重組為互不相容的解釋體系。美國進步派強調性別與階層壓迫史，將長期對未成年人性侵的縱容視為男性精英文化的集中體現；右翼媒體把事件嵌入全球主義、金融寡頭和“深層政府”的陰謀框架；中間派與法律共同體則關注程序和證據。材料本身的證據價值在這些重復加工中被削弱，公共討論不再圍繞可共同檢驗的事實，而是圍繞各群體自行挑選與放大的“版本”。所謂后真相，并非情緒擊敗事實，而是事實之間各自自洽，卻難以對話。

受害者的創傷經驗在這一過程中被高度政治化，正義與報復之間的界線隨之模糊。受害者出現在國會聽證、媒體報道和抗議現場，本應促使公眾追問多年監管失效、起訴遲滯的制度原因，卻很快被納入陣營競爭：一方用她們指控特朗普阻撓透明，一方用她們指控民主黨精英長年包庇。律師與倡導者提出利用聯邦對未成年人性犯罪“無時效”的規定，通過檔案尋找可重新啟動刑事和民事程序的線索，也有聲音要求設立類似“9/11 調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的獨立調查機制，系統梳理各級機構的失職。

當地時間2025年9月3日，美國華盛頓，在美國國會大廈外，被指控的金融家和性犯罪者杰弗里·愛潑斯坦的受害者舉行新聞發布會，示威者在旁集會。視覺中國 圖

但在持續高壓的輿論環境中，本應圍繞檢察監督、未成年人保護、司法協調機制等具體議題展開的改革討論，常被壓縮成美國政治人物比拼“是否站在受害者一邊”的表達性立場。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公眾對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以及國會監督體系等關鍵公權機構的信任下降并沒有促使更謹慎的判斷，而是為陰謀化解釋提供了更大的吸附空間。特朗普在2024年競選期間和第二任期初反復把“公布名單”“徹底公開”當成政治承諾，但至今多次拖延甚至稱相關爭議為“騙局”，司法部長帕姆·邦迪先高調暗示“名單在我桌上”，隨后公布的“第一階段檔案”幾乎沒有新內容，這些反差強化了基層支持者對“又一次被玩弄”的感受。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出面澄清不掌握所謂“客戶名單”，并強調已無更多可公開材料，在陰謀化的語境中很容易被解讀為新一輪掩蓋。對美國官方機構的懷疑于是從針對具體案件，轉為對幾乎所有權威信息源的結構性不信任，陰謀敘事反而承擔起“解釋混亂世界”的功能，比任何官方調查更能提供情緒上的確定感。

反建制話語在這套結構中，逐步從批判工具轉變為新的統治資源。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與托馬斯·馬西（Thomas Massie）等人一方面自我定位為“違背黨鞭也要為透明投票”的內部異議者，一方面又依賴同一套制度程序推動法案，借此在共和黨內部重塑個人權威。克萊·希金斯（Clay Higgins）作為此次唯一反對檔案公開法案的議員，則從另一個角度指出，大規模披露非起訴材料將打破刑事司法邊界，損害尚未被起訴者的程序權利，同樣是在以“捍衛制度”的名義標示自身區別于同僚。不同路線的“反建制者”共同收獲的是選民對既有權力結構的不滿，把自己塑造成能夠“讓體制面對真相”的代理人。類似的話術也被新科技企業和平臺公司迅速學習，它們越來越習慣于以“不同于華盛頓”為賣點，把對傳統政治精英的不信任導流為對算法治理和企業權力的依賴。

美國并未接近任何“深層政府崩塌”的節點，也難以簡單回到舊式建制年代，而是在進入一種更碎片化、更依賴情緒動員的精英統治形態。檔案公開被周期性地用作檢驗忠誠和制造區隔的工具，每一輪公開都伴隨一次新的政治重組，卻極少導向成體系的司法改革與監管修補。受害者的名字被一次次推到鏡頭前，真正能改變未成年人保護、檢察監督、監獄管理的制度條款則推進緩慢。不同陣營堅持維護自己的“愛潑斯坦版本”，并且預設任何不符合該版本的新材料都是新的掩蓋。反建制語言在這種循環中不斷被吸收和再包裝，最終不再撼動權力結構，而是為新的權力配置提供合法性。在這樣的后真相與創傷政治常態下，“公開”本身已不足以恢復信任，真正稀缺的是一套被各方承認的事實處理規則，以及愿意為之承擔長期成本的政治意愿。

參考資料：（略）

李琛峣、朱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