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遭免職審查后，仍按副大軍區(qū)職待遇安置

一九七七年深秋，北京西山的落葉卷起塵土，軍政大學的小院里傳出短促的腳步聲。身著舊軍裝的劉興元坐在長椅上，抬頭望了望陰沉的天空，他正在等一份審查結(jié)論。距離兩年前被免職，已經(jīng)過去了二十四個月，這位歷經(jīng)北伐烽火、長征雪山的老中將，如今成了“閑職干部”。工作人員喊了他的名字，只見他利索起身，神情卻依舊鎮(zhèn)定。有人竊竊私語：“劉政委這回會被怎么處理？”答案很快揭曉——副大軍區(qū)職離休。對旁人而言算是寬厚，對他卻像是一聲低沉的號角，回蕩在漫長的回憶里。

將時鐘撥回四十九年前。一九二八年冬，十七歲的劉興元離開家鄉(xiāng)，踏進馮玉祥舊部的營房。練槍、跑步、抄寫文件，他樣樣在行，尤其那副清秀字跡，讓連長直呼“秀才”。可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zhàn)，他很快又被調(diào)到孫傳芳的隊伍做文書。這個富農(nóng)家的孩子，本想混口飯吃，誰知半年不到就端著槍跟著部隊開進江西，參與第三次“圍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陣線崩潰，他與幾名同鄉(xiāng)錯落逃亡，夜色里闖進紅軍崗哨。對答幾句后，他留了下來，并在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那天，他在入黨宣誓簿上寫下八個字：隨軍轉(zhuǎn)戰(zhàn)，聽黨指揮。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劉興元任山東軍區(qū)第二師政委。山東灘頭風雨如晦，敵后宣傳必須跟得上。通訊員小蔡自發(fā)給報社寫稿，主編風塵仆仆趕來要發(fā)稿費。劉興元聽完，臉色一沉，當眾發(fā)問：“戰(zhàn)士流血要不要‘子彈費’？”臺下嘟囔聲戛然而止。嚴格歸嚴格，他的“刀子嘴”往往指向不正之風。六十年后，老兵回憶此事仍搖頭說：“劉政委罵人像剁刀，落下去卻疼在要害，不出血。”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獨立旅轉(zhuǎn)至條河村。旅部就近借宿百姓家。劉興元和夫人徐杰住在張家三間土屋，桌椅簡陋卻井井有條。臨別時，他把隨長征走完二萬五千里的軍號贈給年僅十歲的張大仿，又塞了瓶 scarce 奎寧與進口眼藥水，囑咐“治病要緊”。張母淚眼婆娑，他只揮手：“老百姓照顧我們，這是還情分。”多年以后，那把軍號成了張家最寶貴的傳家物。

新中國成立，軍隊整編，干部調(diào)整頻繁。因為有文化又敢開口，劉興元先后任中南軍區(qū)黨委秘書長、廣州軍區(qū)副政委。須知彼時中將掛正職極少，他卻穩(wěn)穩(wěn)坐在要害位置。羅榮桓元帥一九六二年到廣州視察，茶余飯后笑言：“劉鐵嘴，你那股子辣勁，一般人真招架不住。”劉興元朗聲回敬：“羅帥，辣椒不辣，菜就寡淡。”一句話引得滿堂輕笑，尷尬氣氛立刻散去。

復雜的年代來臨后，廣東軍政、地方互動緊繃。中央看重劉興元“敢說、穩(wěn)得住”，一九七〇年底他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毛主席南巡曾單獨找他，在中南海客廳里說：“跟，要跟黨；個人會變。”劉興元直點頭，離開京城即向師以上干部復述主席原話，未添一句潤色。有人揣摩：“他是真聽懂主席意思。”也正是這種“搬原文”的做法，讓他在急風驟雨中保持了相對平穩(wěn)的處境。

一九七二年三月，劉興元調(diào)赴四川，兼任成都軍區(qū)第一政委。動身前，毛主席叮囑：“到武侯祠看看諸葛亮那副對聯(lián)。”劉興元到成都的第二周便前往祭拜，站在“能攻心”三字前獨自沉默許久。可惜好景不長，舊事翻出，他被列入審查名單。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他主動請戰(zhàn)“休息”，組織批準后送交軍政大學做政工顧問，職務空缺，編制尚在。

六年時間，檔案室里厚厚的陳述材料、調(diào)查筆錄來來回回，他的日子并不輕松。然資料最終落了結(jié)論：有缺點，有錯誤，無重大問題。于是，一九八四年主持人事的軍委辦公室通知：以副大軍區(qū)級別安置。那封簡短文件用的是標準黑色鉛印，抬頭仍寫“劉興元同志”。對許多同齡將領(lǐng)而言，這已是不小體面；對他自己，或許只是一聲嘆息。院子里落葉飄零，他拿著文件，長嘆之后把它折成四方塞進軍裝內(nèi)袋，轉(zhuǎn)身離去。

值得一提的是，離休后他再未公開發(fā)表任何辯解文字。偶有熟識來訪，劉興元總是笑而不答，只遞上一杯清茶。有人勸他撰寫回憶錄，他擺擺手：“不寫，免得誤人。”話題到此為止。二〇〇〇年初夏，他在廣州一家醫(yī)院病房里度過最后時光。護士扶他坐起，他極力伸手摸了摸床頭柜——那里一直放著當年的軍號，雖然斑駁卻依舊光亮。

劉興元的一生，起筆在富農(nóng)家庭的私塾竹椅，轉(zhuǎn)折于江西山路的戰(zhàn)壕槍火，落點則定格在副大軍區(qū)離休證書上的那方印章。鋒利的語言、嚴謹?shù)淖黠L、對普通百姓的溫情，共同勾勒出一位復雜卻真實的老將軍。倘若要給他貼上標簽，“刀子嘴”之外，還少不了“硬骨頭”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