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近代中國“現代”概念之起源

黃克武，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所長，專長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翻譯史與中西文化交流。

編者按：《反思現代：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構》（黃克武 著，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01）涵及作者對從近代以來的史學研究典范轉移，到晚清史研究方法論的再思考，及其對民國史研究路徑的檢討。所涉主題頗豐，視角新穎，打破了學科壁壘，兼具思想性與方法論。

今日推送書中的《近代中國“現代”概念之起源》一文。黃克武老師本文分析了“現代”、“傳統”等詞匯在中國的起源與發展、梁啟超等知識分子對“現代”的理解、“現代”概念對中國教育界和中國社會的影響等問題。黃老師指出，在中文語境下，“現代”一詞最早出現的時間是20世紀初期，到1930年代以后，“現代”一語才被知識界廣泛使用，與現代相對應的“傳統”一詞也是20世紀初之后才出現的。“現代”和“傳統”的二元對立觀受到了西方進化論的影響，隱含著一種線性的、進步的時間意識與歷史意識。這種意識使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不致力于以西方民主、科學為核心的現代文明來改造中國的舊傳統而再造一個新文明，還影響到了國家的教育體制，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觀念，同時也催生了1930年代的“近代化論”。

近代中國“現代”概念之起源

在中國傳統語匯中存有源于佛教經典的“現在”，卻沒有“現代”。在中文中“現代”一詞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在20世紀初期（如前所述1900年《清議報》之文章自日文引進此詞），當時除了“現代”一詞之外，人們還使用好幾個類似詞匯，來翻譯英文的modern，如“摩登”“時髦”“近世”“近代”等，至1930年代以后，“現代”一語才變得比較普遍。

在1902年梁啟超（1873—1929）的《新民說》中有一個運用此一詞匯的例子，他說：“凡此皆現代各國之主動力也，而一皆自條頓人發之成之。是條頓人不啻全世界動力之主人翁也。”

梁啟超《新民說》書影

在梁任公其他的作品之中，“現代”一詞出現得也不多，在1904年的《余之死生觀》中有：“美國博士占士李者現代著名之哲學家也。”

這兩個例子中的“現代”都指“目前這個時代”。相對來說，任公文字之中使用“近世”一詞的例子要多得多。

在20世紀初期，梁任公是一個引領風騷的人物，許多新名詞、新觀念都是由他透過研讀、吸收明治日本的著作而引介到中國。在梁任公著作之中“現代”一詞之罕見，可以反映20世紀初年此一詞匯尚不普遍，或者說modern和“現代”之間比較穩定的語詞對應關系，還沒有建立起來。

當時與modern相關的字眼還有“摩登”“時髦”“近世”“近代”等，這些詞匯有時各有獨特的用法，有時則可相互替代。“摩登”“時髦”和流行風尚有關，“近世”“近代”“現代”則較常應用在討論歷史課題之上。

上述這些詞匯的出現涉及近代中國兩種思想觀念上的變化。一是受到進化論影響，出現線性的、進步的時間意識與歷史意識，“現代”意指此一發展的最新階段；一是對于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是近代國家）之特質的掌握，在此意義之下“現代”與“傳統”，或者說西方的“現代”與西方的“中古”和中國的“傳統”是相對的。

在中文之中，“傳”與“統”兩字連用在古代中國文獻中是指血統、皇位的傳承，到20世紀初期受到日語漢字的影響，才產生了與英文“tradition”一詞對等的含義，泛指現代之前的狀況，并認為社會轉型即是一個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

換言之，“傳統”也是20世紀初年之后才有的詞匯。1920年代五四運動之后，“傳統”一詞在報刊上才變得較為普遍（接著又有“反傳統”的出現）。

以上兩種有關現代的觀念相互糾結，我們只能說它們著重不同的面向，前者（受進化論影響之時間觀）偏向時間或階段的描述，后者則是揭示（在西方已經出現，而在中國尚未完成的）社會與政治理想，然兩者實難以截然劃分。

這兩種意義上的“現代”在近代中國的出現，都可以在梁任公的著作中找到端倪。有關進化論在中國的影響，以及嚴復、梁啟超居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的研究，在此不必贅論。

在進化論的影響之下，中國思想界突破以往流行的一些歷史觀念，如循環論（如五行終始說）、退化觀（如三代史觀），再融入中國傳統中階段演進論（如公羊三世論），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線性發展、逐漸進步的過程。

例如，當時有不少知識分子把歷史視為一個“潮流”，而認為只要跟著這一個潮流前進，就會達到最終的目的。這樣的想法使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反省中國歷史。

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1901）中，跟隨著西方歷史書寫方式，將中國史區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此處之“近世”即是modern，亦即后來所通稱的“現代”。任公有關中國近世史的敘述如下：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為二千年所未有。

在上文中，任公認為中國的“近世”指的是一個新的歷史處境。此一處境源于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而導致政治形態的變化，亦即從君主專制逐步地轉向“國民立憲政體”。

梁啟超

上述以政體轉變作為“近世”之重要特征的想法，在1901年前后梁任公的著作中反復出現。在《清議報》上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梁任公所寫的這一篇文章深受德國學者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國家學說的影響，將人類歷史從中世到近世的變遷扣緊在國家思想的變化之上。

換言之，他認為在出現了現代國家（任公稱為“完全國家”）與國家思想之后，人類歷史才“翻開”新的一頁，從中古邁向近世。梁任公區別三種不同的國家思想。一是歐洲舊思想，以“神”為國家之主體；一是中國舊思想，以“君主”為國家之主體；一是歐洲新思想，以“人民”為國家之主體。

這樣一來，歐洲新思想、新國家觀念的出現是進入“近世”的關鍵。任公又說，此種思想的產生，根據“天演日進之公理”，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啟牖之”。此一歷史演進的方向，一方面是一個“不得不然”的趨勢，另一方面也需要人們的努力，“講求發明而提倡之”。

這樣的想法和嚴復在《天演論》的譯注中嘗試結合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與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1895）的觀念很類似，嚴復一方面看到“任天為治”之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認識到“天行者，以物競為功，而人治則以使物不競為的”。

嚴復及其翻譯的《天演論》書影

這一種新的歷史意識成為梁任公作品（尤其是《新民說》）之中的核心概念，并在近代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伴隨著此一觀念的傳播，出現了一種對中西文明之優劣的評估，認為西方歷史發展是“正常的”，中國歷史演變卻是“病態的”，因此中國問題的解決，需要以西方的新的現代文明徹底改造中國的舊傳統。

這樣一來，現代與傳統為二元對立，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無不致力于以西方民主、科學為核心的現代文明來改造中國的舊傳統而再造一個新文明。

以上的思想觀念不但透過知識分子的論述而流傳，同時也影響到國家的教育體制。其中“中國近世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等課程大約在20世紀初期，逐漸成形，成為學校之中必須要教授的一門學科。

在晚清與民初，學人對于近代、近世之界定仍存著不同的視角，然大約在1920年代開始，隨著羅家倫（1897—1969）、蔣廷黻（1895—1965），以及后來的郭廷以（1904—1975）等人在大學講授中國近代史課程，中國近代史作為一個學術、教育領域的專門學科，獲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以西力沖擊與鴉片戰爭作為論述主軸的教學科目，取得了優勢的地位。

換言之，鴉片戰爭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即以此一戰爭為核心，著重于鋪陳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內部的情況，以及在此之后因不克求變，而慘遭外侮威逼的窘境。簡單地說，中國近代史成為一部“國恥史”“國難史”。

在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近代”“近世”的觀念隨著歷史課程，成為一個非常普遍的觀念，這時其所指涉者乃中西接觸所導致的一個充滿災難的歷史處境。

但這一課程不但要求學生認識國恥與國難，也嘗試追究造成此一情境的原因。其中一個最具說服力的說法是1930年代“近代化論述”的出現。

根據這個理論，鴉片戰爭代表了近代的西方文化戰勝了中古的東方世界。因此近百年來中國人所面對的根本問題即是“近代化”的問題。從1938年蔣廷黻所撰寫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到1995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1997年謝晉所導演的《鴉片戰爭》都表達出類似的詮釋架構。

在蔣廷黻的觀念中“近代化”環繞著科學、機械與民族主義三者，他說：

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郭廷以繼承了上述蔣廷黻“近代化”的解釋模式，他所撰寫的《中國近代化的延誤》（1950）、《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1967）等文，即企圖從歷史演變中解釋近代中國“何以落后”“何以過去數千年均能適應，而近百年不能”，這一個問題也成為他所開創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同人所關懷的核心課題（該所創于1955年），并影響到1970年代之后臺灣歷史研究的方向。

本文節選自黃克武所著《反思現代：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構》（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