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如何感知“地方”？

2025年正在接近尾聲。

與去年告別，迎接來年，一年又一年，這是我們的日子。是的，一到年關，我們對時間立馬有一種特別的感知，日歷上的數字標記彰顯了其力量，促使人去總結，去展望。那是時間，空間和它構成人類意志和經驗得以呈現的兩大法則。我們行動著，從待在房間到坐上公交地鐵上班，擠進電梯、坐進格子間；從邁出家門到步入公園，再到實踐半個小時“citywalk”甚至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讓一個地方變為我們的空間。

離別的車站、散步的公園、遠去的家鄉，有多少地方讓我們夢牽魂繞，有多少地方承載了我們的悲歡離合。每當想起一些地方，我們都有特殊的情感，即便說不清楚，對它仍有一個比較親切的感知。這就是地方，它不是僵硬的地點A或B。在加速的社會，忙碌的人們都渴望找回屬于自己的時間，何嘗又不是渴望感知自己的“地方”呢？

本期專欄“聚落·場所·人”，社會學家陳映芳為我們講述對地方的感知以及對“地方感”的超越。這種感知是個體的，也是社會層面的。

梵高《夜間的露天咖啡座》（1888）局部。

撰文｜陳映芳

關于“地方感”

多年前，在蘇州大學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蘇滬兩地學者偶爾提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蘇州這么發達，跟上海也離得近，兩地的生活方式幾乎沒什么差別，但為什么上海被公認為是一個“現代都市”，而蘇州總是被說成一個“中國的傳統城市”呢？

是啊，蘇州這三十多年來的城市發展速度，尤其是兩個新城的開發成就，有目共睹。在包括了“硬經濟指標”和“軟經濟指標”的各種“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上，它也一直排在前十名，遠遠超過了不少省會城市，甚至在一些年份也超過了直轄市重慶和天津，它難道不是一座地處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現代城市嗎？

影視劇中的蘇州老街。圖為電視劇《北上》（2025）劇照。

一個空間或一個地方“是什么”，到底是由什么樣的一些因素或指標來確定的？在今天，不同國家的不同政府，不同學科的各種理論，都會給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城市及鄉村聚落給出各種定義。但是，人與地之間，依然有屬于它們自己的內在聯系。在那種關系中，一個地方是什么，是依據人們的記憶、情感、認同、觀念、依戀程度等，來被感知、被賦予意義的，而不只是由某些學科理論或客觀指標來定義。這種難以被數據或制度文本框定的、人們對地方的主觀認知，被人文地理學者稱為“地方感”。

對我而言，“地方感”理論的一個迷人之處在于：人雖然通常生存、生活于某些具體的地方，甚至可能被各種因素限制在某個地方（人也因此可能被稱為“地域人”“區域人”）。但人之于地方，卻有著與生俱來的超越性。人有自身的意志、觀念和感受力，可以感知地方、超越地方。

人不屬于任何一個具體的地方。就像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所說的：“作為具體存在的社會性的人，我們需要一些賴以養育和支撐并感到親切的地方，如家和四鄰，社區和親屬。作為政治性的人，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歸屬感，它不僅存在于家或四鄰，還存在于更大的實體——城市或州之中，其中的大多數人是熟人和因客觀的市場運作、政府機構以及共同的公民身份聯系在一起的陌生人。人具有思考能力，因此屬于更大的世界。”（Yi-fu Tuan ‘Sense of plac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中譯《地方感——人的意義何在？》，參照公眾號《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2022年10月15日 10:16 北京 ）在今天，“流動”已成為人存在的重要方式，信息傳播技術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觀看、感受世界各個“地方”的方式，人－地關系也因此變得多元，充滿可能性。在這樣的時代，“地方感”理論被廣泛地運用于對遷徙者、旅游者、數字游民等的人－地關系的研究，它幫助我們更清晰地了解人的地方認知的社會建構機制。

段義孚被學界稱為浪漫地理學家，在他不同的學術文本和個人傳記中，他的“地方感”引領讀者漫游于地理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藝術世界，并讓讀者嘗試著超越具體的時間，得以想象自己與人類世界乃至宇宙之間的關系的可能性。憑借著思想和情感，人可以超越身處的實體。

我曾提出“地方感”的一個標準模式，把它作為評判其他模式的標準，不論是否意識到自己這么做。當“地方感”用于表述大于所有感官能察覺到的單位時，這意味著我們打了個比方，從直接而具體的經驗中推測出間接且抽象的認識。如此說來，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可被稱作祖國，配有主神或圖騰；又或者，整個地球可被稱作人類的家園，并被賦予蓋亞這一神圣的名字。是思想包含了更廣大的實體，但情感也絕不示弱。實際上，情感參與的力度更大。在國外待一段時間返回美國時，我們會對它產生一種特殊的情感；同樣地，當我們坐宇宙飛船在太空待一段時間再重返地球的時候，會對地球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段義孚，《地方感——人的意義何在？》，中譯出處同上）

《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

作者：段義孚

譯者：王志標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年2月

感知地方的可能

今年夏季，到處是漫長的酷暑天氣。我的幾位大學女同學，在9月頭上組團去歐洲四國旅游了一次——從羅馬古城開始，一直到法國巴黎。行前一位大姐在電話里跟我感慨道：“教了幾十年的歷史，這次想去歷史發生的地方好好看一看。”

放下電話，一個不經意的瞬間，我忽然想到：是呀，歐洲各國本是世界史上許多重要事件的發生地，可是，我以前游歷一些國家、城市時，在所到之處都看到、感受到了些什么呢？

人的地方感，很多時候是一種混沌而隱秘的感受，當然它們也會像多棱鏡，有著不同的面向，折射出人與世界的不同關系。旅行者對某個地方的感受也不例外。過去二十多年里，因為學術訪問或參加會議，我曾到過一些歐洲國家。其間因為參與華東師范大學與法國高師集團的聯合培養博士計劃，還曾作為客座教授多次在巴黎、里昂的幾所大學短期駐訪，所以有機會參觀過法國的一些城鎮與社區。新世紀初，中國各地的城市大開發開始不久，當時到處像是建筑工地。而法國那些既有歷史傳統又充滿現代感的城市建筑景觀、小鎮人文風貌，在我眼里美得令人暈眩，更不用說能夠近距離面對那些世界殿堂級的博物館和文化學術機構。

不過那個時候我正在從事的教學和科研，幾乎全都是與城市學和中國城市開發、城市社會興起相關聯的議題。也因此，滿腦子裝的，也是最想從法國了解的，主要是歐洲城市社會的原理——“city”“citizen”“civil society”這樣一些概念，以及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城市定義、城市類型理論，歷來是亞洲各國城市史和城市社會學者無法回避的學術元問題。

源自中世紀歐洲的“city”具體是怎么樣的？它們與東方的城市到底有些什么區別？帶著這樣的好奇心，我不僅將法國當成了他者意義上的社會，更將那兒的一個個城鎮視作社會變遷意義上的“彼岸”。在法國各地走馬觀花，那時的我特別留意的，是城市中各種公共建筑、公共空間，包括現實中的和歷史遺存的，除了大大小小的教堂、神廟，還有各種集市、法院、廣場、露天劇場……它們既是社會的容器，也是社會的產物，或者說是社會運行的機制，是市民所“在”的地方。

巴黎郊區小鎮上一古典集市原址。陳映芳 攝于2008年11月

人有關地方的認知和想象，無疑與人的價值觀亦即社會觀、城市觀等相關。而關于“彼岸”，早在上世紀初，梁啟超在他的《過渡時代論》中，就有相應的闡釋，它涉及了人們對未來社會的目標預設。這樣的想象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一百多年來推動社會演變的某些價值力量，無疑也是最近幾十年許多學者致力于中國城市化問題研究的觀念參照。

當然，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思考，是分內的工作，其實也是被職業化的視線與思維方式。里昂市民保護古城的都市運動、里昂新城的開發規劃，以及巴黎社會各界抵制美國式大樓的歷史等，曾引發我的興趣，并成為我后來城市研究的問題意識來源。與此同時，在新世紀初的法國，移民融合問題、特別是郊區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城市問題。

以巴黎郊區為背景的電影《全職》（à plein temps，2021）劇照。

在里昂的共和大街，我曾見識過周末、周日呼嘯于車站、街頭的郊區少年。而2005年10月，爆發于巴黎郊區的大規模社會沖突（“巴黎騷亂”）——該事件的導火索為巴黎北郊克利希蘇布瓦鎮兩名移民后代少年為躲避警察追捕觸電身亡，在隨后的抗議活動中，當地的青少年以焚火、破壞公共設施表達不滿，騷亂不僅迅速蔓延到了巴黎周邊十多個城鎮，最后也蔓延到全國各地——不僅震動了法國，也引起了世界各國學者的關注。與這樣的現實背景相關，那時候，巴黎的移民社區，成為我和學生的一個關注點。法國的學者朋友也曾帶我走訪過里昂、巴黎的一些移民社區、社會住宅，以及郊區新城。

巴黎地鐵的各條“郊區線”上，隨處可以看到被憤怒的文字劃破的椅子。陳映芳 攝于2005年5月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巴黎郊區的埃夫里（EVRY）新城。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為了向外圍地區疏散巴黎中心區過于集中的人口，法國政府提出了建設新城的區域發展規劃。那以后巴黎在郊外逐步建設了馬恩拉瓦萊、埃夫里、伊夫林、賽爾吉蓬圖瓦茲和默倫塞納爾等五座新城。這些新城在產業、功能等方面與中心城互為補充。在不少城市規劃學者的研究、評論中，屬于新城規劃成功的案例。在我看來，它們在產業、建筑、商業以及交通、學校、文化、社會住宅等的公共設施配置方面，也可稱完善。

然而，這樣的衛星城市，由于與中心城之間，以及新城之間的社會空間的區隔效應，事實上成為大量移民/移民后代聚居的社區，高失業率和青少年越軌等，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2005年的郊區騷亂中，埃夫里新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時任埃夫里市市長的曼努埃爾·瓦爾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對這一事件的反思曾廣為傳播：“我們正在為30多年來的社會、地域、種族隔離付出代價。”

埃夫里新城，一位少年因暴力在這兒死去，矮墻上是紀念他的文字。陳映芳 攝于2008年11月

人作為地方感的主體

在法國想象古典社會學家有關歐洲“city”的理想類型，與對法國現實社會的考察，無疑給了我不同的感受。事實上我也曾開玩笑地和朋友說：“其實我不太想了解法國的現實，那樣會影響我對抽象社會的想象，干擾我對城市景觀的觀賞。”但后來發現，那樣的擔心是多余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觀察現實并理解社會運行方式的途徑及能力，同時具備對歷史圖景、社會類型的想象力——當然這可能需要一定的知識及方法。而睜開眼看世界，恰恰是人避免陷于虛妄的、狹隘的地方感的重要方法。此外，人擁有對空間、對地方的天然感受力，憑著視覺、觸覺、聽覺等感官能力，人可以通過世界萬物感受自己的靈魂。

多年來，繁忙的工作，匆匆的出行，過程中經歷的許多事，大多已經成了模糊的記憶碎片。但是，憶起法國，有些景象依然那樣鮮活。田野里、城市中似在躍動的絢麗色彩，藍得讓人有點不知所措的天空，街頭年輕人的歡快音樂……隨處可見的藝術化的建筑、場景和人生活的方式。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最初在現場看到印象派、后印象派畫作時的那種強烈感受。

幾乎沒有任何西洋美術史專業知識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視覺體驗本身可以那樣地刺激人的情感。不知道是因為作品中的光與色彩映射出了自己在普羅旺斯對自然景觀的新鮮感受，還是因為它們自身即蘊含著作家對世界、對地方的生命體驗——就像文森特·梵高的藝術歷程和他的作品那樣。在阿爾勒，梵高的一些經典作品中的現場如今仍被保存著。后來在巴黎郊區的奧維爾鎮，一位法國學生和他的家人還帶我去參觀過《奧維爾教堂》中的那個教堂，以及梵高的故居、他與弟弟提奧·梵高的合葬墓地。

梵高作品《夜間的露天咖啡座》原址。陳映芳 攝于2004年1月

梵高曾經住過的療養院，梵高作品《阿爾勒醫院的庭院》原址，現為梵高紀念館。陳映芳 攝于2004年1月

由光和色彩構成的美術作品，由聲音、律動等串聯起來的音樂，藝術作品能夠擊中人的情感和靈魂，這是我們知道的。但不清楚人是因為有了藝術，才會感到自己更像人，還是萬物因為被賦予了人性/神性才可能成為藝術？現實中，當人們身處不同的人－地關系，或面對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空間，會有看似矛盾卻又自然而然的感受。人既是文化的，也是自然的。還記得在蒙馬特高地，一路上曾看到幾十家咖啡館五彩斑斕的遮陽棚——它們沒有兩家是相同的，當時只覺得它們美得超乎想象，卻又認為那就是它們該有的樣子。然而我們也會覺得江南素雅克制的建筑、園林是順眼的、好看的。

也所以，上海為什么被稱為“魔都”，而蘇州為何會被視為一個“傳統的”地方，城市學、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妨把這樣的問題交給普遍的人的感受性，留給不同人的情感和認同。其實對于上海內部不同區域的空間，人們也有各不相同的地方感。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前一陣有關部門突然將上海老城廂里一些人去街空的老房子涂上了紅紅綠綠的色彩，當下就招來了網民集體的吐槽，以致當事方只能將其還原成了原來的樣子，才平息了網民的情緒。

作者/陳映芳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