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7人紅軍游擊隊發展成新四軍主力團，55年失授銜機會

1936年1月，河南桐柏山區大雪紛飛。在一處背風的山坳中，有七個人圍坐在快要熄滅的篝火旁。他們武器只有三支破舊的老套筒步槍和一把膛線快磨平的手槍。帶頭的漢子叫周駿鳴，他當過兵，打過游擊。現在看著微弱的火苗，又望了望身旁幾位剛聚攏過來的農民兄弟，他心里明白：眼下沒有別的出路，只有先活下去。

誰也沒有想到，他們這簇微弱的火苗，只用了三年就燃成了一支一千七百多人的新四軍主力團。更讓人意外的是，1955年秋天全軍授銜時，憑著資歷和戰功本應列入將官名單的周駿鳴，只等來一張“暫緩授銜”的通知。二十年的槍林彈雨，為何換不來一顆將星？這得從他更早的經歷說起。

周駿鳴1901年生于河南確山，從小就看到窮苦人受到欺壓。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中原，點燃了他心中的火種。兩年后的1927年4月，確山起義打響，這是我黨在河南最早組織的農民武裝。周駿鳴帶領赤衛隊，扛著土炮、梭鏢和大刀，一舉攻入縣城。

起義成功后，他們建立了工農政權。但好景不長，同年7月，國民黨軍隊反撲，起義失敗。槍聲漸漸停歇，隊伍被打散。周駿鳴帶著十幾名堅定的同志，背上剩下的槍，轉身鉆進南邊的桐柏山。從平原退入深山，他認準了一個道理：手里有槍，心里才踏實，腳下才有路。

山里的日子異常艱苦。但這支鄂豫邊紅軍游擊隊就此成立，周駿鳴擔任隊長。剛開始總共只有七個人，為了隱蔽，他們平時分散活動，靠砍柴、挖藥材換糧食糊口。他們定下“三打三不打”的規矩：只打小股民團、下鄉收稅的和禍害老百姓最兇的；敵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可能傷亡過大也不打。

第一仗，他們選在老虎尾巴的稅所。天還沒有亮就摸進去，站崗的團丁還在瞌睡就被繳了槍。得來的糧食和鹽，他們悄悄分給村里最窮的幾戶，還特意在布袋口扎上不同顏色的布條。

老鄉們心領神會，知道是“自己人”送來的。靠這一點一滴積攢的信任，隊伍才有了能藏身的“堡壘戶”，能在山洞里存下應急糧。1936年3月，他們在龍王廟被民團包圍，趁著山霧彌漫，抓住野藤從后山懸崖滑下脫險。到年底清點人數，隊伍已擴大到七八十人。

轉眼進入1937年，全國形勢大變。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國共再次合作。次年1月，周駿鳴接到命令，率領已發展到三百多人的隊伍前往確山竹溝鎮集結整編。

談判并不順利，對方不愿意給正式番號。周駿鳴毫不退讓，把隊伍幾年來的活動軌跡、作戰經歷一一擺上桌面。最終，這支從山溝里走出來的隊伍，被編入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1938年3月8日，八團在竹溝誓師東進抗日，開赴皖東前線。

平原作戰和山里截然不同，缺乏山林掩護，鬼子的騎兵和汽車說來就來。周駿鳴讓大家一起想辦法：他們在村外高坡豎起“消息樹”，鬼子一來就放倒；又在田埂地頭挖“蛤蟆蹲”掩體，人蹲在里面，抓住時機突然開火。

1938年夏天，在安徽全椒青龍廠，他們打了一場漂亮伏擊，消滅一小隊日軍，繳獲一個擲彈筒。隊伍越戰越強，到1939年春天，八團已擁有三個滿編營和直屬隊，成為一千七百多人的主力團。

隊伍壯大了，必須打硬仗立威。皖東的來安城成為八團的試刀石。城內駐有日軍一個中隊，工事堅固。

1939年9月，周駿鳴決定攻打來安。首戰，他派一個營猛攻西門，制造主攻假象，誘使城內日軍主力增援。與此同時，真正的主力從東南角悄悄架云梯登上城墻。等日軍察覺，突擊隊已砸開偽縣衙門大門。

這一仗速戰速決，繳獲槍械后迅速撤離。等滁縣日軍援兵趕到，八團早已撤回鄉下根據地。

日軍隨后增兵加強守備。周駿鳴改變戰術。同年11月，他派部隊松松地圍住來安，故意留出缺口，主力則埋伏在滁縣到來安的公路兩側。

滁縣日軍果然出來增援，一頭扎進伏擊圈。埋伏部隊馬上開火，城內部隊同時向外攻擊，里外夾擊下，日偽軍丟下一百多具尸體。這就是“二打來安”。

第三次在1940年1月。此時日軍戒備極嚴。周駿鳴選擇夜襲。突擊隊員口里銜著竹片防止出聲，從城墻根一處廢棄水道潛入。戰斗在日軍司令部附近驟然打響，異常激烈。

天亮前，八團帶著新繳獲的一門九二式步兵炮撤離。這門炮后來跟隨他們南征北戰。“三打來安”戰術靈活、戰果扎實，八團威名徹底傳遍皖東。

然而，新的考驗有時比打仗更復雜。隨著新中國建立，戰爭年代的特殊環境成為過去，許多歷史舊事也被提了出來。

1952年，新中國成立已三年，全國開展干部歷史審查。此時周駿鳴在華東軍區任副參謀長，他的個人檔案被調出仔細審查。其中兩件早年的事被重點標注，需要重新核查。

第一件發生在1934年，紅軍處境最艱難的時期。當時擔任游擊隊負責人的周駿鳴，為解決部隊給養，扣押了一名當地士紳。轉移途中遭到民團襲擊，交火中該士紳被流彈擊中身亡。當時有旁證說明情況危急，屬于意外流彈。但在和平年代的審查中，此事被重新提出，需要明確性質和責任。

第二件在1947年中原突圍最緊要的關頭。當時擔任中原軍區參謀長的周駿鳴，在部隊被打散、突圍沒有希望的情況下，下令燒毀了一大批機密文件。這在當時是為了防止文件落入敵人手中的緊急措施。但在如今的審查標準下，這一決定也需要重新評估。

周駿鳴多次撰寫材料說明當時情況，許多老戰友也出面作證，描述當年面臨的生死壓力。然而，戰爭年代特殊環境下的事件，放在和平建設時期的標準下衡量，變得復雜難斷。

1955年秋，全軍授銜評定進入最后階段。論資歷，周駿鳴是紅軍時期的干部；論戰功，他白手起家帶出一個主力團；論職務，他是正軍職。按常理，授予少將或中將是順理成章的事，最初預授名單也有過他。

但組織上對他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先一步確定。負責同志找他談話，正式傳達決定：因一些歷史問題還需要清查，本次授銜暫緩。“暫緩”二字，背后的含義大家都明白，實際上成為了最終結果。

談話后不久，后勤部門按早期擬定名單準備的方案，仍把一套新將官禮服送到周駿鳴處請他試穿。周駿鳴默默接過那身厚呢制服穿上，站在鏡前看了一會兒。他靜靜看罷，平靜地脫下衣服，仔細撫平褶皺，按原折痕疊整齊，放回盒子，那晚，他書房的燈亮到深夜。

授銜雖然擱置，但工作不能停。周駿鳴主動向組織提出去農業口。1960年，他前往北大荒，與墾荒官兵、知識青年同住在臨時挖的“地窩子”里，同吃凍土豆，用人拉犁杖開墾黑土地。春播后，他常蹲在田埂上看麥苗，一看就是半天。看到綠油油的苗齊刷刷長出，臉上皺紋才舒展開，露出些許笑容。

1991年，周駿鳴卸任河南省政協副主席職務，經組織批準離休。2000年，中央批準其享受省長級醫療待遇。

晚年，組織考慮他住房老舊，想給他調換。他擺手拒絕，說老房子住慣了，挺好。他那間樸素的客廳墻上，掛著一張舊地圖，圖上用紅鉛筆標出一條從河南桐柏山到安徽來安城的彎曲線，那是他和隊伍一步步走過的路。

2003年，周駿鳴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告別儀式依照他生前意愿，播放了一首桐柏山區老歌。歌聲蒼涼如山風，吹過漫長歲月。

周駿鳴去世后，子女在筆記本里找到一行字:“七個人起家，帶出一個團。這輩子，對得起這身軍裝。”沒有署日期和姓名。字跡很深，紙背可以摸到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