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了，別讓見孩子成為難題 北京大興區法院“伴視家園”為探望權執行“鋪路”

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北京12月17日電（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胤衡 見習記者 鄒竣麒）“我不相信他，除非你們法官在場，否則別想見到孩子！”在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干警們對這句話并不陌生，它常常出現在探望權糾紛的調解現場，或是從電話那頭傳來。這種情景背后映射出一個普遍難題：如何讓依法享有探望權的一方，順利見到孩子？

記者今天從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獲悉，法院與大興區婦聯聯合打造的“伴視家園”機制，通過專業心理力量介入、友好探視環境創設與個性化執行方案設計，將傳統對抗性執行轉變為親情修復性實踐。據統計，機制運行3年來促成82次有效探望權執行，幫助46個離異家庭化解矛盾僵局，讓斷裂的親子情感紐帶重新系緊。

今年7月，魏某第10次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探望權。自2020年離婚后，因前妻阻撓，他幾乎每次想見兒子，都不得不求助法院。

本案中，魏某與何某在婚姻期間爭吵不斷，離婚后魏某與孩子見面寥寥。何某以不讓探視作為對前夫的“情感報復”。

在法院組織的一次探望中，父子間僅進行了簡短對話，魏某好不容易見到兒子，充滿不舍。

“這樣的探望每次都要申請執行一次，治標不治本，需要做更多細致工作。”本案承辦法官王杰說。

案件承辦法官與孩子溝通。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供圖

探望權執行成為基層法院常見的“循環訟累”。孩子，往往成為“受害者”。

“現在的爸爸對我很好，但我也想見見以前的爸爸。”這成為小蕊心中的盼望。

2025年5月，小蕊的親生父親孫某向大興區人民法院申請執行探望權，稱自2022年7月起多次聯系前妻肖某想見女兒，均未獲回應。

“隔很久才能見一面，每次見到女兒，我都覺得她變化很大，每次見面我們的話都說不夠。”孫某對本案執行干警楊蕾說。

肖某表達了自己的顧慮：“我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孫某的探望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打擾’。”

“伴視家園”相關陳列設施。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供圖

“探望權執行難，難在情感與法理的糾葛。”大興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趙玉東坦言。其中既有撫養人阻撓、子女拒絕、親情淡化等主觀因素，也存在探視場地、伴訪人員、專業力量緊缺等客觀原因。

2023年，大興區人民法院與區婦聯構建“一軸多翼”家事調解與執行對接機制，在婦聯設立“伴視家園”，嘗試破解這一困局。

在魏某一案中，王杰團隊制定了“1+2+X”執行方案：邀請1名心理咨詢師對各方分別談話；法官與心理咨詢師共同總結問題，從法律、親情、心理多角度引導；請與當事人相關的人員加入調解，將阻礙執行的消極因素轉化為助力執行的積極因素。

法官了解到，何某不愿與魏某聯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婚姻期間與魏某父母不和。于是，法官將魏某的父母也納入溝通調解范圍。

8月，在大興區法院“伴視家園”會見中心，魏某見到了心理咨詢師、婦聯工作人員，魏某的父母也來了。

“伴視家園”的活動區域經過特別布置，擺放著玩具、繪本。魏某和孩子在游戲、繪畫中交流，親情重現。

在小蕊一案中，楊蕾將小蕊父母二人約至“伴視家園”，借助專業心理疏導幫助當事人打開心結。

“雖然繼父待小蕊視如己出，但不能因此忽略孩子對新生父親的情感需求。”在“伴視家園”談話室，心理咨詢師對肖某說。

經過溝通，雙方商定每半月探視一次，寒暑假期間小蕊可到孫某家中短暫居住。

“一軸多翼”家事調解與家事執行對接機制發布會現場。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供圖

“執行探望權，一般由法官帶著申請執行人到對方家中或指定地點‘見一面’，如果雙方有心結、氣不順，容易引發沖突，難以持續。”趙玉東說。

楊蕾說，探望權執行案件不是簡單地完成一次探望，而是幫助當事方重建親子間的信任與情感連接。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