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現大國復興的出路在全球化

中國進一步實現大國復興的關鍵路徑在于深化全球化。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余年，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發展最為迅猛的時期；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的二十余年，無論是經濟增長、社會事業進步，還是中產家庭崛起與社會財富創造，都達到了數千年歷史中的峰值。若要總結這一階段的發展經驗，對外開放無疑是最為寶貴的核心經驗之一。

進入2025年，全球發展格局呈現出新的變化。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再度揮舞關稅大棒，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逆全球化思潮已成為部分主要大國的顯性主張。

具體表現為：以產業鏈安全、經濟安全為名推動制造業回流，對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等。面對這種全球不確定性，國內也提出了“國內大循環”的發展概念。

在道哥看來，國內大循環更多是發揮兜底保障作用，而中國要實現大國復興的進一步突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仍在于推動全球化的主動升級。

以下幾組數據與案例或許能直觀體現這一判斷：近年來中美經濟規模對比呈現階段性瓶頸，2021年中國GDP規模曾達到美國的約75%，2024年這一比例回落至不足65%，2025年預計維持在60%多的水平。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需突破瓶頸的關鍵階段，這正是經濟學中“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挑戰。

回顧歷史，日本、韓國是成功跨越這一陷阱的代表性經濟體，兩者的共同核心特征便是深度融入全球大循環。

或許有觀點認為，中國已實現較高程度的全球化，但在道哥看來，這種認知需要升級：2001年至2005年階段的全球化，主要以進出口貿易為核心載體，屬于全球化的基礎層次。而更高層次的全球化，中國當前的參與度仍有巨大提升空間，這集中體現在對外投資領域。

以日本為例，其國土面積狹小、人口規模有限，若日本企業僅局限于本土投資，國內市場需求根本無法支撐企業成長為跨國巨頭。正是憑借全球布局——在美國、中國及世界各地的投資布局，才培育出豐田、本田、三菱等世界級企業。韓國及荷蘭等歐洲小國的發展邏輯同樣如此，全球化投資是其培育世界級企業的必由之路。

反觀中國A股市場，市值排名前30的企業中，國際市場收入及利潤占比超過20%的寥寥無幾。即便是大型金融機構、“三桶油”、主流電信運營商等龍頭企業，95%以上的收入與利潤仍來自國內市場，白酒等行業更是完全依賴本土需求。

而美國市值前20的上市企業，幾乎都通過全球投資、全球經營實現盈利，這正是其成長為世界級企業的核心密碼。

可能有人會問：企業強大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直接關聯嗎？答案是肯定的——沒有強大的企業群體，普通勞動者收入提升、社會整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便無從談起。

過去數十年，中國企業多以貿易方式融入全球；未來要培育世界級企業，實踐經驗表明，必須從“貿易全球化”升級為“投資全球化”，而不能僅滿足于國內大循環。

當前國內諸多生產制造領域已出現需求觸頂現象，從水泥、鋼材、鋁、銅等基礎原材料，到冰箱、洗衣機、彩電、手機、汽車等終端消費品，都面臨本土市場飽和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參與全球投資成為必然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通過傳統出口模式實現財富增長的難度顯著加大，而擴大全球投資恰好是順勢而為的戰略選擇：一方面，許多國家對優質投資存在實際需求；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已具備全球競爭力，對外投資的生存與盈利能力有堅實保障。

這些企業通過海外投資獲得的收益，可通過國內上市等渠道形成財富回流，完善國內經濟循環。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資布局也是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核心路徑。

過去僅通過貿易輸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相對有限，容易被簡單標簽化為“貿易伙伴”。而通過全球投資，中國企業需要招募本土員工、參與本地納稅、融入當地社會，這一過程中自然會實現文化與價值觀的柔性傳播，顯著提升中國在當地的美譽度。

以德國、日本為例，其企業通過全球投資布局，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良好的國家口碑。對中國而言，要提升國際影響力，除了宏觀層面的戰略布局，企業層面的全球化投資升級至關重要。若局限于國內大循環，顯然無法實現國際影響力的實質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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