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字都與我們的內心相關

一個讀者買一本小說來讀，可能有千差萬別的理由，但我想最基本的動機還是要讀著有意思，也可以說是好玩兒。那什么樣的小說能讓讀者稱心如意甚至拍案叫絕呢？首先還是得好好講故事，“老老實實”講故事。毛姆說：“故事其實是小說家為拉住讀者而扔出的一根性命攸關的救生繩索”，“因為聽故事的欲望在人類身上就像對財富的欲望一樣根深蒂固”。會不會講故事對于小說家而言是看家續命的本領。

在寫讀王手《退休課》的感想時，我想到前些天看到了王安憶的一篇文章，她寫道：“這些年來，有一個最重要的、越來越明顯的變化，就是我對小說的認識越來越樸素。我覺得小說就是要講一個故事，要講一個好聽的故事，不要去為難讀者。我曾經寫過很多實驗性小說，都是很晦澀很曖昧，時空交錯，目的不明確，人物面目模糊的故事，因為我很想掙脫故事，擺脫小說的陳規。可是到現在為止，我越來越覺得，對我來說，小說的理想很簡單，就是講故事。”王安憶的這段話，不僅僅是她個人創作經驗的總結，幾乎也可以看作是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幾十年寫作歷程之后的一種共同反思，以及對小說觀念的重構。2022年，在評《收獲》年度排行榜時，讀到王安憶的《五湖四海》，我就很吃驚，反復在想她為什么要這么寫這個小說，這種寫法似乎又回到了“寫實路線”上，但仔細想想又沒那么簡單。在今天若把小說刻意寫得“現代”，總有“幼稚”之嫌，可要擺脫掉所謂“現代”的糾纏，絕不是回到“現實主義”的老路上。到底路在何方呢？只能說“路在路上”。

針對近些年小說創作現狀，王堯提出要來一場“小說革命”。這也促使王手對自己創作的思考。在《江南》雜志組織的一場研討上，王手表示：“仔細想想自己這些年的小說創作，確實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掉書袋’現象、羅列老物事現象、炫耀另類知識現象、熱衷于奇聞逸事現象，以及‘放衛星’式的小題大做現象，也許還不止這一些。這些問題如果不是被人揪著想一想，確實還沒有引起自己的警覺，還以為這是自己的擅長，甚至還將它作為推動小說進展的一種手段，自鳴得意，津津樂道……”由此來看《退休課》，它應該是一部體現王手近期創作新變化的中短篇小說集。

《二線》貌似漫不經心，實則大有玄機。幾個二線干部組成的巡查組，來到一個叫做“六盤”的海島縣巡查農村基層干部工作作風問題，“我”作為一個文聯干部也參與其中。“我”有著雙重身份——既是巡查組成員，同時也是一位作家，這使小說中寫到的現實生活更加鮮活真實，無論是市長、村委會主任，還是二線干部，其所思所想在小說中纖毫畢現。王手用較多筆墨寫到那個在西藏退伍回鄉的軍人，他的故事幾乎就是他的命運。《二線》從表面上看，貼近現實的程度已經接近非虛構了，但那仍是作家的一種敘述圈套，不過是為了讓你輕松讀下去，其真實的意圖在于發現特定時代里人性的弱點和生活中的種種悖論。

《云中飛天》寫退休后尋找樂趣的老伴加入了一個民族舞學習班，學習班里的種種遭遇，使剛退休得到解脫的老伴又攪進了一場民間的“宮斗戲”。這篇小說的老辣之處在于，作家順著不同年代所跳的不同舞蹈的歷史軌跡，勘探出這一群人身上樂于爭斗的性格基因。就像魯迅發現了阿Q精神一樣，王手也診斷出了當代人的一種精神窘境。

《永遠的托詞》乍一看是一篇寫親情的小說，一個到了退休階段的老人去照顧自己的老父親。在父親去世后，老人發現了父親早年曾寫過的劇本手稿，忽然意識到自己對父親的內心世界并不了解。對于這篇作品，讀者可以當作晚輩對長輩的關心不夠產生的歉疚和遺憾之情意來理解，也可以當作是一篇“審父”的現代小說來讀。實際上，父親一生的經歷與時代風云變幻塑造的人格是有殘缺的，或者說父親并沒有真正“成長”為心理和認知都健全的父輩。

《父親的牙醫》帶我們了解了一位處處為他人著想的善良的父親形象。這位父親甚至對一個醫術和職業精神都很差的牙醫，也抱有慈悲之心，一邊忍受著治療不當造成的牙齒之痛，一邊還對這樣的醫生心存感激。小說結尾處，有兩句“我”與“我”的牙醫之間的對話，頗耐人尋味。在經過比較感受到自己的牙醫與父親的牙醫的天壤之別后，“我”好奇地問自己的牙醫：“牙齒就這么一點事，它不像五臟六腑，你們讀博學的是什么呢？牙醫笑了笑，說，學在最小的空間里怎么不動聲色地把事情做好。再換句話說，做好了就和沒做的一個樣。”這里說的就不止是牙醫的道理了。

老年人問題不只是一個社會問題，它也是文學應該關注的問題。《尋找相靠佬》通過對父母親晚年狀況的敘寫，涉及的是生命的脆弱，疾病帶給人的痛苦等。同時，通過對父母親過往的一番搜尋，讓人們在生活的幽微處看到一絲人性的光亮。

前些年，王手給《作家》寫過一篇小說叫《買匹馬怎樣》，他在這個小說集里收錄了另一篇與馬有關的小說《養匹馬怎樣》。在這篇小說中，他也提到了我當年對《買匹馬怎樣》的贊賞。的確，我在好多場合都拿王手這篇小說作為“范文”，以此來討論現實與想象的關系，琢磨寫實和先鋒該怎樣融合。把《養匹馬怎樣》當作《買匹馬怎樣》的姊妹篇應該是沒什么問題的。一個文聯領導退休后賦閑，又不想做那些沒意思的俗事，想到了養匹馬或許能算是與眾不同的“情懷之舉”。于是一番操作，一匹馬就神奇地買到了，被他養在一塊租來的空地上。不僅如此，一些小學生在女老師的帶領下，還專門到這里來參觀，了解一些動物知識。當然中間也出現了點“偶發事件”，還好在我的遮掩下勉強蒙混過關。再后來，這匹馬突然失蹤了，人們又在紛紛議論這匹馬為什么會失蹤。有的讀者閱讀小說有一個不大好的習慣，就是總要問一篇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其實這樣閱讀會損失好多無法言說的“言外之意”，而那些“言外之意”可能才是真正的“中心思想”。

《笨狗司派克》和《業余喂貓記》兩篇與其說都是寫小動物的小說，不如說是把小動物作為一面鏡子，讓人照照自己，想想人與人、人與世界上的各種存在之間的關聯。最直接的效果是，一只小笨狗和小區里的流浪貓都能夠治愈老伴的心理疾病，給人帶來慰藉。

追溯起來，王手一開始寫小說時就很會講故事，但他在漫長的寫作道路上也進行過多種寫法的嘗試。他在《退休課》里的小說寫得很“老實”，老實到了有些笨拙的程度。這是因為小說家心里始終裝著讀者，絕不想自說自話。也可以說作家還懷著某種期待，對讀者的尊重不僅僅是態度上的姿態，而且是把讀者當作小說的合作者，與讀者互動交流，共同完成一個作品。作家走出了文本，讀者參與了創作。當然，這種方式也不算是新觀念。汪曾祺在評論鄧友梅的《煙壺》時這樣說：作者在敘述時隨時不忘記對面有個讀者，隨時要觀察讀者的反應，他是不是感興趣，有沒有厭煩？有的時候還要征求讀者的意見，問問他對斯人此事有何感想。寫小說，是跟人聊天，而且得相信聽你聊天的人是個聰明解事，通情達理，欣賞趣味很高的人，而且他自己就會寫小說，寫小說的人要誠懇、謙虛，不矜持、不賣弄，對讀者十分地尊重，否則，讀者會覺得你侮辱了他。

這么來看，《退休課》里的小說讀起來多親切啊。

編輯/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