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的沉默：我在平壤之外看見的真實

K27次列車穿過鴨綠江時，我正啃著母親塞進背包的燒雞。油紙包里的燒雞肥得流油，是我家熟食店今天早上現做的。我叫趙建國，三十一歲，在沈陽開了三家熟食店，此去朝鮮純粹是因為生意淡季閑得慌。

“去看看朝鮮姑娘有多水靈！”朋友們起哄道。

平壤車站比我想象的冷清。然后我看見了崔英愛——我們的朝鮮導游，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制服，站在昏黃的燈光下，像一株在石縫里長出的蘭花。

“歡迎中國同志們。”她的中文字正腔圓，眼神卻躲閃著，不敢直視任何人。

頭兩天，一切如常。英愛機械地背誦著導游詞，領我們參觀光鮮亮麗的景點。轉機發生在第三天，我們去開城的路上。

大巴在中途一個不知名的小鎮拋錨了。司機說需要等修理工從平壤趕來，至少兩小時。

“同志們可以在附近轉轉，但不要走遠。”英愛勉強笑著說，但臉色明顯緊張。

我溜達到了鎮子邊緣。那里的景象讓我手里的相機差點掉地上——土坯房歪歪斜斜，窗戶上糊著塑料布。幾個面黃肌瘦的孩子圍著一個鐵桶，桶里煮著看不清顏色的糊狀物。最讓我震驚的是，一個老太太正從垃圾堆里撿拾著什么，小心翼翼地放進懷里。

我下意識舉起相機，“咔嚓”一聲。

“趙同志！不要拍！”英愛突然沖過來，臉色煞白。

“這……這是怎么回事？”我指著那些孩子。

英愛咬著嘴唇：“他們……在玩游戲。我們回車上等吧。”

“玩游戲？那老太太也在玩游戲？”我聲音大了些。

英愛眼里閃過一絲恐慌：“請您理解，有些畫面……不適合拍攝。”

回到車上，我一整天沒說話。晚上在開城賓館，我問同屋的上海老教授：“您看見下午那些孩子了嗎？”

老教授嘆氣：“看見了。我在云南支教時見過類似的營養不良癥狀。但在這里說這些……不合適。”

第四天參觀一家紡織廠。英愛自豪地介紹著朝鮮紡織業的成就，但我注意到，工廠里的女工們大多面色蒼白，工裝松垮垮地掛在身上。午休時，我看見幾個女工蹲在墻角，分食一個拳頭大的飯團。

我走到英愛身邊，壓低聲音：“金導，工人們……吃不飽嗎？”

英愛的手指絞在一起：“我們的工人有充足的營養保障，您看到的只是……只是加餐。”

“加餐就吃那么點？”我沒忍住。

英愛猛地抬頭，眼里有淚光閃動：“趙同志，求您別問了。”

那天晚上，我在賓館院子里又看見了英愛。她坐在石凳上，望著月亮發呆。我走過去，遞給她一個蘋果——從國內帶的。

這次她沒拒絕，接過蘋果，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

“甜嗎？”我問。

她點頭，眼淚卻掉了下來：“趙同志，您是個好人。所以請您……不要再問那些問題了。對您不好，對我更不好。”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我說。

英愛擦掉眼淚，聲音輕得像羽毛：“在我們這兒，有時候不知道真相，才是幸福。”

第五天，旅行團被安排參觀平壤的一家幼兒園。孩子們表演節目，臉蛋上涂著紅胭脂，但細看能發現他們瘦小的手腕和突出的鎖骨。表演結束后，每個孩子得到了一塊餅干作為獎勵。我看見一個男孩把餅干小心翼翼包在手帕里，塞進褲兜。

“不帶回家給弟弟。”男孩小聲對同伴說。

回程的大巴上，我故意坐在英愛旁邊。車經過平壤郊區時，我看見田里的人們彎腰勞作，身形瘦削得像稻稈。

“金導，”我看著窗外，“朝鮮普通人……到底過什么樣的生活？”

英愛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不會回答了。然后，她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您真的想知道？”

“想。”

她看了眼司機和陪同人員，他們都坐在前排打盹。于是她開始說話，聲音低得我必須湊近才能聽清：

“平壤是首都，情況最好。每個月有15公斤糧食配給，但最近幾年常不足額。肉？一個月能有200克就不錯了，通常是節日才有。”

“那其他地方呢？”

英愛閉上眼睛：“我的老家在咸鏡北道。那里……配給更少。我妹妹寫信說，今年春天，他們一家四口，一個月只分到8公斤玉米面。她的小女兒，今年五歲，還沒您背包重。”

我背上的登山包有二十斤。

“為什么不離開？”我脫口而出。

英愛苦笑：“離開？去哪里？怎么去？我們出門需要介紹信，跨省需要審批。普通人……連平壤都進不來，除非有特殊許可。”

大巴顛簸了一下，英愛繼續說：“您看見的那些孩子，那些老人……他們不是少數。在平壤之外，很多人一天只吃兩頓，還是稀的。冬天……冬天最難熬。”

我感到喉嚨發緊：“政府不管嗎？”

“管。但糧食就那么多。”英愛看著窗外，“我們導游算是特權階層了。我每月有22公斤糧食配給，偶爾還能分到糖和油。所以我必須努力工作，不能犯任何錯誤。如果我丟了工作，我的家人……就會失去這份配給。”

她轉過頭，直視我的眼睛：“趙同志，您現在明白了嗎？為什么我們不能讓游客拍那些照片？為什么我們必須展示最好的一面？因為我們需要外匯，需要游客，需要讓外面的人覺得我們過得很好。這樣，援助才會來，投資才會來。”

我震驚得說不出話。原來那些光鮮的展示，背后是這樣的邏輯。

“那你們恨這樣的生活嗎？”我終于問。

英愛搖搖頭：“恨？不，我們感激國家在困難時期還能保證基本配給。我們只是……只是希望有一天，孩子們能真正吃飽，老人們不用撿垃圾，病人能吃到藥。”

她頓了頓：“您知道我最羨慕中國什么嗎？不是高樓大廈，不是手機汽車，是你們的選擇權。你們可以選擇今天吃什么，選擇去哪里工作，選擇說什么話。我們……沒有選擇。”

第六天，行程是參觀萬景臺和金日成廣場。英愛又變回了那個專業的導游，但我知道，有什么東西已經不一樣了。講解間隙，她會偷偷看我一眼，眼神復雜。

晚上，我做了個決定。我把背包里所有能吃的都翻出來：五包壓縮餅干、三根火腿腸、兩包牛肉干、一袋糖果，還有母親塞的那半只燒雞——已經有些味道了，但還能吃。

深夜，我敲響了英愛的房門。

她開門時穿著睡衣，驚訝地看著我。

“這些給你，”我把東西塞給她，“想辦法寄回老家，或者……你自己留著。”

英愛看著那堆食物，眼淚無聲地流下來：“這太危險了，如果被發現……”

“就說是我強迫你收的。”我說，“明天我就走了，他們能把我怎樣？”

她顫抖著收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趙同志，您為什么對我這么好？”

“因為我覺得，”我聲音哽咽，“人不該這樣活著。孩子不該餓肚子，老人不該撿垃圾，年輕姑娘不該為了一口吃的擔驚受怕。”

英愛哭出聲來，又趕緊捂住嘴。走廊那頭傳來腳步聲，她慌忙關上門。

最后一晚的告別宴會，英愛沒有換傳統服裝，還是那身洗得發白的藍制服。她給每個人敬酒，輪到我的時候，她低聲說：“我會永遠記住您的善良。”

宴會后，她在走廊遞給我一個小布包：“回到中國再打開。”

返程的列車上，我打開布包，里面是一張照片——英愛和一個小女孩的合影。背面用中文寫著：“這是我妹妹的女兒，今年五歲，叫順姬。如果有一天……如果您有機會，請幫幫她。”

還有一張紙條：“趙同志，您讓我相信，世界上還有善良的人。但請您忘記在朝鮮看到的一切，好好過您的生活。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命運，這是我的選擇，也是我的責任。珍重。崔英愛”

我攥著那張照片，看著車窗外掠過的朝鮮鄉村。那些低矮的房屋，那些在田里勞作的身影，那些在路邊玩耍的瘦小兒童——原來每一個模糊的影子，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都在為一口飯掙扎。

回到沈陽后，我像變了個人。熟食店每天打烊后剩下的食物，我不再倒掉，而是分給附近的流浪漢和低保戶。朋友說我瘋了，生意人講什么慈悲。

他們不知道，我見過真正的地獄。

我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往朝鮮寄食物的辦法，最后找到一個丹東的民間組織。每個月，我都會寄去一批壓縮餅干和奶粉，收件人寫“順姬”。我知道這些物資可能到不了她手里，但萬一呢？

母親催我結婚，我去了幾次相親，總是心不在焉。姑娘們談論房子車子彩禮，我卻在想：那個叫順姬的小女孩，今天吃到飽飯了嗎？

我在店里掛了張朝鮮地圖，每天看著它發呆。員工們私下議論：“老板從朝鮮回來后就魔怔了。”

我不是魔怔，我只是忘不了。忘不了那些饑餓的眼睛，忘不了英愛說“我們只是希望孩子們能真正吃飽”時的眼淚，忘不了那個把手絹包餅干塞進褲兜的小男孩。

去年冬天，丹東的組織傳來消息：有一批物資成功送到了咸鏡北道，照片里，孩子們捧著餅干笑。雖然我不知道順姬在不在其中，但至少有一些孩子吃上了。

今年春天，我夢見英愛了。夢里她穿著新衣服，站在一片麥田里，麥浪金黃。她說：“趙同志，今年收成好，孩子們都能吃飽了。”

醒來時，我淚流滿面。

我知道這也許永遠只是個夢。在真實的世界里，英愛可能還在那身洗得發白的制服里，繼續她的導游工作；順姬可能還在為下一頓飯發愁；那些我在小鎮看見的孩子，可能依然圍著鐵桶，煮著看不清顏色的糊狀物。

但有些事，知道了就不能假裝不知道；有些人，見過了就不能假裝沒見過。

所以我繼續寄物資，繼續幫助我能幫助的人。這不是偉大，只是贖罪——為我曾經對世界的無知，為我曾經擁有的而不自知。

而那個在平壤的朝鮮女導游，那個告訴我真相的勇敢女子，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

只愿她有一天，能真正自由地說出想說的話，吃到想吃的東西，去到想去的地方。

只愿所有像順姬一樣的孩子，都能在吃飽飯后，有力氣追逐一個不再饑餓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