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聲機里的音樂與“生活在戰爭中”

、對于已經被戰火摧殘過的人們，“生活”是否還有可能？這是《得閑謹制》這部以南京撤退至宜昌后方的軍民為主角的抗戰題材電影在一開始就向觀眾拋出的問題。既宏大又微觀，既沉重又切近。

電影從多個維度對戰火之下普通人的掙扎與困境、生活與斗爭做出了體貼細膩的呈現。倘若擇其一而觀之，那么影片中出現的幾段插曲以及音畫之間的配合，或許便是對主人公們生活狀態和意義的生動寫照。歌詞、旋律及樂曲所攜帶的文藝和歷史訊息與影片的故事情節、人物活動相互疊映，在悲傷與喜悅、歡快與沉重、崇高與滑稽的交錯間制造了豐富的意義空間與情感地層。而電影對這些樂曲的運用也提示我們，看似遠離硝煙戰火的流行小調如何在創作傳播過程中與時代主旋律發生共振，從而對抗戰救國與時代文藝的關系做出了具備創造性的詮釋。

一

抗日戰爭期間，我國文藝工作者們創造了大量鼓舞人心的宣傳動員歌曲，其中有些傳唱至今家喻戶曉，已然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得閑謹制》中幾乎并未出現這類抗戰歌曲。相反，貫穿于影片始終作為背景音的，多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流行歌曲。

如電影中出現的第一首歌曲《春天里》（關露詞，賀綠汀曲）便是1937年上映的影片《十字街頭》的插曲。《十字街頭》以生活在都市上海的幾位年輕人在困境中相互慰藉、掙扎求生的經歷為情節主線，他們之中有從淪陷的東北流亡到上海的有志青年，有滿腹才學卻郁郁不得志的高校學子，也有熱情開朗的工廠姑娘。其中，趙丹飾演的報館編輯老趙與白楊飾演的紗廠教練員楊芝瑛在機緣巧合中成為鄰居，逐漸擦出愛情的火花，這份情愫也成為他們困頓生活中的溫暖和光亮。趙丹演唱的《春天里》生動描繪出這樣一幅春心萌動的場景：“春天里來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遇見了一位好姑娘…”，輕快的旋律與注滿柔情蜜意的歌詞如一陣春風吹散了片中人物心底的陰霾。

《得閑謹制》里，這首歌恰逢其時地出現在逃難船上男主角莫得閑慌亂間撕壞搭救他的女主角夏橙的裙擺之時，流亡途中的遇合于是被渲染出幾分小兒女的嬌嗔爛漫，也延續了《十字街頭》在家國危難、個人生活陷入困窘之時，經由個體之間的惺惺相惜之情綿延出溫暖與希望的主題線索。在《十字街頭》結尾，生活在都市一隅的男女終于告別彷徨凄惻的姿態主動投身于時代洪流，這也同樣是走下渡船、撤向后方的莫得閑與夏橙們的歸宿。

《得閑謹制》并未詳細敘述這對亂世兒女的相愛與結合過程，而是通過女主角的巴掌和幾組閃回鏡頭完成了場景轉換——時間來到幾年后，在周璇演唱的《月圓花好》（范煙橋詞，嚴華曲）背景音樂下，莫得閑和夏橙的兒子莫等閑已滿周歲。“浮云散，明月照人來。團圓美滿今朝最。清淺池塘鴛鴦戲水，紅裳翠蓋并蒂蓮開，雙雙對對恩恩愛愛……”籠罩在人們頭頂和心中的死亡陰云似乎逐漸散去，“手里有活，心里不慌”，一個個家就這樣在人們胼手胝足的勞動和相互依偎的情意中重建了起來。

作為流行歌曲，《春天里》（1937）與《月圓花好》（1940）皆以愛情為主題，而《得閑謹制》的逃亡情節則改寫了兩首歌曲的內核——這不是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而是“國破山河在”之時對“家”、對“活下去”仍有本能而深刻的眷戀的男女老幼們，在廢墟之上重建生活的細小而艱難的努力。宜昌淪陷后，在戈止鎮這個尚未被戰爭暴力染指的桃花源里，樸素的“過日子”邏輯仍在持續，留聲機里又傳出咿咿呀呀的樂聲（《處處吻》，李厚襄詞曲，1941）——賣貨郎千里迢迢把這些“破爛兒”唱片一路拖到了這與世隔絕的山間。然而，輕快的調子終究難以在殘酷的生存條件下維系。在三個日本兵陰差陽錯地“光顧”戈止鎮的時刻，居民們苦心經營的日常顯露出不堪一擊的脆弱面目。賣留聲機的貨郎成為小鎮第一位慘死于日軍之手的受害者，留聲機的樂曲戛然而止，“生活”就這樣令人心痛地崩解四散。

二

即便在日本兵所攜帶的殺戮和死亡陰影未曾降臨戈止鎮的日子里，鎮上居民的生活也并不如同《月圓花好》《處處吻》的歌詞那般如魚得水、美好順遂。種種不和諧之處從肖隊長帶隊操練時響起的音樂《假正經》（葉逸芳詞，黎錦光曲）便可見一斑。作為1948年拍攝的抗日諜戰題材電影《六二六間諜網》的插曲，這首歌在《得閑謹制》故事情境中的出現似乎是某種時空的錯位。然而正是這般不搭調的配樂，諷刺性地揭開了戈止鎮“其樂融融”的生活假面，也透露了這群戰爭前素不相識的逃難者們在搭伙過日子的過程中深深種下的矛盾。

“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惺惺，你想看，你要看，你就仔細的看看清……”，《假正經》最早由歌影雙星白光演唱，她在電影《六二六間諜網》中飾演交際花曼娜，其真實身份是一名潛伏在日本軍部要員身邊的重慶特工。曼娜日常周旋于各色人等間辨識是非真偽，影片中由她唱出的這首歌原意在于以戲謔的口吻戳破“懦夫”道貌岸然的虛偽面目。

在《得閑謹制》中，這樣的歌詞似乎也道出了鎮上某類人的心聲。隨著樂聲的持續，原本還在煞有介事練習軍體操的士兵們的動作逐漸荒腔走板，這也許是臨時拼湊的“渣兵”精神狀態的寫照，又或許是正規的軍事操練在小鎮居民眼中的變形。無論如何，這樣的音畫配合已然呈現出這支隊伍與當地民眾的隔閡，這也是影片自起始處就已埋下的伏筆。民眾憤憤于肖隊長一行人只逃不戰，兵士們則嘲諷“死老百姓”不懂裝懂，于是，軍民、官兵乃至兵與兵之間便在明暗沖突、嬉笑怒罵間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這些橋段既頗具荒誕無厘頭色彩，又因切近人性而呈現出無比真實的質地。

或許，生活本就是這樣悲喜啼笑的流轉，由人際交往構筑的情理世界也往往充滿了種種歧義、誤會和難以措置的糾纏。然而，影片著意呈現的卻是由“假”向“真”的轉變。在真刀真槍的生死較量面前，“假正經”變成了“真拼命”，“相互吐唾沫”的輕視與敵意也化為“相濡以沫”的真情。《得閑謹制》的片尾曲在開頭化用了《假正經》的歌詞，充滿戲謔風味，卻最終通過對人物生命經驗的回顧與戰斗主題的突顯將“做人何必假正經”的諷刺轉化為對“老鼠殺大象”這般向死而生的舉動的崇高致敬。

三

正如莫得閑從廣播中聽到的《論持久戰》所言，在這場曠日持久、可能付出極大犧牲代價的戰爭中，“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于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毛澤東《論持久戰》）。為抵抗侵略而改變習慣、投身戰斗、英勇擔負了犧牲代價的，是一個個平凡的人。影片插曲對于刻畫這些平凡戰士的形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莫得閑的兒子莫等閑在戰火中落下聽力障礙，卻居然在敵軍坦克前活蹦亂跳地唱起《體操（兵操）》（沈心工詞，又名《男兒志氣第一高》，1902），這首歌曲改編自童謠《手戲》，在清末民初的學堂中廣為傳唱，李叔同曾記載：“學唱歌者音階半通，即高唱《男兒志氣第一高》之歌。”不堪忍受國土遭列強侵占之恥的有識之士，將音樂教育視作培養強健有力的“軍國民”的渠道，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男兒志氣也隨著簡單有力的旋律在一代代人之間傳遞。影片中莫等閑唱出的“哥哥弟弟手相招，來做兵隊操”，正構成彼時戈止鎮軍民聯合抗敵的寫照。

與男兒志氣相伴，影片還刻畫出戰火之下堅毅勇敢的女性。夏橙在做飯時跟隨留聲機哼唱著1935年蔡楚生導演的電影《新女性》的同名主題曲（孫師毅詞，聶耳曲，1935），這首歌共六節，夏橙所唱的第四節“四不歌”與第六節“新的女性”或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段落：“不管沒閑空，我們要用功！不怕擔子重，我們要挺胸！不做戀愛夢，我們要自重；不作寄生蟲，我們要勞動！新的女性，產生在受難之中；新的女性，產生在覺醒之中……”獨立自強、依靠勞動擺脫奴役的枷鎖、爭做社會建設的先鋒，正是那個時代對女性給出的激勵與期許，它的實現同樣需要漫長的斗爭，而在逃難船上對陌生同胞施以援手的夏橙、邊做飯邊唱歌的夏橙、在戰火中飛奔護住了孩子的夏橙，便是那個時代新女性的具象化身。

永不妥協、向死而生的戰斗為生活的瑣碎啼笑賦予了崇高的底色，也終于帶來了希望的曙光。影片最后，《恭喜恭喜》（1946）的旋律響起，這首耳熟能詳的“賀年曲”的來源或許也將因此被更多人銘記——這是音樂家陳歌辛在香港為慶祝抗戰勝利創作的歌曲，由著名歌星姚敏姚莉兄妹演唱，1946年由百代唱片公司錄制發行。“經過多少困難，歷盡多少磨煉，多少心兒盼望，盼望春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不同于現在熟悉版本的歡暢淋漓，原版的小調于喜悅中透露著哀凄的格調，這大約也是歷盡磨難從這場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人們悲欣交加的心態的真實呈現。骨肉、財產與家園皆有可能在那個“寒冬”失去，生活的一部分也將永遠流失。然而，大街小巷上的人們還是要互道“恭喜恭喜”——恭喜我們活著、恭喜我們勝利，恭喜我們還能“生活下去”。

留聲機里的調子流水般曲折持續，在黑白膠片記錄的真實情境與電影片段的交錯間，一首首旋律悠揚的歌曲帶著人們走出過去、通向未來。以后又會怎樣呢？影片告訴我們，一部分“莫得閑”也許會踏上新的戰場，一部分“莫得閑”也許回歸日常，又或者，這將始終是莫得閑們生活的兩面。無論何時，在正義對抗非正義的持久戰中，戰斗始終是生活的保障，而生活則是戰斗韌性的來源。在“拿血和著寫在泥巴里”的歷史中，弦歌之聲永在，人間煙火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