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時代電影的再發現

近期，“即夢AI青年導演計劃首映禮”在上海大光明影院落幕，七部AI生成影片正式與觀眾見面，近千名觀眾在這座見證過中國電影近百年沉浮的藝術殿堂，悄然見證著影像藝術與AI技術的相遇。從百年前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周瘦鵑以“紙上電影”將電影劇照、明星肖像帶入大眾手中的通俗文學期刊，到今日短視頻平臺上的億萬級互動，電影早已超越單一的審美文本，成為新大眾文藝時代活躍的文化載體。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電影革命”，而是一場來自底層的創作力量、數字技術體系與社會文化結構共同驅動的深刻重塑。“影像早已不再局限于銀幕，而在短視頻、短劇、AI影像等形態中不斷滲透和延伸，傳統意義上的觀眾也逐步轉化為內容的共創者，電影的美學結構、接受邏輯與審美功能正被重新組織”，在這場靜默的變革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技術的躍遷，更是“人民文藝”在數字時代的覺醒與新生。

“電影屬于誰”：從“代表大眾”到“與大眾共創”

“新大眾文藝”的概念首倡于2024年7月《延河》雜志發表的《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該文首次提出“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在新大眾文藝時代，電影的創作主體正在經歷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歷史轉向——電影不再是“為大眾表達”，而是“大眾共同表達”。

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短視頻平臺的擴張以及AI影像工具的平民化，使影像生產第一次真正實現“人人皆可”。創作者的范圍從專業導演、制片人擴展到農民工、外賣騎手、大學生、退休者，他們以微短劇、Vlog、生活電影等形式講述自身的生活經驗與時代感受，這種變化既是創作機制的重寫，也是文化結構的重寫。大眾從被觀看者、被代表者，轉變為影像意義的共同生成者，他們的情緒、語言、姿態與日常經驗直接塑造新的電影生態，使傳統電影那種單向度的表達結構被吸納進更為開放的“共創—共享—共鳴”體系之中。

正如丁亞平教授所指出的，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源于“創作主體的泛化”與“觀念結構的更新”。電影不再是由少數專業者掌控敘事權的藝術，而正在被大眾重新發明。當代觀眾的身份已悄然變遷，他們不再局限于黑暗劇場中的沉默觀看，而是在平臺、社群與算法共同構成的影像空間中成為積極行動者。他們通過評論、彈幕、二創、混剪、情緒切片乃至AI生成影像參與意義生產，他們是作品的接受者，也是再創作者、傳播節點、審美判定者及流量組織者。

電影因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延展，它不再只存在于銀幕，而是在短視頻、社交媒體、虛擬場景與智能生成影像中不斷被拆解、分流、重組，呈現出更具生態性的“持續生成”狀態。新時代的人民性也不再只是“被表現”，而是以“參與性”與“共建性”成為文化活力的源頭。電影的公共性由此得到重新定義，電影不再是“呈現給大眾的成品”，而是一種與大眾共同完成、共同塑造、共同流動的公共實踐，其意義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生長與更新。

“電影是什么”：從穩定范式到流動結構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以為電影天然是一種“穩定形式”——在封閉劇場中觀看兩個小時的連續影像，以敘事為核心、以鏡頭語言為結構、以導演的美學意志為中心。這種理解源自電影誕生以來的百年傳統，也與院線工業化模式、作者電影傳統和現代主義美學共同構成了電影的經典范式。然而，新大眾文藝時代正在重新塑造這個范式。我們必須承認：電影從來不是銀幕本身，而是一套“組織影像、組織感知、組織經驗”的文化機制。當影像在短視頻、微短劇、直播流、AI生成畫面中不斷擴散，當觀眾的觀看方式在多屏、多端、多場景中流動，電影的定義也隨之從封閉形態轉向開放結構。

今天，電影可以是長片，但同樣可以以三分鐘短劇、十秒情緒片段、混剪敘事甚至AI生成的虛擬段落的方式存在。它可以是完整敘事，也可以是氛圍、感官、身體體驗的瞬間；它可以是文本成品，也可以是社群事件——一部電影的“生命”往往在上映之后才真正開始，在彈幕、二創、混剪、社交討論與文化擴散中不斷被重寫、分流和再生產。

這種變化意味著電影正在經歷一場從“單位作品”到“流動結構”的深層重構，電影不再以長度、類型、風格為邊界，而以它的“可流動性”“可塑性”“可重組性”定義自身。它不再停留于藝術作品的形態，而成為一種“文化接口”，在技術、社群、平臺、算法與公共生活之間自由穿梭，像一種媒體模塊般被激活、轉譯、嫁接與拼貼。

這一流動性也反向推動了電影美學的變化，敘事從線性轉向片段化、鏡頭美學讓位于氛圍美學、角色塑造取代情節推進、世界觀邏輯比故事邏輯更為關鍵。許多年輕觀眾觀看電影并非尋求完整故事，而是尋找“梗點”“情緒值”“視覺感”，電影的意義不再由影片本體壟斷，而是在被拆解、重組、再傳播的過程中生成。

如果說工業化時代的電影像一座結構穩固的建筑，那么新大眾文藝時代的電影更像是一張不斷擴展的網絡。它以開放系統取代封閉系統，以持續生成取代一次性創作，以社會互動取代單向觀看，在這種意義上，電影不僅被重新觀看，也被重新定義，它從一種穩定的藝術形式轉變為一種流動的文化機制，在新的影像文明框架下持續生長。

“即夢AI青年導演計劃首映禮”現場

“電影如何被觀看”：新審美范式的轉向

觀看方式的變化往往比作品本身的變化更具革命性，電影史的每一次重大轉折，從有聲到彩色、從膠片到數字，最終都由觀看方式來完成。在新大眾文藝時代，電影的觀看方式已不再是“靜坐劇場”這一單一情境，而成為一種隨時隨地、跨屏跨端、由技術驅動的文化體驗——觀看從線性走向發散，從沉浸走向交互，從個體行為走向社群實踐。

最直觀的變化是觀看的即時性。彈幕、評論區以及平臺的“邊看邊聊”功能構成了新的“觀影現場”，觀眾在觀看的同時即時表達情緒、觀點甚至反諷，使電影的情緒節奏被重新書寫。一部電影的高光時刻往往并非在劇場中，而是在評論區的集體反應中得到再次激活。其次是觀看的社交化。電影不再以“放完即止”的方式結束，而在短視頻二創、混剪、美學拆解、劇情再敘述等社交傳播中延展生命，許多影片甚至因為“名場面切片”“情緒高能段落”而重新獲得流量與討論。觀眾對電影的再生產，構成了當代電影文化的另一半場。同時，觀看也呈現出顯著的互動性。從游戲化的互動影像到多結局敘事，再到平臺根據觀眾行為動態調整推送內容，電影與觀眾之間形成一種“共同編排”的關系。一部作品不再只有唯一的觀看路徑，而是如同一張開放地圖，由觀眾在多點選擇、多線程體驗中生成自己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觀看的差異化。算法的介入讓每個觀眾看到的“電影生態”都不相同，有人通過二創短視頻認識一部電影，有人從名場面倒推原片，有人只觀看剪輯版、有聲書版或劇情解析版，電影從未像今天這樣呈現為“多入口、多形態、多邏輯”的復數存在。

于是，電影審美的重心正在發生遷移，從“完整作品”轉向“體驗單元”，從“敘事推進”轉向“情緒顆粒度”，從導演中心制轉向“觀眾參與型美學”。鏡頭、敘事、蒙太奇等經典范式并未消失，但它們不再是評價電影的唯一標準。即時感、氛圍感、情緒能量、視覺張力、信息密度，正在成為新一代觀眾理解電影的關鍵指標。在這種新審美范式下，一部電影的“成功”不再只取決于其敘事完整度或作者風格，而取決于它能否在更大的媒介生態中激起回聲、在短視頻平臺中形成可被引用與模仿的符號、在社群討論中生成多重解釋、在算法系統中獲得持續曝光與再生動力。

電影因此從一種被動觀看的藝術轉向一種“可交互的文化機制”，從一個“作品”變成一個“可被激活的符號系統”。電影的觀看方式正在重塑電影本身，而新的觀影文化也正在為新大眾文藝時代的影像文明奠定美學基礎。

“技術如何參與電影”：從工具到引擎

如果說過去百年的電影史是一部圍繞“攝影機”展開的技術史，那么當下的新大眾文藝時代，則正在把電影帶入一個圍繞“算力、模型與算法”展開的新技術文明。技術不再只是創作者的工具，而成為重新塑造電影生產方式、審美結構乃至文化功能的核心引擎。在短視頻平臺、虛擬制作系統以及生成式AI的加速推動下，電影的生產體系正從工業化走向“程序化”“實時化”“全民化”。傳統電影以“拍攝—剪輯—出品”的線性方式生產影像，而今天的影像生成則呈現出循環式、迭代式、共生式的特征。分鏡可以由AI生成，虛擬場景可以實時搭建，角色表演可以通過動捕或數字替身完成，剪輯可以由算法預處理，甚至初版樣片可以在一天內由模型自動生成。電影制作的邊界，被技術不斷向外延展。

技術賦能下的用戶共創模式推動創作主體從專業精英壟斷轉變為全民參與，外賣員、程序員等普通勞動者也可以通過短視頻、網絡文學等載體實現情感經驗的即時轉化，人人皆可創作已成為可能。由此可見，技術媒介已不再停留于單純的工具層面，而是深度參與文藝生產關系的重構，這種深度參與既體現為《哪吒2》等作品對傳統文化基因的數字化激活，也表現為虛擬成像技術對藝術邊界的超現實拓展，更通過彈幕互動等參與機制構建起創作與接受的雙向互動關系，推動影像敘事從邏輯理性轉向情感觸動。而在價值維度，新大眾文藝通過分眾化傳播與情感共同體的構建，在娛樂需求與主流價值的平衡中不斷發展，既包容了個性化創作帶來的審美差異，又依靠算法推薦精準觸達目標受眾，在多元價值并存的體系中達成文化共識。這種多維變革不僅賦予新大眾文藝創作民主化、傳播即時化與互動常態化等新特征，也打破了傳統電影的審美壟斷地位，迫使其在技術狂歡與社會規訓的夾縫中探尋轉型路徑。

因此，技術對電影的改變已不只是工具層面的輔助，而是從創作、敘事、呈現到傳播的全鏈條重塑。技術正在從幕后走向前臺，從輔助者變成共同創作者，從拍攝器材變成文化引擎，電影在技術時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可演算性”，而影像的未來，正在越來越多地建立在技術與藝術、算法與美學的共生與協同之上。在這樣的背景下，電影不再只是“被拍攝的藝術”，而是“被生成、被計算、被共同構建的文化機制”。新技術的加入，使電影的形態向外擴展、向內重構，推動其進入一個既陌生又充滿可能的新階段。

新大眾文藝并沒有讓電影消失，而是讓電影完成蛻變，電影正在變得更輕、更快、更開放，卻也更復雜。正如百年前周瘦鵑讓電影進入大眾閱讀的“紙頁”媒介端，今天的大眾讓電影進入生活、進入網絡、進入虛擬世界，電影始終保持著與大眾文化共生的基因。它誕生于大眾的娛樂需求，成長于技術的革新浪潮，如今在AI與算法的催化下，正在經歷一場來自創作主體、技術體系與文化結構的深刻重塑。電影從“劇場里的藝術”走向“全民影像機制”，這種重塑不僅改變著電影的生產方式，更重構了藝術與大眾的關系，在這一轉型期重新審視電影，既是對媒介史的回望，也是對新文化生態的前瞻。

（作者系浙江傳媒學院電視與視聽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