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人物親歷的中英《南京條約》談判

作者：鄧嗣禹 譯者：彭靖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簽訂，這既是遠東史中19世紀條約體制的開始，同時也是清帝國走向沒落的標志。但是無論在英文、中文還是其他文字的材料中，對于這一劃時代條約的談判過程的記載都非常簡略。這是因為，英國公布的關于第一次中英戰爭的文件，幾乎只停留在1840年的藍皮書里；而直到1930年，中國官方的奏報和諭旨才公布。

幸運的是，在談判期間，中國有個名叫張喜的人寫了一本《撫夷日記》，其中提供了關于談判進展的詳細記錄。在談判過程中，張喜曾起到重要作用，他知道絕大多數的談判內幕信息。1936年，這份日記才由文殿閣書莊于北平據鈔本刊印。日記的內容十分重要，應當翻譯成英文，使西方學者也可得見。不過，在提供加注英譯文（第一至六章）之前，仍有必要簡略介紹日記作者的背景，并考證這本日記的真實性。

張喜的早期經歷

《籌辦夷務始末》一書中，《撫夷日記》作者的名字被寫成張禧，在他的小傳里又被寫成張士淳，字小滄。他是欽差大臣伊里布喜歡的隨從或仆人，是一位具有雄辯才能的使者，曾多次被差遣到英國軍艦上。由于他的地位和出身低微，在人名詞典、傳記索引，或像《天津府志》《天津縣志》這樣的地方史志中都找不到有關他私人生活的材料。

我們所能掌握的全部材料，就是這份日記后面所附的一篇簡短的個人小傳，其中充滿了對作者的輕浮奉承之詞。根據這篇小傳所述，張喜是北直隸（河北北部）天津縣人，其家族幾代人中均有知名人士，只是由于慷慨好施，致家道中落。據張喜自己說，1842年時他父母都年過八旬，此外他還有一個四弟。依小傳所述，張喜本人“賦性伉直，然極精敏，好讀書，只觀大略，于有用之學，當世之務，留心臻至。身長六尺有超，姿貌魁碩，望而知為俊杰”。

一開始，大約在1828—1830年間，張喜僅是為官員舒炘（徐炘）做事的小吏，負責收發信件（司箋）。幾年后，他到時任云貴總督（1833—1839）的伊里布手下做事。由于職位較低，張喜受到同僚們的排斥和忽視，在云南一年有余，憂慮不得志。1839年，伊里布調任兩江總督，并于1840年1月21日在總督府就任。因路途遙遠，他的大多數幕僚都不愿意隨行，只有張喜隨他前往。從那時起，張喜就有了處理公務，與總督近距離接觸、頻繁交談的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被認可為有才之士。

1840年的戰事與談判

張喜之所以能夠出名，源于中英戰爭（Anglo-Chinese war）。按照中方的觀點，這場戰爭是由英國商人控制的對華鴉片貿易引起的，鴉片貿易使中國人民深受毒害，同時造成中國白銀外流。為此，在1839年3月，林則徐被派往廣州禁止鴉片貿易。他迫使英國等國商人交出20283箱鴉片，并全部銷毀。按照英方的觀點，英國發動這場戰爭是為了國家之間的平等，或者說是為了英國的優越性；為了反對廣州的官行壟斷（Co-hong monopoly），爭取自由貿易；同時，還為了能對在華英人治以英國法律。

1839年11月，這場戰爭的第一次沖突在廣州發生，從那以后直到1840年夏，并未發生進一步交戰。1840年7月5日，海軍準將伯麥（Gordon Bremer）率領遠征軍占領浙江舟山首府定海，以陸軍少將布爾利（Major General Burrell）為首的臨時政府很快組建起來。8月9日，英國遠征軍繼續北上，抵達天津附近的大沽。直隸總督琦善謙恭地接待了英國全權代表海軍少將懿律（George Elliot）和海軍上校義律（Charles Elliot）。8月30日，琦善通過商談說服英軍于9月25日離開天津，退回廣州。

1840年9月17日，琦善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州，取代被解職的林則徐，并受命與英方談判所有問題。與此同時，8月9日伊里布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調查和管理浙江事務。他派專員到前線調查，經過幾個星期對于形勢的研究，伊里布認識到，英國艦隊實力非常強大，大炮具有極大威力，中國在海上幾乎不可能取得勝利。英軍被說服退回廣東時，皇帝（9月24日）下令沿海各陣地炮臺不得向英艦開火，并指示伊里布小心謹慎地制訂一份計劃，通過武力收復定海。為了從海陸兩方進攻，伊里布從其他省調來增援部隊，并訓練水師。但實際上，1840年在浙江沒有同英國人發生過戰爭，只發生了兩起事件。

第一起事件發生于9月16日，馬德拉斯炮隊（Madras Artillery）的安突德（P. Anstruther）上尉因在定海附近測繪地圖被俘，隨后押送至寧波；9月22日發生了另一起突發事件，海軍上尉道格拉斯（Douglas）指揮的武裝雙桅帆船“風鳶”號（Kite）在余姚遇軟沙傾覆，據中方的奏報，這是中國巡船引誘所致。包括航務長的妻子拿布夫人（Mrs. Noble）在內，20多個“夷人”被俘并受到虐待。他們后來成為張喜與伊里布同英國人進行外交談判的重要砝碼。

事態發生后，英方盡最大努力，企圖爭取這些俘虜無條件釋放，而中方要求英軍以放棄定海作為交換條件。9月22日，伯麥照會伊里布，要求釋放被囚英人，伊里布則提出歸還定海的反要求。10月1日，懿律發來一份強硬的照會，再次要求釋放被俘人員，但并未提及任何交換條件。義律更親自到達鎮海，要求與中國方面人員會談。

1840年10月，由于中英兩國之間的反復照會與會談，使得張喜有機會活躍于外交舞臺之上。10月21日，伊里布派陳志剛與張喜到英國艦船上，商討釋放俘虜的條件。這一次，張喜使用的是其原名張士淳。由于他的身份只是伊里布的一個家人或仆人，為了提高他的威望，其主違規讓他戴上了六品頂戴。

10月23日，懿律又送來一份照會，可能是以中文寫成，據說文體混亂，令人毫無頭緒，除了最后幾句之外幾乎不知所云。該照會似乎是要求伊里布制止定海居民滋擾英國人，因為據中英雙方資料記載，定海人拒絕與“夷人”扯上任何關系，也拒絕賣東西給他們。伊里布渴望英國當局離開定海，撤回廣州去。經過仔細考慮，他挑選了幾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張喜、陳志剛等——前往英國艦船上同英方談判。他們以犒勞英軍為名，帶來牛、羊、雞、鴨等。在雙方爭論中，英方說他們無意久踞定海，暫踞此地只因還未獲琦善準許開放對英通商口岸；一旦與琦善達成最后協定，他們就撤兵。張喜等人發現，他們很難使英方改變主意。

10月27日，中方官吏再次到英艦送禮，并得到回贈之禮。英國人送張喜禮物時十分隱秘，甚至連陳志剛也不得其詳，這可能就是張喜在日記中提到的兩塊表的來源。另據《撫夷日記》跋語，從1840年秋到1841年春，張喜上過六次英艦。

張喜的小傳作者堅持認為，從始至終毫無差錯地處理“夷事”的，只有伊里布一人。而伊里布能夠做到這一切，則全靠張喜的能力。伊里布對俘虜很好，因為他希望用他們來交換定海。他發現很難找到合適的談判人，屢次命人推舉而不得獲。此刻，張喜毫不猶豫地以英雄之姿站出來，自愿承擔此事。他的朋友都為這項危險的事業感到擔憂，不過，張喜的態度還是像往常一樣堅定。《撫夷日記》中，《五品冠服張公小滄小傳》（簡稱《張喜小傳》）有如下記載：

駕一葉舟至火輪船，直達其大艇，踞見懿酋……等，曉以國恩及伊相德意，并責其狂悖，誘使該夷自請以地易人。……會夷酋張?，傾洋酒滿巵進公，公一吸不留涓滴，磊落光明，毫無疑怖。該夷已服其誠，而尤敬其雅量。（《日記》，第106頁）

張喜被英國軍官視為酒鬼。有一次，伊里布派他到“皇后”號（Queen）船上去取英國醫士推薦的藥，張喜在下級軍官船艙里喝多了，結果搞丟了和藥放在一起的醫囑，導致其主一頓服用了兩到三天的藥量。因此，伊里布在簽訂《南京條約》時病得不輕。

在10月的談判之后，雖然俘虜并沒有立即得釋，但是他們受到的待遇好多了。于是，11月6日浙江宣布停戰，只有舟山群島還由英軍駐防，其他問題將到廣州再討論。15日，懿律離開舟山，前往廣州。

到1840年年底，琦善與義律在廣州的談判達成了一些共識；但由于在割讓香港這一點上的意見不一致，談判最后還是破裂了。

1841年的談判概況

1841年1月7日，靠近廣州的穿鼻洋和大角島兩個炮臺為英軍攻占。道光帝聽到消息后，命令前線所有將士奮勇殺敵，并多次催促伊里布進攻定海，勿再拖延，而事實上1月9日中英和談已重新開始。義律于20日提出了初步條件，其中包括如下內容：中國割讓香港；向英國政府賠償洋銀六百萬圓；兩國直接的官方交往應基于平等地位；廣州開埠為通商口岸。英軍將撤出定海、穿鼻洋等地，中國則應釋放英方俘虜。琦善將《穿鼻草約》（Chuenpi Convention）的最新協議內容向道光帝匯報，并通知了伊里布。1月26日，英國旗幟第一次在香港升起。

受權刊發，選自《張喜與<南京條約>：1842年中英談判內幕與細節》，鄧嗣禹 著，彭靖 譯，山西人民出版社 | 溯源 2025年12。

對于這樣的結果，義律自然感到十分滿意，他立即派快船發出命令，要求英軍從定海撤軍。與此同時，伊里布在玩弄政治手段。一方面，他向皇帝上奏，代表琦善要求皇帝同意割讓香港給英國；另一方面，他有意拖延皇帝多次下達過的進攻定海命令，借口必須鑄造新炮，增派援兵，才能取得戰役的成功。

2月24日，英軍最終從舟山島的定海撤軍，張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位總兵接令押送俘虜至定海，張喜受命先行前往，僅攜數人相隨。2月23日當晚，他就睡在縣廨，而三位總兵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到。另據《張喜小傳》作者記載，英國軍官羅伯聃（Robert Thom）企圖破壞承諾，要求在撤離定海前交還俘虜，張喜為此非常生氣。《張喜小傳》的作者認為張喜在這件事上立了很大功勞。

遺憾的是，在給皇帝的關于收復定海的奏折中，伊里布和其他地方官沒有提到這個插曲。他們只對英軍那份聲明感到擔心：如果中方首先交出俘虜，英軍可能就不會撤出定海。所以三位總兵被派到現場，用武力進行脅迫。張喜在收復定海中起到的作用，從一位在場英國官員的記述中，以及伊里布后來的認罪書中均可得到證實。

收復定海幾星期后，張喜請假回家，接下來遭抓捕，押解至京審訊。伊里布沒有執行道光帝進攻定海的命令，琦善擅自割讓香港給英國人，因而激怒了道光帝，兩人均遭革職召回北京。其他省的高官調查了他們與敵人私下勾結的情況，派張喜等人到英艦并宴請英國人之事此前一直保密，此時這一秘密活動也被發現了。主戰派在朝廷相當有影響力，他們強烈反對此等撫綏策略。1841年2月23日，戰爭再起；5月27日，中國贖回廣州。6月，皇帝指派親王和高級大臣在北京審訊伊里布和張喜。《張喜小傳》作者寫道，主戰派誹謗伊里布和張喜，伊里布被召回北京審訊，張喜則遭刑部逮下獄。

奉旨推勘，經十余次，公理直氣壯，侃侃直陳，公卿動容，有以“不配”二字難之者（此諺語猶曰殺不上）。公乃曰：“當時配者固不乏人，何獨使一不配者為之？正恐配者亦難免不配之。”誚難者結舌。或以刑威之。公則曰：“吾當渡海時，早置生死于度外，吾豈畏此？”承審官見其百折不回，方疏結昭雪寧家，伊相論戍。（《日記》，第106—107頁）

1841年7月31日，伊里布和張喜接到裁決。有關對張喜的處理方式，審訊官員的奏折值得注意。其中一段文字如下：“張禧及外委陳志剛，前往夷船，訊系聽從伊里布差遣，應免置議。陳志剛飭令仍回營，張禧即予省釋。”

張喜對于伊里布十分忠心，主人被流放時，張喜跟隨其左右服侍。與此同時，英國發動的戰役正向中國內陸地區擴展，到1841年冬天及次年，定海和許多其他城市相繼被占領。11月6日，浙江巡撫請求道光帝讓伊里布和張喜繼續主持前線事務，而直到1842年3月28日，皇帝接到第二次請求時才同意。4月4日，皇帝任命耆英為欽差大臣，伊里布署乍浦副都統。4月15日，他們分別起程，并于5月11日抵杭州。當時，張喜因病不能隨伊里布同行。

不久，前線戰況進一步惡化，并且危及南京。伊里布似乎沒有張喜便無法工作，因此7月10日他親自寫信，派特使送到天津，要求張喜即刻趕赴南京。張喜于15日起程，到達目的地大約花了20天時間。

1842年的談判概況

在張喜到達南京之前，1842年的外交談判情況概述如下：早在2月12日，英文資料稱呼為“白下士”（Corporal White）的陳志剛，就被揚威將軍奕經派往寧波，詢問英方是否有意講和。英國人則堅持只同中方高官會談，因此，這種嘗試性會面一直拖到5月20日，伊里布遣陳志剛向英軍投遞公文，申明希望兩國為大義議和。這是最終促成中英停戰的一系列照會中的第一封正式照會。后來，在5月16日、20日，6月20日，7月3日、19日、21日、27日，8月1日、4日、5日等時間又有多次照會，這些情況在中英雙方的資料里都有記載，照會通常由陳志剛傳遞。

直到1842年8月8日，張喜才加入外交談判的行列。當時南京的形勢已經非常危急，他和馬儒翰（Robert Morrison）等人進行了一場漫長的爭論，才得以推遲英軍對南京城的進攻，并最終阻止了攻城行動。對于1841至1842年的戰爭進程和《南京條約》的會談內容，張喜記錄得十分詳細，從《張喜小傳》里也可見其要點。8月8日，他再次得授五品官服頂戴，被派至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艦上。他見到璞鼎查等人后勃然大怒，痛斥他們殘害生靈的行為。《張喜小傳》的作者說，英國人欽佩其毅勇，俯首就范，隨即撤下預備發射的大炮及英艦上高懸的白旗。張喜就此解除危機。為此，江浙地區的士紳庶民飽含熱淚，不勝感激，家家戶戶都欲為他祭祀（《日記》，第107頁）。

這件事以友好方式解決以后，朝中想要張喜擔軍官之職，但是他謝絕了這份好意，表示希望能夠回家照料父母。對于他的功勞，伊里布除了給他一千兩銀的旅費外，沒有再給其他獎勵。他把得到的錢分成三份：一份給父母，一份贈友人，剩下的用來買書。據說，他到家時已身無分文。

他的傳記作者總結道：

公，豪杰士也，而獨具理學至性，忠君孝親，睦旅（族）敦友，于身心毫無玷缺，惟功高不賞，論者弗能無憾。跡公五十納妾，連舉二雄，謂非陰騭中來不可也。人爵不逮，天賞不更信乎！（《日記》，第108頁）

《張喜小傳》為張喜的宗弟張德堅（筆名：竹西外史）所撰，落款日期為咸豐二年立秋后五日（1852年8月11日），這表明1842年時張喜大概40歲。

《撫夷日記》的真實性與特色

盡管現行《撫夷日記》據稱為據舊鈔本重印，但其文本的傳播歷史已經不可追溯，《撫夷日記》的真實性自然會受到質疑。據日記附言所述，在張喜寫的另外一部書《探夷說帖》中，記載了1840—1841年間，他在定海與英軍六次會談的情況。但是，這兩本書都未被收入任何書目之中，現在他的日記突然出現在公眾面前。雖然書前有伊里布寫給張喜的親筆信影印件，還有其他人的手書作為真實性證明，但是我們仍不知道此鈔本原件的出處。校者在書中的夾注提到“一本”，似乎表明有不止一個鈔本。由于這些原因，《撫夷日記》的真實性顯然受到懷疑。

我付出許多努力，試圖搞清《撫夷日記》鈔本的來源，或者從出版此書的北平文殿閣獲取關于文本傳播歷程的資料。洪煨蓮（William Hung）教授和鄧之誠教授等人也熱心協助了搜尋工作。最終，承蒙燕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田洪都先生幫助，從文殿閣獲得了關于《撫夷日記》來源的資料，得以知曉這本日記印自松村太郎先生持有的一份鈔本副本。提供信息的人又說，日記出版后，松村先生已返回日本。因無法與松村先生取得聯系，無論是想了解他對這本書的興趣還是他的學術成就，都成了不可能之事。

在1941年5月14日的信中，洪煨蓮教授回答了關于《撫夷日記》真實性的問題。他寫道：“我覺得沒有理由去懷疑日記的真實性，況文中所敘與英文記載相當一致。”

在《撫夷日記》中或許會注意到，張喜所敘之事，不僅和英國現存資料一致，而且和中國文書中的記載也相吻合。以下僅列舉幾例，加以說明：

《撫夷日記》第21頁，耆英問張喜：“我聽說你是逃了慌（荒）來的，何得穿戴尚如此體面？”張喜回答說：“衣帽全是借的。”耆英又問他：“連表都是借的嗎？”

在英方資料中，據在場的年輕譯員巴夏禮（Harry Parkes）記載：“張喜穿著漂亮，隨身佩有兩塊極好的表。”這可能是1840年他在舟山時秘密接受的英國官員所贈禮物。

還有，根據《撫夷日記》，8月8日張喜和馬儒翰、羅伯聃、璞鼎查會談，其間他大發脾氣，嚴厲斥責他們的行為。如果不是有一位英方見證人的話，這件事看起來有些難以置信，據英方說，此時張喜“勃然大怒，且絕對是沖他（羅伯聃）來的”。再列舉一個事例，在8月13日的日記中，張喜寫道：英國代表團秘書麻恭少校（Major Malcolm）非常生氣，“屢作恨恨殺人之狀”。在英文資料里，曾與璞鼎查共進早餐的海軍上校利洛（Granville Loch）寫道，麻恭與中方使節的會談“極其令人不滿”，因為他們沒有拿來欽差大臣的憑證，等等。

針對某些事件，閱讀《撫夷日記》有助于遠東史學者更全面地理解西方著述。例如，安突德上尉去8月24日的會面見伊里布一事。穆瑞（Alexander Murray）的著作和《在中國的最后一年》（The Last Year in China）中記載，伊里布要求安突德上尉前去參加會面。“要求”的用詞很奇怪，因為并沒有這么做的理由。不過，張喜在日記中把這一點說清楚了。他說，8月20日，安突德在南京城門口等候伊里布，請求私下面見，以感謝伊里布釋放他。伊里布拒絕單獨面見，要求他去參加24日的公開會面。像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此處無法窮盡，但在《撫夷日記》的評注中均已指出。

至于《撫夷日記》中材料與中文文獻記載一致的，事例同樣太多，實在無法在此處一一列舉。可以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張喜的敘述都與中國的已刊或未刊文獻相吻合，這些內容將在所添注記中說明。有如此之多的事例可以說明其記敘與中英雙方資料一致，似乎可以認定此日記是一份可靠的文件。況且，我們找不到偽造這本日記的動機或目的。即便張喜贊成繼續與英軍作戰，不愿媾和；即便張喜經常抱怨耆英待他不公，這些也構不成偽造日記的動機。

張喜的日記能和其他史料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有如下原因：一、張喜似乎每天都記錄當天事務——本該如此——且全書完成于1842年；二、張喜與負責談判事宜的清廷高官往來密切，所以他時常在諭旨公布之前就能知道內容。他引用公文時，通常采用與《籌辦夷務始末》等資料中所錄相同的詞句；三、他只寫自己確定的事情，正如他反復強調的那樣，他不敢妄言。

張喜的《撫夷日記》中還保留著許多珍貴材料。他告訴我們有關中國那三位大憲許多有趣的內幕故事。例如，牛鑒認為，英國輪船的大輪子一定是靠公牛拉動的。英軍推遲對南京的進攻后，三大憲覺得此事甚易對付，因而沒有應允英方要看到全權諭旨、要加蓋御寶等要求。張喜帶回去的條約草案，他們甚至看都沒看就交給了幕賓，而幕賓又去會見友人，直到第二天才回來。草約當日便須送還英方，幕賓亦不知其中條款內容。而在上英艦“皋華麗”號（Cornwallis）簽訂《南京條約》前夕，文中描述耆英非常害怕會被扣留。幾星期后又有一說稱，他已盡其所能，竭力安撫馬儒翰。所有這些故事在英文資料中都能得到證實，從而說明其真實性。

張喜的日記中，還包含一部分已刊文獻中難以見到的檔案資料。比如，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授予璞鼎查全權負責條約談判的“敕命書”，在哈佛大學維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或是芝加哥的圖書館都找不到，即使有圖書館的參考館員熱心幫助也沒用。牛鑒等人匯報南京形勢的快信并未收入其他中文檔案；張喜所引的遣特依順去前線的諭旨，還有未在烏爾恭額本人傳中提及的入獄原因亦是如此。除此之外，張喜還為一些小官吏提供了簡要的個人介紹，這是目前可資利用的最好的參考資料。

張喜的記述對于糾正其他著作中的錯誤也有助益。例如，根據英文資料記錄，伊里布于1842年8月9日到達南京，但張喜日記中記載的是8月8日，與牛鑒所奏相同。1842年7月底，揚州城受英軍威脅，捐洋銀五十萬圓以贖城，得免遭侵犯。《清史稿》和另幾本重要的中文著作中，這個數字記載為六十萬。然而，用張喜的日記對照中英文資料核實后，我們發現五十萬是正確的數字。因此，《清史稿》等書中的數字應予修正。

最后，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張喜日記中詳細記錄了1842年5月20日的第一封正式照會，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談判。雖然這些記錄也不會改變這一年的外交歷史進程，但是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嶄新的畫面，因其中披露了談判鮮為人知的內幕，而別處通常只用一兩頁帶過。《撫夷日記》的寫作風格簡單明了，行文不算流暢文雅。作者自始至終使用第三人稱，除了一些直接引用的對話，其他內容均用“喜”來指代自己。

日記原文的頁碼以括注的形式插入日記文本，指明該頁文本的起始位置；正文和腳注中的征引則用“《日記》，某頁”的形式。

如果要說張喜的日記有什么不足之處的話，首先，張喜提到的地名通常只是風聞的，并非紙上讀來，因此用字常有出入；其次，他記錄事件的發生日期偶爾也會出錯。例如，江陰失守的時間是1842年7月8日，而他記成了7月12日；圌山關失守是在7月10日，他記成了7月15日。還有一個事例，他說七月初二日（8月7日）是星期日，實際上是星期一。

這本日記的優點之一是記錄詳細，但也因此成為弊病之一。有時，他將瑣碎的細節或不重要之事也都寫進來，卻略去了重要的事件。由于這個原因，我在翻譯中也省略了日記中的幾頁。每次有所省略時，我都會指出并說明原因。從中英資料中收集的重要材料，則放在腳注中或作為補充材料注于每天的日記后。

總之，《撫夷日記》和補充材料清楚地表明了：一、《南京條約》的締結是由諸多因素綜合造成的，包括英國的軍事強迫手段，耆英、牛鑒等人上奏時夸大其詞的勸說，財政上的困難，中國人民對戰爭的淡漠，以及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求和主張；二、談判的所有條款自始至終都由英國敲定，不僅有英語文本，也有粗糙的中文文本。協商條約時，英國禮儀性地允許進行一些批駁，但英國最初提出的一切要求，最后落實時幾乎未加修改；三、中國的高官不僅不能勝任外交事務，不懂國際法，無法適應中國將來之參與，而且對自己面臨的形勢也十分無知，因為他們的情報工作做得極差；四、南京的官僚和英國人打交道時相當真誠，所知之事無所不言，但面對皇帝就沒那么誠實了。盡管道光帝極為保守頑固，他也已在自己職責范圍內竭盡所能，而南京的大憲們只關心一件事：趕緊恢復和平，讓敵艦立即從長江江面撤走。

補充材料中還彌補了被張喜忽視的一些要點。譬如，8月16日的日記條目后附加了關于鴉片問題的簡要討論，不過仍不夠充分；注250討論了英國士兵在中國的行為問題。我最希望的還是，注釋中所收中西雙方的重要資料，對于不懂中文的西方學者能有所幫助，對于難以接觸到編寫本書時所引西方著作的中國學者也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