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稱“假貨” 拍賣行卻估價8800萬 “顧客發票”揭開黑幕

“捐給國家的國寶，怎么跑到拍賣場賣8800萬了？”

近日，南京博物院與龐氏家族后人間的一場文物捐贈糾紛，因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的離奇遭遇再次被推至輿論風口。這幅所謂上世紀六十年代曾被鑒定為“贗品”的畫作，2001年被以6800的價格流入市場，如今卻竟在拍賣市場上估出8800萬元的天價。而捐贈這幅畫作的龐家后人——龐叔令，其曾祖父正是近現代收藏巨擘龐萊臣，至今仍在為厘清捐贈真相而奔波。

這場看似專業鑒定的爭議，背后交織著權威質疑、程序黑洞與制度反思，宛如一重又一重的羅生門，每一步追問都揭開更深層的迷霧。

大師鑒定 vs 收藏世家：誰的眼光更可信？

1961年，書畫鑒定界權威張珩、韓慎先、謝稚柳等對龐家捐贈的書畫進行鑒定，將其中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標注為“偽作”。這一判定，埋下了日后所有爭議的種子。

龐萊臣作為民國時期“江南收藏甲天下”的代表人物，其“虛齋”收藏以精、珍、稀著稱，其鑒定眼力在業界素有定論。

甚至文博鑒賞圈的很多標準是都他制定的。

此舉相當于一群“徒子徒孫”去否定祖師爺爺的東西，本就存在學術上的微妙張力。退一萬步講，即便按“偽作”論處，古代摹本本身亦具獨特價值——宋徽宗時的《宣和畫譜》著錄摹本，清宮內府珍藏的歷代仿作，如今皆為博物館珍貴藏品。將“偽作”簡單等同于無價值，恐怕絕不是張珩等人的判斷。

四十載沉默與天價拍賣：時間線上的黑洞

如果畫作早在1960年代已被定為贗品，為何近四十年間未曾正式告知捐贈方后人？更蹊蹺的是，就在今年，一幅名為明代仇英《江南春》的畫卷在拍賣市場亮相，估價高達8800萬元，而這距離鑒定已過去整整四十年。

藝術市場終究以真偽為價值基石。能拍出近億價格的畫作，其真偽在買受人群眼中已有公論。這自然引出一個尖銳問題：博物館所稱的“贗品”，與拍場上的“天價真跡”，是否為同一件物品？若為不同，那件從南京博物院“消失”的捐贈品，究竟流落何方？

“贗品論”：欲蓋彌彰的拙劣借口？

面對龐家后人多年追問與法院強制執行，南京博物院拋出“贗品”說法。這一回應非但未能澄清疑云，反而顯得漏洞百出，頗有“被逼到墻角后慌亂拋出的擋箭牌”之嫌。

若真是贗品，為何四十年不告知捐贈方？為何處置時不遵循公開程序？為何長期阻撓后人查驗？那張語焉不詳的“顧客”發票更是將迷霧推向深處——誰是“顧客”？什么流程？什么價格？其余四件缺失作品的去向又是什么？

將捐贈文物簡單定性為“贗品”并暗示可被隨意處置，完全違背博物館倫理。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明確規定：博物館對其保管的所有物品，無論來源如何，都負有同等管理責任。這種“贗品論”更像是一個為掩蓋更深層問題而匆忙編織的借口。

一只蟑螂背后的一窩蟑螂：文物管理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龐家的遭遇絕非孤例。它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文物捐贈與管理體系中長期存在的制度漏洞。

如果有明確捐贈記錄、有后代持續追索的文物，都可以在數十年間“消失”又“重現”，甚至被冠以“贗品”之名而輕松脫責，那么那些沒有明確捐贈者追索的文物呢？那些本就屬于館藏的文物呢？

近年來，多地博物館都曾曝出類似糾紛。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當監管機制不完善、問責體系不健全時，文物的“身份轉換”就可能成為灰色通道。捐贈文物可能被降級為“參考品”而流出館外；而一些本應是“文物”的藏品，也可能“消失”在賬目之中。

超越《江南春》：我們需要怎樣的文物守護？

龐叔令女士的維權，早已超越了一幅畫的價值本身。它觸及的是公眾對文博機構最根本的信任——我們捐給國家的，是否真的能被國家珍視？我們托付給歷史的，是否真的能被歷史銘記？

《江南春》畫卷上的云霧或許可以遮掩遠山近水，但文物管理中的迷霧必須被徹底驅散。面對這場持續多年的羅生門，公眾期待的或許不僅是一幅畫的真偽答案，更是一套經得起追問的文物管理制度，以及敢于將一切置于陽光下的坦誠。

這場糾紛遠不止于一家一院的爭議。當一座博物館開始用“贗品”來解釋文物的消失，它消失的或許不僅是幾件藏品，更是公眾對文化守護者的最后信任。而這，比任何一幅古畫的流失都更加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