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逐胡虜，為什么沿襲跪拜？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公元1367年，元朝末年的吳王朱元璋在應天府（今江蘇南京）令徐達為元帥，藍玉為將軍領兵二十萬，兵分兩路出師北伐，討伐元順帝。為了宣揚大義，朱元璋頒布了《諭中原檄》。檄文提出的政治口號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最后一句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愿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這段話的意思是無論是蒙古人還是色目人，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華夏人，但他們只要能恪守中華的法律，禮儀道德，愿意成為中華子民，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

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統明王朝，實行帝國境內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與蒙元滿清有著本質區別。

據考證，當時生活在中國境內的70%色目人和50%的蒙古人選擇了留在了大明。

站在漢人的角度，朱元璋推翻元朝、驅逐蒙古統治者、重建漢人政權，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正向事件。它結束了近百年的游牧民族統治，重建了中斷已久的中原政治秩序，恢復了漢人社會的文化自信與國家認同。從這一點看，朱元璋完全配得上一代雄主的評價。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到1368年退出中原，存續了約97年。隨后北元陸續分裂，不再作為一個完整的國家存在。1635年黃金家族后裔，察哈爾部首領林丹汗病死，其子額哲向后金皇太極投降，獻上傳國玉璽。皇太極隨即宣布蒙古大汗法統歸于大清。北元就此結束。

明太祖朱元璋一生9次北伐，永樂帝朱棣一生五次北伐，父子倆人都算得上一代明主。

1644年滿清入關，使中華文明走向自閉，開始落后于西方文明。正因如此，巍巍大明至今令很多人懷念推崇。

不過，驅逐胡虜的民族勝利，并沒有為人民帶來制度上的松綁，朱元璋親手把中國重新按進了更深層次的封建專制結構之中，以更徹底的方式，強化了君臣之間的身體羞辱與精神馴化。最具象、也最致命的標志，就是跪拜禮的全面制度化。

這不是制度細節問題，而是文明走向的問題。

元朝的統治，本質上是一種帶有強烈民族等級色彩的征服秩序。四等人制度把漢人尤其是南人長期壓制在政治邊緣，士人上升通道被堵死，文化主體性被侵蝕。

朱元璋起兵之初，高舉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旗號，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恢復科舉、重建郡縣、以儒家禮法重塑國家框架，這一系列動作的歷史意義極其明確：它不僅是改朝換代，更是一次文明自救。

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在制度上的倒退，才顯得格外刺眼。

如果把時間軸稍微拉長，就會發現一個被很多人刻意忽略的事實：在封建時代，中國并非始終處于極端跪拜的狀態。唐宋兩代，恰恰提供過另一種可能性。

唐朝前期，朝堂之上存在坐而論道的傳統，高級官員可以與皇帝同坐議政，進諫不以匍匐為前提，皇權與士大夫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但真實的張力。宋朝時期，椅子開始普及，跪坐不再是常態，為了顯示皇帝與大臣地位的不同，朝會多為站立奏事，保留了相對克制的禮儀邊界。

一直到南宋，士大夫一直以與天子共治天下來進行自我定位。

這種議政禮儀的意義，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精神內核。一定程度上承認尊卑有序，卻不否定朝臣的尊嚴；強調秩序，不要求人格折損。

元朝時開始推廣跪拜之禮，但沒有形成制度化。朱元璋本可以在驅韃復漢之后，恢復漢唐之禮，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他不僅恢復跪拜，而且推向前所未有的極端變成了日常政治的基本姿態。

朱元璋即位后，先后頒布《洪武禮制》（1370年）和《大明集禮》，后由嘉靖朝正式編入《大明會典》。其中對跪拜禮作出明確規定：

無論品級高低，官員面見皇帝一律跪奏，身體匍匐于地，不得直視皇帝，奏畢再跪謝退出。

三跪九叩作為最高禮節，用于元旦、冬至、萬壽節等重大朝賀場合，以及新帝登基、冊立太子等國家大典。

百姓見地方官（知縣、知府等），必須下跪。

訴訟時，原告、被告均需跪于堂下，稱為跪堂。

這一規定將跪拜從宮廷禮儀擴展至社會基層，使跪成為平民身份卑微的日常象征。

在民間祭祖、婚喪等禮儀中，跪拜也被廣泛推廣，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禮制體系。

“宋臣立，明臣跪”，正是皇權專制不斷強化的縮影。

朱元璋通過跪拜禮，徹底消解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地位，將所有人都降格為皇權的奴仆。

《明史·禮志》說，朱元璋的目的就是尊君抑臣。跪拜不僅是禮儀，更是心理馴化工具，通過反復的身體屈服，可以內化臣民的服從意識。

明朝禮儀，是朱元璋以禮為刃，構建絕對皇權秩序的政治工程，在精神內核上走向了更深的專制與奴役。

理解明朝跪拜之制，不僅關乎禮儀變遷，更是洞察中國帝制晚期皇權如何通過身體規訓實現精神控制的關鍵窗口。更嚴重的是，這種身體姿態的強制，并非止于朝廷，而是向社會全面滲透。百姓見官要跪，士人奏事要跪，權力通過反復的身體折疊，被刻進每一個人的心理結構之中。跪拜不再是禮，而是馴化，是服從，是對任何獨立意志的提前壓制。

這一選擇，并非文化慣性，而是高度自覺的政治設計。

朱元璋一方面高舉恢復中華的大旗，另一方面通過跪拜禮、文字獄、誅殺功臣，把所有可能制衡皇權的力量徹底壓平。

他說得很直白：禮法不嚴，何以懾天下？

這句話，幾乎可以視為明清專制的精神起點。

驅逐韃虜完成了，漢人的士大夫精神也隨之終結了。唐宋時期尚存的政治張力，在明朝被系統性消滅，官員從參與治理者退化為執行工具，人格尊嚴讓位于絕對服從。滿清正是借助這套已經高度成熟的跪拜與專制結構，才能迅速完成對中原的制度接管。

1644年之后，明朝跪拜禮被清朝全盤繼承并進一步極端化，不僅要跪拜，還要磕響頭，直至清末民初，跪拜仍被視為國粹與忠孝的象征。

明清六百年，皇權越來越集中，社會越來越低頭，制度越來越缺乏自我更新能力。

1912年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明令廢除跪拜禮，改行鞠躬，標志著這一千年禮制的終結。

歷史的殘酷就在于此，一個民族在贏得尊嚴的同時，也可能親手鎖死未來。朱元璋正是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他完成了漢文明的自救，也開始了全面馴化。

如果只停留在民族情緒層面，而不反思制度結構，任何復興，都可能只是換一張面孔的舊秩序。

文明復興，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讓所有人平等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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