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工作，是因為我不夠優秀嗎？

文 |白石 編輯|張瑞

出品|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如果你努力、勤奮，做了所有“正確”的事：考進名校，讀最熱門的專業，進最熱門的公司，卻一轉眼迎來裁員失業，即使一再降低標準，投出成百上千份簡歷，依然再難找到同等的工作——你會想問題出在哪里？你做錯了什么？是因為你其實不夠優秀嗎？

奧弗·沙龍（Ofer Sharon）現任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教授，曾任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教授，2013年，他在斯隆管理學院開始了一項長達十年的針對高學歷高技術長期失業者的研究，并把他的觀察和研究成果出版為《污名陷阱：對高學歷失業者的社會性圍獵》。

與傳統敘事不同，書中的失業者不是因技術變化被淘汰的底層工人，而是原本履歷耀眼、年薪豐厚的資深技術人員。也就是說，他們是最標準的大企業白領，城市中產。

但即使身為職場強者，裁員和失業也會不期而至。在美國，裁員已不再是周期性的經濟現象，而是滲入日常生活的結構性常態，約有四分之三的美國勞動者會在職業生涯里至少經歷一次失業。有一位技術工人在求助帖里寫到，“2023年，我三個月內被裁了兩次”。

在美國，持續積極求職超過六個月無果即被認定為長期失業（政府的失業補助金也在六個月后停止發放）。據統計數據，如今每四個失業者中就有一人是長期失業，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美國仍有超過150萬人深陷長期失業的泥潭。

相比底層失業者，高學歷高技能的失業者（也就是從事白領工作的人），中年失業后會面臨特有的困境：可供選擇的同層級崗位極少，想接受低一級別的職位，卻因“資歷過高”（往往還附帶年齡歧視）而處處碰壁。失業時間越久，求職失敗次數越多，他們越容易被認為是有自身缺陷的“失敗者”——這就是“污名陷阱”。

一旦“污名陷阱”形成，前同事、職場人脈，都會逐漸失效，求職者越是主動求助，越是自降身價，越是找不到工作，而失業者的生活，也將在失業后以驚人的速度墜落。

奧弗·沙龍教授的研究，正在當下的就業市場上重演。今年以來，全球就業市場正在發生一場共振。10月，美國雇員規模最大的科技公司亞馬遜宣布，在未來數月將裁撤近3萬個崗位。與此同時，微軟裁員1.5萬人；Meta先是大力挖角AI專家，又將AI部門600個崗位一刀砍掉。

和之前大蕭條時期和金融危機時期不同，這波裁員潮發生在經濟指標普遍向好的年份：通脹回落，失業率處于低位，科技巨頭的財報甚至亮得刺眼。谷歌股價從年初至今上漲近60%，英偉達第三季度營收同比增長66.4%。一位科技從業者回憶，在他35年的職業生涯里經歷過四次裁員，前三次都與公司經營困難有關，唯獨今年2月，他與約700名同事被裁掉的同時，公司利潤創下新高。現實是，很多裁員只是一刀切地砍掉整個項目或部門，決策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削掉了誰。

這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世界各地：基層崗位減少，高學歷、高技能人群的失業率攀升——等待他們的，往往會是新一輪的“污名陷阱”。

今年11月，在《污名陷阱》中文版出版之際，我和沙龍教授聊了聊他對長期失業者十年觀察的結果，和他對面對失業危機的人再就業的建議，以下是他的自述：

找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工作

我最開始關注長期失業問題，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時，我的研究方向是高科技從業人員的超時工作問題。但就在我做這項研究的時候，互聯網泡沫在2000年左右破裂了，兩年之內，泡沫的崩潰抹去IT業界約5萬億美元的市值。令我和當時受到波及的人感到非常驚訝的是，很多人明明已經按照社會普遍認為的成功標準做了所有“正確”的事情，他們努力、聰明，在行業里耕耘多年，讀書、進名校、進入硅谷最閃亮的公司。但市場從不講道理，幾周內，他們就丟了工作。

從那之后，我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并采訪失業者。我是一名定性社會學家，擅長深度訪談。我詢問他們求職的經歷，他們如何理解自己面臨的種種障礙。我逐漸意識到，找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工作，而且可能是最艱難的工作之一。這在情感上極其煎熬——本質上就是不斷向他人證明自身的價值，然后一次一次被拒絕。

然而，焦慮遠不止來自于被裁員，它主要源于對失業后無法東山再起、陷入長期失業或低薪工作的恐懼。這種恐懼并非空穴來風，經濟政策研究所2013年的一項很反直覺的研究結果表明，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一旦失業，其陷入長期失業困境的可能性與其他任何教育水平的勞動者相比，甚至更高。即使經過長時間的求職，許多人最終也只能從事低薪工作。這種社會階層的下滑不會體現在失業統計數據中，卻會摧毀人們的生活。

在長期失業研究中，我發現“六個月”是一條殘酷卻明確的分界線。一旦失業時間跨過六個月，求職者遭遇的將是指數級的阻力增長。雇主普遍將六個月視為一個危險信號：他們會在無意識中將超過六個月的空檔期解釋為“能力不足”、“不被前公司重視”、“存在某種隱藏問題”。在我的訪談中，多位來自金融、科技與工程領域的專業人士幾乎經歷了同樣的命運：前四到五個月還有面試邀約，而一旦進入第六個月，回音就開始驟減，某些人甚至再也沒有獲得正式面試。

這種污名會迅速抹殺過去的教育和職業成就。之前有一個這樣的研究，研究人員向有真實職位空缺的公司發送虛假簡歷。這些簡歷在技能和資格方面完全相同，唯一的區別在于申請人目前是否存在就業空窗期。結果是，有失業嫌疑的求職者接到面試的幾率要小得多。

這是污名陷阱的起點。越是超過六個月，雇主越傾向把空窗期視為“紅色警報”，求職者越容易陷入自我懷疑，面試狀態也隨之下降；情緒的波動進一步影響表現，形成“失業→被拒→表現更差→再次被拒”的惡性循環。家庭與社會關系也會在此階段開始承受壓力：配偶懷疑、朋友疏遠、同事沉默，使求職者在情感上更加孤立，而這種孤立會直接影響求職行動力。

失業本該只是職業生涯中的一個小插曲，但在美國，它被解讀為一種信號：這個人有問題。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受訪者之一，拉里，在MIT獲得數學博士學位后，就投身科技行業，工作了30年，他最后一段科技公司工作經歷是在語音識別領域。然而，時運不濟，50多歲的拉里在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失業期后，成為一家百貨商店的收銀員，領著略高于最低工資線的微薄薪水。

每當我跟朋友講述拉里的故事，他們都會困惑不解，反復追問拉里是不是有什么問題，他們好像都在期待我給出答案，為什么偏偏是拉里找不到工作？然而，幾乎沒有人關心過拉里是怎么失業的，也沒有人問過我這個故事背后的招聘制度問題。

美國人對優績主義的推崇讓他們喜歡把失業的過錯推到個人身上，而失業者本身就是可恥和尷尬的，這時候連開口尋求幫助都要承擔巨大的壓力。62歲的薩姆是一名資深藥劑師，被裁員后本以為憑自己的資歷可以很快回到行業里。可現實遠比他想象得更漫長——兩年過去，他的儲蓄被一點點吞噬，最終不得不開始領取社會保障金。

有一次，他鼓起勇氣去參加一個行業會議，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五十來個舊同行幾乎都到了，對他來說那本該是重新建立連接、爭取推薦的最佳時機。可是在關鍵時刻，他退縮了，當有老同事拍著他的肩膀問他“現在在忙什么”時，他愣了一下，羞于承認自己已經失業，然后說：“嗯……我基本上決定退休了。”于是，對方露出燦爛的笑容，說：“恭喜你，薩姆！真為你高興！”周圍的幾個人也紛紛舉杯，為他的“退休”慶祝。只有他自己在心里默念：“我開始領退休金了沒錯……但如果有人愿意給我一份兼職工作，我會馬上去。”

在美國，不論你教育程度多高，都可以在失業后以驚人的速度墜落。住房貸款、醫療賬單、生活方式的慣性、對外界的羞恥感、家庭內部的緊張……這些力量全部疊加在一起，讓你在短短幾個月里從穩穩的中產身份掉到社會的邊緣。

我在研究中看到的，不只是職業困境，也是人際網絡的塌陷。一個受訪者告訴我，失業半年后，他的妻子開始懷疑他沒有盡力找工作；朋友們逐漸減少聯系，甚至連曾經親密的同事也變得客氣疏離。我們都愿意相信愛與友情能抵擋外界的惡意，但事實往往相反：越親密的人越容易將恐懼投射到你身上。他們急切地想知道“你是不是做錯了什么”，因為這樣才能讓他們相信自己不會遭受同樣的命運。

這些故事構成了我所謂的“360 度污名”：你向上看，會看到雇主和 HR 的偏見；向外看，會看到同輩的避讓；向內看，會看到自我懷疑；向后看，甚至會看到家庭關系因緊張而變形。失業不僅奪走收入，它破壞的是一個人和世界之間的全部連接。

這是一個360度無死角的污名邏輯鏈條，我把它叫作——“污名陷阱”。

這是我在研究中反復看到的：失業并不是一次職業暫停，而是一次難以逆轉的社會性墜落。一個人一旦失業，不論學歷，不論工作經驗長短，都可能陷入同一個深井。

是這個系統無法容納他們

為了弄清失業歧視的機制，我和HR進行了深入交談，他們是負責決定雇員去留的人。匿名之后，他們談得意外坦率，甚至有一種“終于有人愿意聽真話”的松弛。我問他們怎么看待有空檔期的求職者，他們幾乎都給了類似回答：如果一個人真的優秀，他應該已經有工作了。

最讓我難忘的是一個招聘人員說，他明明知道這句話荒謬——因為他自己曾被整個團隊一起裁掉，而當時他正是團隊里最能干的人之一——但他必須迎合雇主的偏好，在審核簡歷時，把那些“正在職的候選人”排在失業者前面。

這一切聽起來像悖論，但放在現實語境里卻殘酷得合理。簡歷像山一樣高，一個招聘官一天要看幾百份，根本不可能逐字閱讀，他們只能自動尋找捷徑，于是失業、年齡、資歷過高或過低，都被視為“危險信號”。LinkedIn 的出現讓情況變得更糟。根據LinkedIn的數據，HR在每個檔案上平均只停留20秒——這20秒里大部分時間都在看照片。一個招聘官沒有時間理解你的教育和職業生涯，卻要在幾秒鐘內判斷你“看起來是不是個干活的人”。這和專業能力毫無關系，卻決定了人能不能拿到渴望的職位。

求職網站進一步壓縮了人的復雜性。以前，你可以為不同路徑準備不同版本的職業形象；而現在，你只能維護一個單一的檔案、一個標簽、一個“品牌化的自我”。這種單一性讓轉型變得更困難，也讓任何失業空窗期都無處遁形。一旦你不再穩定、線性、持續向前，算法、招聘官、前同事、朋友甚至家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把這些波動視作失敗的信號。

莎倫是哈佛畢業的高材生，在金融行業有二十多年的經驗，職業路徑穩健而成功。被裁員以后，她把這次挫折視為一個轉型的機會——她不想再為大公司做會計，想轉向更貼近人的個人投資顧問領域。為此，她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完成培訓，拿下業內廣受認可的投資管理證書。

按理說，這是一次順理成章的職業轉型，但事實完全相反。三年過去，她既回不了舊崗位，也進不了新領域。她告訴我：“我明明做過很多和投資顧問一樣的工作，只是場景不同，可在他們眼中，這不算經驗。”她遇到的每一家機構幾乎都提出同樣的問題——“你有沒有在完全相同的環境里做過這件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門就迅速關上。培訓不但沒有給她打開金融行業內部的新路，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她說，“我的證書既關上了通往舊世界的大門，也沒能幫我進入新世界。”

更殘酷的是，這三年的努力在HR眼中變成了另一種“危險信號”：如果你這么久沒有回到行業，肯定是你有問題，你已經和職場環境脫節了。就這樣，一個能力強、資歷深的人，被困在職業的夾縫里——前路推進不了，后路退回去也不行。最終，她只能去做一份接近最低工資的零售工作來維持生活。

拉里和莎倫到底做錯了什么？

真正的答案令人不安：他們沒做錯什么。相反，是這個系統無法容納他們。當你從高處跌落，重新上升幾乎不可能，因為你會同時被兩端拒絕。你原本的行業嫌你“過時”，而更低一級的崗位又嫌你“資歷過高”。學歷越高、經驗越豐富，陷入長期失業的幾率越大。對很多人來說，這幾乎像一個笑話：他們曾為走向穩定而投入幾十年的努力，而現在，正是這些努力把他們困在了找不到工作的境地里。

不要停止找工作

我曾在 MIT 的教室里觀察過這樣一個場景：十幾個長期失業的求職者圍坐在一起，第一次聽到別人用同樣的語言描述同樣的痛苦。他們分享被拒絕的經歷，分享夜里睡不著的焦慮，分享那些不敢告訴家人的羞恥。空氣里漂浮著一種奇特的解脫感——有人突然意識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個例，而是處在一個更大的、結構性的困境里。理解這一點后，人便能重新站起來。

正因如此，我創辦了“職業轉型研究所”（Institute for Career Transitions）。我們和生涯指導師合作，為失業者組織小組會談、百人工作坊、職業訓練營。我們告訴他們：問題不是你做得不夠多，而是你所處的環境發生了變化。我們教他們如何與恐懼共存，而不是如何“消除恐懼”。我們幫助他們找到新方向，而不是試圖讓他們回到舊軌道。我們試圖幫他們建立人際支持網絡，因為在美國職場里，真人的推薦往往比漂亮的簡歷更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再條件反射似地覺得失業是失業者自己無能。設想一下，一個幼兒園有6個孩子，但只有5份作業要完成，沒有作業做的孩子不能吃午飯。如果你的孩子在這里上學，你肯定會非常憤怒，要求改變規則，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吃上午飯。那我們為什么會允許類似的情況在社會層面發生呢？這是因為優績制度神話讓我們誤以為失業不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會發生在“無能的人”身上。而我們對他們的處境一無所知。

過去兩年，美國經歷了與互聯網泡沫相似卻更深刻的震蕩。疫情之后，遠程工作讓競爭從城市內部變成了全球范圍；人工智能的興起讓整個行業都處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里。一些公司在利潤創歷史新高的當下裁掉整個部門，只因為投資者需求“提高效率”。很多優秀的軟件工程師、項目經理、數據科學家開始第一次面對“我是不是也會被淘汰”的現實。

這種恐懼，比我在 2000 年看到的更深。一方面，經濟指標向好——股市繁榮、通脹下降、就業數據穩定；另一方面，勞動者卻比任何時候都焦慮。因為大家終于意識到：穩定不再是勞動市場能提供的東西。行業正在重塑，技術的浪潮沒有任何減速跡象。

你問我該如何看未來，我必須誠實地說，我無法給出確定的答案。AI 會摧毀一些工作，也會創造一些工作；競爭會變得更激烈，也可能在某些領域變得更開放。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結構轉型，它既伴隨著希望，也帶來很多問題。

但我知道一件事：在這個系統里生存下來的，不是那些簡歷最完美的人，而是那些能理解自身處境、能堅持與外界保持連接、能讓自己不被羞恥吞沒的人。求職者最需要明白的，也許不是如何寫一份更好的簡歷，而是如何與自己的經歷和解——如何不把暫時的低谷誤判為人生的結論。

當人理解了這一點，污名的力量就會削弱，他們就能向前走。不要停止找工作，繼續嘗試，哪怕這要用上好幾年，如果你停止找工作，污名陷阱就真正形成了。在我十年中訪問的長期失業者里，有一半的人最終找到了和自身能力匹配的好工作，這讓我仍然相信人可以從困境里走出來。

作者簡介

文 | 白石 編輯 | 張瑞 出品 | 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