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院長，核心人物的命運導致歷史名畫的命運

在長江之畔的金陵故都，南京博物院的飛檐斗拱間，無聲隱藏著一部中國文物的顛沛史。這座“中國三大博物館”之一的文化殿堂，其命運與歷任掌舵者的人生軌跡深度交織，而一幅仇英《江南春》的跌宕沉浮，正是這段歷史最尖銳的注腳——核心人物的抉擇與境遇，最終寫就了文物的榮枯與尊嚴。

一、從首都底蘊到護寶圣地，南博本是文化淵藪

1927年北伐勝利后，南京成為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這份首治地位讓它天然承載起文化傳承的使命。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華北危急，為避免國寶遭戰(zhàn)火劫掠，故宮博物院牽頭啟動文物南遷。1933年日軍攻占山海關、熱河的緊張局勢下，故宮博物院將最精華的藏品分五批共計13,491箱緊急南運，從北平經(jīng)平漢、隴海、津浦鐵路秘密運抵上海，存入法租界的倉庫。在蔡元培、傅斯年、李濟等學界巨擘倡議下，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南京成立，并在朝天宮修建庫房，于1936年底將存滬文物全部運抵南京。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這批文物雖再度西遷避禍，卻在文博工作者的舍命守護下幾無損毀，分別保存于貴州安順、四川樂山和峨眉山。1947年抗戰(zhàn)勝利后，三路文物全部集中到重慶，隨后東歸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國民黨政府從南京庫房中挑選了2,972箱文物（約占南遷文物總數(shù)的22%），分三批運抵臺北。留在南京的11,178箱文物，在建國后大部分于1950年代北返北京故宮，但仍有一部分留存南京博物院，形成了“一宮文物分藏兩岸三地”的現(xiàn)狀。從民國時期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到新中國的南京博物院，這里始終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保險箱”，匯聚了從遠古石器到明清瑰寶的文化精華。

二、江浙文脈歸藏，藏品在時代浪潮中擴容

新中國成立后，首都定于北京，但南京地處江浙滬明清文化核心區(qū)的地理優(yōu)勢未減，反而迎來了文物征集的特殊浪潮。明清以來，江南地區(qū)私人收藏蔚然成風，“虛齋”龐萊臣等收藏大家的藏品堪稱當世頂尖。然而，特殊歷史時期的政治沖擊，讓許多私人收藏家不得不選擇“無償捐贈”，將畢生所藏托付國家。

1950年代風起云涌的土地改革、私營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等運動，使得大型私營企業(yè)和地主階層成為改造對象。擁有巨額財富和大量藏品的舊式家族面臨巨大壓力，“主動”將藏品捐贈或出售給國家，成為保全家族和文物的一種普遍選擇。在這一時代潮流裹脅之下，龐增和也不得不持續(xù)捐贈，他不僅捐贈給自己居住的城市蘇州，也將大量書畫、古籍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機構，以獲得“愛國捐獻”的庇護。包括一批137件虛齋舊藏捐予南博，其中就包括后來引發(fā)風波的《江南春》。

更有文革十年的特殊背景，紅衛(wèi)兵抄家沒收的大量文物被集中收歸國有，南博作為江蘇文博重鎮(zhèn)，自然成為這些藝術精華的主要接收地。加上考古發(fā)掘的新獲與機構合并的整合，短短數(shù)十年間，南博館藏從數(shù)萬件躍升至四十余萬件，涵蓋瓷器、書畫、銅器等各類珍品，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寶庫。

三、制度真空下，文物尊嚴淪為權力附庸

海量文物的涌入，卻遇上了文物管理制度的先天不足。建國初期，文博領域的法規(guī)體系尚未健全，文物征集、保管、處置的流程缺乏明確規(guī)范，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中，為亂象滋生提供了土壤。

彼時，“借走不還”成為常態(tài)，不少權貴以“鑒賞”為名長期占用館藏珍品，最終不了了之。1964到1984年，姚遷任職南博院長期間，多位江蘇省級老干部以私人觀賞為由，從南博借走大量珍貴館藏字畫，且借后長期占用拒不歸還。姚遷將每一筆借調信息都詳細記錄，還屢次主動上門催討，始終強調“文物是國家的，不能長期放在個人手里”。他這種堅守文物公有屬性的較真態(tài)度，徹底得罪了這批手握權力的權貴遭惡意誣陷，再被《光明日報》不實報道施壓，最終以自縊以證清白。

各地博物館“監(jiān)守自盜”時有發(fā)生，個別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將真品偷梁換柱。“貍貓換太子”的戲碼屢見不鮮，以假換真后，珍貴真品流入黑市，而庫房中留存的贗品卻被當作“館藏”蒙混過關。承德外八廟管理處文保部主任李海濤，借職務之便，在1993-2002年的10年間監(jiān)守自盜259件文物，由其以假換真流入文物拍賣市場的珍貴藏品終被識破而獲死刑。

這些亂象的核心，在于權力缺乏有效制衡，文物的文化價值被漠視，淪為少數(shù)人謀取私利的工具，無數(shù)國寶在暗箱操作中失去了應有的尊嚴與歸宿。

四、院長命運沉浮，寫就文物榮枯悲歡

一座博物館的品格，往往由院長的素養(yǎng)與風骨定義。南博歷任院長的人生軌跡，恰是文物命運的“風向標”，有人為護寶獻身，有人卻讓文物蒙羞。

南博的學術根基，由民國時期的精英奠定——傅斯年以史學泰斗之姿搭建建制，李濟以考古之父的嚴謹規(guī)劃館舍，蔡元培以學界領袖之力爭取資源，他們“以學術立館”的理念，為南博埋下了專業(yè)基因。新中國成立后，首任院長徐平羽搭建起機構框架，而曾昭燏作為我國首位女考古學家，以專業(yè)嚴謹主持文物鑒定，立下“文博人不私藏古董”的鐵規(guī)，卻因政治運動不堪侮辱而跳樓自殺；繼任者姚遷為捍衛(wèi)國家文物得罪權貴也蒙冤自縊身亡。這兩位院長的自殺，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為守護文化尊嚴捐身的縮影，他們以生命捍衛(wèi)了文物的神圣。

然而，這份專業(yè)傳承在后來逐漸斷裂。梁白泉主政后期，開啟館藏“清庫調劑”口子，為文物外流埋下隱患；非文博科班出身、有著特殊軍旅履歷的徐湖平，更是成為時代悲劇的制造者。1997年，他以南博常務副院長身份簽字，將標注“偽作”的《江南春》劃撥給自己兼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該畫以6800元賤賣給“顧客”，2025年卻以8800萬估價現(xiàn)身拍賣場。他無書畫鑒定能力卻手握處置大權，以“沒經(jīng)手”甩鍋，無視捐贈人信任與文物價值，讓國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尊嚴踐踏。

五、文化賡續(xù)，容不得精英斷層與治理缺位

仇英《江南春》的命運轉折，從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南博歷任院長專業(yè)傳承斷裂、權力與責任錯配的必然結果。從民國精英奠定的學術根基，到曾昭燏、姚遷以生命護寶的風骨，再到后期非專業(yè)管理者的權力濫用，南博的變遷折射出一個深刻道理：民族文化的賡續(xù)，從來不是被動的留存，而是主動的守護。

一個民族的文化血脈，需要精英群體的專業(yè)堅守來維系，需要健全的制度來保障。南博的教訓告訴我們，文化傳承容不得治理缺陷的長期存在，更不能容忍專業(yè)精神的失落。唯有正視歷史中的制度漏洞，堅守“以學術立館、以專業(yè)護寶”的初心，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避免文物蒙羞的悲劇重演。

文化的生命力，藏在每一件文物的尊嚴里，更藏在守護它們的人的良知與專業(yè)中。承認缺陷，彌補短板，方能讓千年文脈在歲月長河中真正安身立命。

作者 | 吳必虎 豆包

編輯 | 周晴

圖源 | 網(wǎng)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