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困境，追尋微光——評梁鴻紀實新著《要有光》

梁鴻的紀實新作《要有光》，將筆觸沉潛至當代中國青少年心理困境之中。作品源自作者個人化的內省與“切膚之痛”——“我突然意識到，我無法回應和碰觸我孩子的痛苦……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這份拷問驅動作者深入探訪那些“失學、休學在家”“被困住”的孩子們的內心世界。

《要有光》，梁 鴻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出版

讓孩子說話：從“問題客體”到“敘事主體”

與諸多關注青少年問題的文本不同，《要有光》注重呈現青少年個體的內在敘事和主觀感受。作者沒有將孩子僅僅視為被觀察、被診斷的“問題案例”，而是竭力將他們還原為擁有自身邏輯、感受與判斷的敘事主體。這種視角的轉換，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首先，孩子的聲音在書中得到顯著放大。書中大篇幅引用孩子們的原話，或轉述他們的想法與感受，這些“證言”構成文本中極具沖擊力的部分。例如，敏敏在敘述母親的家暴行為時，將其與父母的情感糾葛聯系起來，指出那是母親“發泄自己的不滿，想通過打我引起我爸的關注”，呈現了她對家庭內部情感動力的解讀。同樣，雅雅的日記展現了她在學業壓力下的內心掙扎與哲學層面的思考；當吳用因其學習方式與母親陳清畫的期望產生沖突時，他對母親提出“媽媽，你得繼續學習”的要求，點明了代際認知上的差異；小麗則以一句“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說什么”直接宣告了與母親溝通的無效。這些敘述都遠超簡單的“叛逆”或“癥狀”標簽，它們呈現的是孩子基于自身經驗形成的、有內在邏輯的判斷和認知框架。

其次，孩子的感官與情緒體驗被視作敘事要點。梁鴻不厭其煩地描摹孩子們在特定情境下的具體感受。敏敏在和光中學真切感受到什么是“密不透風”，她吃飯時經常被噎住，感到極度痛苦，喝洗衣液后“食道火辣辣的”，逃跑時躲在玉米稈下，“只記得自己雙腿發麻”，在ICU病床上“除了吃睡，時間不知道怎么打發。身體很疼……感覺非常痛苦”；雅雅因焦慮而“手心濕滑得握不住筆”，在精神病院內心分裂，“表演正常”；小正在物理和心理層面遭遇雙重隔離，他“安靜地坐在教室后方，像一個‘孤島’一樣”……這些細致入微的感受描繪，使得他們的痛苦從籠統的概念具象為讀者可以感知的生命經驗。作者的筆觸始終聚焦于孩子們的內在感受，而不僅僅停留在外部行為的記錄上。

這種將孩子提升為敘事主體的做法，其意義首先在于實現了真正的“看見”。長期以來，青少年的內心世界在成人主導的話語體系中往往是被簡化、被誤讀甚至被忽視的。《要有光》通過賦予孩子話語權，讓他們的感受和邏輯得以呈現，這本身就是對其作為獨立個體價值的基本承認，也是社會得以真正理解和共情這一群體困境的必要起點。

靠近的筆觸：以體認式書寫抵達真實

《要有光》的紀實性根植于其內容的真實性，而其獨特性更體現在作者如何呈現這份真實。梁鴻并未采用純粹客觀、抽離的記錄方式，而是選擇了充滿耐心與關切的呈現策略。其中，“文學性筆觸”尤為關鍵——這不是為了虛構或追求單純的審美效果，而是深化紀實力量的重要手段，亦是作者對具體情境中“真實的人”進行細心體認的結果。

無論是和光中學“碉堡”般的壓抑感，還是雅雅家中明暗對比強烈的房間——這些細節都是作者耐心觀察、細心體認的結果。正如梁鴻在訪談中所說，她與孩子們長時間相處，“不像一個采訪者”，而是像朋友一樣聊天、共同生活。這種深入的、非功利的陪伴使得她能夠捕捉到那些細微之處，將抽象的困境具象化，將標簽化的人物還原為有血有肉的個體，讓讀者得以貼近每一個在困境中掙扎的生命，感受其所處的真實情境與復雜心緒。

圖源：視覺中國

同樣，書中象征和隱喻的運用，最終也指向對個體精神世界的體認。書名“要有光”本身即是對希望的艱難追尋；阿叔送出的玩具鐵鍬等敘述元素往往承載了人物在困境中的精神寄托、內在韌性或外部支持。作者捕捉并呈現這些細節，體現其試圖理解個體如何在黑暗中尋找意義和連接的努力。作者拒絕將人簡化為問題或數據，而是通過種種感性細節努力靠近個體真實。這種書寫所傳遞的耐心與共情，不僅使“看見”深入情感層面，更示范了一種嘗試理解他者內心世界的必要態度與路徑。這種基于長時間陪伴和真誠投入的姿態本身或許就是一種重要的介入方式，是贏得信任、打開心門的另一種可能。

看見結構與局限：在復雜性中開啟反思

在體認個體經驗的基礎上，《要有光》并未試圖提供簡單的因果解釋或普適性的解決方案。其書寫策略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它忠實地呈現了現實的模糊性、矛盾性以及許多情況下“無解”的困境。

作者并未回避那些令人不安的現實。例如李風，作為一個在班級中成績墊底、被評價體系邊緣化的學生，“幾乎沒有機會說出過話”，在家中又面對父母的沖突與情感缺位，最終徹底沉默，無思無欲。他的困境并非單一事件觸發，而是長期被外部環境擠壓，生命力缺少得以滋養的空間的結果，這種系統性的消耗讓所有外部干預顯得蒼白。而小關，在與母親一次激烈的溝通嘗試失敗后，將自己封閉在堆滿垃圾的房間里，彼時，家中的生活空間成了校園的延續，門外沒有可期待的東西。緊閉的門成為一個物理和心理上的雙重困境，即使是充滿熱忱的阿叔也無能為力。又如小正被同班家長聯合要求驅逐的事件，其中交織著家長對成績的集體焦慮、學校管理的困境以及小正母親在家庭結構中的弱勢與無奈，各方力量的拉扯使得問題難以調和，最終呈現出一種“獵手面對獵物”般的殘酷局面。

這些案例的呈現，并未簡單指向“誰對誰錯”，而是展現了結構性因素，如教育壓力、家庭矛盾、社會偏見以及現實干預的局限性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作者通過細致還原這些情境，避免了將責任簡單歸咎于某一方。

這種直面復雜與“無解”的姿態，恰恰構成了本書的力量所在。它通過呈現困境的艱巨性和多重因素的纏繞，邀請讀者正視問題的真實難度，為更理性、更具建設性的社會反思開辟了必要空間。

回顧梁鴻的創作歷程，從“梁莊三部曲”開始，她便以扎實的田野調查和深切的人文關懷，在中國當代非虛構寫作領域奠定了重要地位。“梁莊”系列聚焦鄉土中國在時代變遷中的宏大議題，而《要有光》則標志著她將目光轉向當代青少年幽微的內心世界。盡管題材有所轉換，但梁鴻堅持非虛構立場、賦權予失語群體，力求以文學筆觸呈現真實的復雜性，并持續反思社會結構性問題。可以說，《要有光》既是梁鴻創作譜系中的一次重要延伸，也是她在“梁莊”之后，再次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共情，捕捉并直面當下中國社會一個不容忽視的痛點。

梁鴻坦言面對許多案例感到“無解”，但書中實現的“看見”本身，恰恰構成了“光”的一部分，也成為了改變的起點。看見那些不被看見的孩子，看見那些被忽視的結構性根源，看見我們自身可能存在的盲區，看見每一個具體生命在困境中的掙扎與微光——這是打破沉默、促進理解、激發反思的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要有光》的出版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社會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