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鎮，歷史洪流中的顛簸舞臺

明清江南堪稱經濟發展范例。史學家范金民就曾在其著作《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中指出，明清江南市場活躍，全國中心市場、區域中心市場、地方專業市場，還有遍布江南農村的鄉村小市場，“在明后期約250個，在清乾嘉時期400余個”。然而，被裹挾在歷史洪流中的鄉紳乃至豪門望族如汪洋中的一葉孤舟，或起或落，或載或覆。

近來研究明清江南地域的學術著述頗豐，《市鎮內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結構與社會變遷》一書，書名雖有“市鎮”二字，但實質上是通過市鎮發展深挖晚明江南家族興衰的歷史規律。作者楊茜長期從事明清史及江南區域史研究，她以權勢階層為切入點，深入市鎮內部，揭示了在帶有明顯人為“創市”痕跡的市鎮中，權勢群體的形成與變化。

《市鎮內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結構與社會變遷》，楊 茜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本書所指之“市”，是介于鎮與村之間的小集。這些小集雖不似鎮那般人流密集，經濟體量也稍遜，但彰顯了一定的商業流通特色，常常聚集形成體量較大的“主姓”家族，近似于現在所說的抱團發展。楊茜梳理這些新興“市鎮”的發展歷程后，總結“主姓”家族從平民百姓實現“士紳化”的主要路徑有三：一是或“借助宋元以來積累下的家業”或“通過入明之后的土地開發積累財富”，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出人頭地；二是通過取得功名，實現揚名立萬；三是通過在官府委任的基層職能（比如糧長）獲得經濟利益，從而實現在當地高人一等。

三條路徑之中，功名堪稱“硬通貨”，是歷史洪流中的不倒翁，當然卷入上層政治爭斗者除外。曾著有《丁賓傳》的楊茜在這里詳細解讀了嘉善北部沉香湖畔丁賓家族的輝煌業績。明隆慶五年（1571）丁賓中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后累加至太子太保（正一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丁賓的入仕帶動家族興盛”，其家族所在的“丁家柵進一步發展成為具有明顯‘主姓’色彩的自然集鎮”。

不過，以今天的視角審視，丁賓的入仕多少帶有某些灰色成分。丁父堅信，“一個家族在幾代之內，如果沒有新的科舉成功，向下流動的進程會進一步加速”。在經歷大兒子丁寅“兩次鄉試不中”后，丁父劍走偏鋒，“把兩個兒子送進北京的國子監讀書”。自宣德朝以降，江浙一帶極度推崇科考功名，加之經濟基礎較好，要想在千軍萬馬中擠過科舉的獨木橋，概率低得讓人望而生畏。進入國子監讀書的最大益處在于，“可以在順天參加鄉試，進而能爭取更大的科考勝算”。在今天看來，這是活脫脫的高考移民。能走出這樣的曲線科舉道路，足見丁父眼光之高遠，當然其家底也相當殷實。

丁賓的成功顯然具有強烈的示范意義。當地人陸氏亦曾照貓畫虎，“利用投貲入監的方式，參加順天府鄉試”。相較于丁父，陸氏做法更為出格，他想方設法“轉換籍貫，入籍順天府”，以便“后代子孫都能有參加順天鄉試的資格”。

科舉之路越是艱難曲折，越是表明功名在江南地區具有不可替代的召喚力，功名是所有上升通道中最為穩定的入場券?！白详澓蚴贤ㄟ^‘一門三進士’的科舉榮耀，從一普通貧寒之家，迅速崛起為當地最大的門第望族?！笨梢坏┦スγo佑，“主姓”家族在面臨其他挑戰時，極易陷入被動局面。紫隄村的沈氏嘉靖朝后因“再無貢生以上的成就，生員亦極少”，因而“逐漸失去了紫隄村大族的地位”。墻倒眾人推，明清鼎革之時“奴變”四起，沈氏遭家仆“沈添等人變亂”，“家產遭哄搶”，自此一蹶不振。另有“何氏因科名斷層被新興楊氏逐出何家市”。

圖源：視覺中國

除了功名，其他“主姓”家族創市之初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像紫隄的沈氏善經營棉布和藍靛貿易，至嘉靖年已成為“紫隄近村第一著姓”。海門的歸雷以抗倭義舉聞名，在此前的嘉靖十六年（1537），縣城西面虞山腳下尚湖岸邊的一片低洼水田被歸雷占有。這片水田，因堤防崩壞而遭棄置，歸雷出巨資，借修堤的機會，將水田占為己業?？催^《萬物生》的讀者想必不會陌生，農耕時代的田地其價值非常巨大。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鄉紳參與公共治理活動并不是純公益性的，他們常常會夾帶私貨，從中謀取私利。

相比之下，一些因擔任基層職能如糧長者，其發展壯大自帶“灰色”。紫隄的秦氏是明代前期非常典型的糧長大戶。楊茜指出，糧長“身份位置相當優越，地主大戶多以得充糧長為榮”。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糧長看重的往往是“借職務之便，征解過程中上下其手，中飽私囊”。至少在宣德年之前，糧長一職實乃肥差，這也成為一些人的致富之路。

實現地位上升后的“主姓”家族，為鞏固其社會地位使出渾身解數，有的選擇攀附地方官員，尋找靠山；有的附庸風雅，大興園林之風，更以此作為結交“有實力”官員和社會知名人士的媒介；有的相互之間通過姻親等方式構建裙帶聯盟，進一步“鎖定”階層地位，像“丁賓的子侄輩、曾孫輩、所娶的女子幾乎全部來自品級較高的官宦家族，包括巡撫和中央官員，而丁氏女子則無一嫁入布衣之家”。當然，必要的公益行動是臣服人心的重要舉措，因此“持續的義舉是（鄉紳）獲得鄉間聲譽和支持的重要方式”。憑借交游和姻親疊加起來的社會關系，“主姓”家族的鄉紳形象逐漸“士紳”化，成為地方官員座上賓，經常出面協助維護社會秩序，牽頭公益義舉。

歷史表明，盛極必衰，“主姓”家族亦難逃這一規律。在楊茜看來，“主姓”家族的衰落具有多樣性和個性色彩，但也有某些共性。士紳化的鄉紳有時會遭到其他家族的強力競爭與挑戰，如天啟年間，長涇的夏氏在與顧家的爭斗中敗北而不得不搬離。先富家族遭遇后來者的挑戰，“長江后浪推前浪”。

相較而言，體制性衰落才是壓垮“主姓”家族的稻草。楊茜指出，“明初設置的賦役制度，經過百余年的發展，逐漸變形，賦役沉重、簽派不均成為基層社會中的一大弊病”，那些曾經實力強大的“主姓”家族包括嘉善丁氏，亦因難堪徭役之重而走向衰敗，除非家族中持續有人入仕?！皬拈L涇夏氏歷代傳主的資料來看，家族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是被迫承擔嘉靖、隆慶年間府、縣的庫子、斗級和筑城的徭役。”那些曾經風光無限的糧長，自正德之后，“隨著官紳優免的擴大、民戶的逃亡，作為稅糧征收基礎的里甲制度逐漸解體，田賦征解愈加困難，大量的虧欠都責納到糧長頭上”，當“贈累日增”，終不堪重負。

總而言之，江南“主姓”家族在建構晚明基層社會秩序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作為社會的一分子，他們又往往難以掙脫歷史潮流帶給他們的動蕩與不安。

原標題：《明清江南市鎮，歷史洪流中的顛簸舞臺》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周怡倩

本文作者：陳 斌